何新仅凭一块伪碑，就把唐朝的皇亲国戚考证成“共济会”成员？

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的发酵，“共济会”这一概念以前所未有的热度渗透进公众视野。在一些所谓“揭秘”叙事的渲染下，它被描绘成一个无所不能、操纵世界历史的神秘组织。许多人在接触到这些耸人听闻的“内幕”后，仿佛找到了终极答案，将其奉为颠覆认知的“真理”，如获至宝。

然而，在这种狂热宣传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具迷惑性的陷阱，而这一点恰恰被绝大多数人所忽略。这个陷阱的套路手段与另一股“西史辨伪”的话题如出一辙：它们都以“颠覆”和“揭秘”为旗号获得拥护，却在行“解构”和“虚无”中华文明之实，尤其是这两个话题之鼻祖，都出自一人之手。

某些“西史辨伪”的鼓吹者，表面上是在批判西方中心论，声称要“正本清源”，但其最终结论，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险恶的嫁接于西亚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地区，从而在根本上消解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同样地，某人一手宣传的“共济会阴谋论”，也将其所“揭露”的最终矛头，直指我们自身中国的历史与根基进行颠覆。

接下来，我们将剖析这些论调的荒谬之处，撕开其“揭秘”的伪装，还原历史的真相。一睹何新是如何仅凭一块伪碑，就把唐朝的皇亲国戚考证成“共济会”成员的？

在《何新文史》公众号当中，发布了多篇文章，如《》，点击蓝字即可跳转阅读。在这篇文章中，何新直接把“唐代名臣房玄龄、郭子仪是叙利亚景教信徒”几个大字作为标题放在开头，断定大唐的开国功臣房玄龄和大唐中兴名将郭子仪等众多皇亲国戚和唐朝支柱的名臣良将，就是信奉西亚叙利亚景教的一神教信徒。

在其发布的《中国现存最早的光明教——唐代的独眼神刻碑》一文中，称景教就是光明教，最早源自埃及和古中东地区，光明会、共济会是其信徒传播的组织形式。

何新称: “唐代名臣房玄龄、郭子仪都是景教信徒，据《正教奉褒》记：“唐代奉景教者遍于朝野，以汾阳王郭子仪、梁国公房玄龄为士大夫中最著名者。”这段话是何新的原话，本人对这段话无任何更改。

首先，何新的这种行为，是对中国史学研究最基本准则的公然践踏。 严肃的历史考证，要求论者必须基于确凿、多重且经过审慎辨析的史料。然而，何新的所谓“考证”，是对伪碑毫无根据的凭空联想，而且何新提到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也没提到房玄龄等人是否信奉景教的事！

其次，何新提到的所谓《正教奉褒》一书也根本不存在！在《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中国丛书综录》等所有权威的中国古籍目录中，均不存在一部名为《正教奉褒》的书籍。无论是史部、子部还是集部，都找不到它的任何记录。这是一个凭空捏造，来路不明的“伪书”。

何新用一本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伪书”作为证据，来证明一个惊天动地的“历史事实”。这已经不是学术考证，而是文学创作，是赤裸裸的造谣。

房玄龄和郭子仪在中国历史上是何等人物？一个是大唐开国元勋和贞观宰相，一个是挽救大唐于危难之际的中兴名将，何新苦心积虑的把唐朝皇族的左膀右臂污蔑为信奉外来“夷教”的人，此意何为？

唐朝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根基是儒家思想为主导。房玄龄作为《贞观政要》的核心人物之一，其思想完全来自儒家。郭子仪的言行举止，更是完全符合儒家所倡导的忠、孝、仁、义等道德规范。他们的人生价值和政治抱负，都是建立在儒家信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上。

房玄龄和郭子仪，都出身于唐朝时期最显赫的汉族顶级名门望族或军功世家，家族成员与唐朝皇族紧紧相连，世代联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房玄龄的子女与皇室成员通婚，郭子仪的女儿更是嫁给了唐代宗，成为皇后，家族数代人与李唐皇族宗室联姻次数达数十次之多！房玄龄和郭子仪早已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而是血脉相连，与国同休的皇亲国戚。

把房玄龄和郭子仪考证成西亚异教徒，不就等同于颠覆整个唐朝皇族的正统性？何新在明知这一历史事实的情况下，却依然强行将他们“考证”为“西亚叙利亚景教徒”，其矛头所指，绝非这两个人，而是他们所代表的整个唐朝皇族统治集团。

按照何新的逻辑，既然大唐皇室最核心的姻亲与重臣都是“信奉夷教之人”，那么整个李唐王朝岂不是也要被你连根拔起？

这种言论的恶劣之处在于，它以“学术考证”为幌子，行“历史虚无主义”之实。 何新的全部论证建立在一本他本人凭空捏造的伪书《正教奉褒》之上，这已经不是治学态度的问题，而是公然的学术造谣。

要全面理解何新的历史观，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他对某一朝代或某一事件的论述，而将其碎片化的观点拼接成完整的合集来刨根。当我们将何新关于景教、唐朝、明朝以及元朝的论述联系起来审视时，一条清晰而颠覆性的逻辑主线便浮现出来。

何新揭露“共济会”的目标主要锁定在唐朝和明朝这两个汉族建立的鼎盛王朝，他还把明朝的国号与光明教恶意捆绑，通过对来历不明的伪史解读，甚至发明新的伪史，试图论证这些汉人王朝的核心统治层——从开国皇帝（如朱元璋）到辅弼重臣（如房玄龄、郭子仪）——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而是源自西亚的景教徒。

在何新的“共济会”体系叙事中，这些景教徒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跨朝代的庞大的秘密网络。被何新描绘成带有“光明会”或“共济会”身份的“西亚一神教”组织。因此，唐宋明等朝代的历史在何新笔下则不再是汉人王朝，而变成了一场由外来秘密社团策划和操纵的“祸乱华夏”的群体。

何新先是通过质疑唐宋明与西亚光明教有关，将唐宋明等汉族王朝从“中华正统”中剔除出去。在他的篡改下，一个由“外国代理人”和“秘密社团成员”掌控的政权，其合法性是存疑的，甚至是非法的。在完成了对汉家王朝的“污名化”之后，何新终于将他唯一的、最高的赞誉给予了元朝。

当唐宋明等汉人建立的王朝，其开国勋贵和皇亲国戚都被他“考证”为西亚一神教的“共济会成员”后，这些朝代的“中华正统性”自然就被他从内部瓦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何新对由蒙古建立的元朝却极尽赞美之词。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通过污名化汉家王朝，来反衬他心中那个“真正的、世界性的”元帝国的“正统性”。

这也许恰恰解释了何新为什么总是极力赞美蒙元的“世界性帝国”特质，他屡次强调蒙元乃绝对正统，而把汉人主导的宋朝丑化为伟大游牧民族的奴隶，甚至称宋朝皇帝“丑陋无耻”，称明朝皇帝“遏杀中国文化”，怒斥中国史学界与许多民众根本不了解蒙古帝国和蒙元王朝的浩瀚与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