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表面反共济会，背地里却抹黑再造华夏的明朝为邪教

如今，共济会阴谋论传播的甚是厉害，其根本原因，在于这套说辞足够惊悚夸张，何新凭空捏造了一个“操控全世界”数千年之久的秘密组织，它精准迎合了一群不学无术者的猎奇心理，更关键的是，这套歪理毫没有任何认知门槛，即无需翻阅史料，无需考证史实，只需将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兴衰、王朝更迭，一股脑归咎于这个子虚乌有的秘密组织，便能满足自己指点江山，好似掌握真理的虚妄快感。

毕竟，厚重的史书他们既看不懂，也压根不想看，比起字斟句酌的史实考据，他们更热衷于畅谈历史边角料里的低俗八卦：哪个名人与儿媳有染，哪位权贵陷身乱伦丑闻，越是猎奇低俗，越是趋之若鹜。

然而，共济会阴谋论最荒谬的是，某些人通过此阴谋论衍生出的一系列颠倒黑白的历史虚无主义论调。他们表面上口口声声痛斥共济会“操控世界”，背地里却干着颠覆中华历史的勾当：他们将再造华夏、驱逐鞑虏的大明王朝抹黑为“邪教政权”，把汉民族反抗殖民奴役、实现复国伟业的英雄先烈污蔑为共济会成员。尤为恶劣的是，那些辅佐朱元璋反元复宋、恢复中华的明朝开国功臣，竟被集体扣上“明教教徒”的帽子，惨遭“邪教”污名的泼脏。

这不是简单的历史八卦，而是彻头彻尾的犯罪！明朝的建立，是汉民族在被蒙元百年压迫后的绝地反击，是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复国成果，是华夏文明浴火重生的巨大胜利，那些开国功臣，是挽狂澜于既倒的民族脊梁，是当之无愧的华夏英雄。将他们污蔑为邪教徒，不仅是对历史的恶意篡改，更是对汉民族抗争精神的践踏，是对无数先烈英灵的亵渎！

在众多共济会阴谋论里，何新的论调堪称登峰造极的荒谬，他在《房玄龄、郭子仪是叙利亚景教信徒》等多篇文章当中，无视基本的历史史实，肆意践踏严谨的考据原则，凭空给唐朝的开国功臣房玄龄、中兴名将郭子仪扣上“叙利亚景教信徒”的帽子，更将一众与李唐皇室联姻的皇亲国戚、朝堂重臣乃至五姓七望等当时的世家大族，统统污蔑成所谓的光明教信徒。

更令人愤慨的是，何新还毫无依据地将景教与共济会、光明会强行捆绑，妄称前者是后两者的重要组织形式。循着这套歪理邪说推导下去，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无非是想炮制出“大唐王朝的统治阶层皆信奉西亚夷教，甚至来自西亚”的虚假结论，进而将这个汉人历史上疆域辽阔、国力强盛、文化璀璨的盛世王朝，歪曲成一个背离华夏正统的“西亚宗教政权”。

然而何新对明朝的污蔑，更是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其在在《中国历史中的邪教作乱》一文中，把大蒙古帝国视为真正的中华正统，却把元末时期，反元复宋，欲求摆脱四等人低劣身份，重建汉人江山，口号“日月重开大宋天”的红巾军起义军，污蔑为邪教作乱，是可忍孰不可忍！

要知道，彼时的汉人深陷四等人制度的残酷压迫，地位低下如草芥，生存权利被肆意践踏，红巾军高举义旗，喊出“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激昂口号，是为了驱逐蒙元的殖民统治，挣脱民族奴役的枷锁，重建汉人主导的江山社稷。这是一场堂堂正正的汉人复国运动，是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存续、文明延续而发起的正义抗争！

然而在何新的笔下，元末汉民族那场救亡图存的伟大抗争，竟被其歪曲成祸乱天下的“邪教造反”！他不仅将高举反元大旗的白莲教，与所谓的明教进行毫无根据的牵强附会，更凭空捏造明教与西亚光明教的关联，处心积虑地编织出一套荒诞说辞。

向那些被其共济会阴谋论所蛊惑的人强烈地暗示：大明的建立根本不是汉民族挣脱蒙元殖民统治的正义复国，也不是什么恢复华夏的象征，而是所谓光明会颠覆“蒙元中华政权”的一场巨大的邪教阴谋。

何新的言论，早已超出了学术探讨的范畴，是赤裸裸的历史虚无主义谬论。红巾军将士浴血奋战，白莲教信徒揭竿而起，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日月重开大宋天”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救民族于危亡的英雄，是撑起华夏脊梁的忠魂。而何新却用卑劣的歪曲与嫁接，将这场正义的复国运动抹黑成邪教作乱，将汉民族的抗争篡改成境外共济会势力的阴谋行动。

一边把推行民族压迫、视汉人为草芥的蒙元统治者与从西亚殖民而来的色目大臣们奉为“中华正统”，一边把奋起反抗的英雄儿女污蔑为邪教贼子。如此是非颠倒的荒谬论调，不仅是对历史的恶意篡改，也是对无数起义英烈抗争精神的亵渎。

我们必须厘清一个铁一般的史实：白莲教与明教之间毫无关联，所谓二者同源、共同催生大明王朝的说法，不过是曾力主毁坏北京明城墙、刨掘明朝皇帝祖坟的所谓“明史学者”吴晗一手凭空捏造的谬论。一个本该护佑明朝历史与城墙遗存的明史研究者，却专门从事拆毁明朝城墙建筑、破坏珍贵古迹的恶行，还肆意歪曲史实、炮制荒诞论调，这般行径实在人神共愤。

吴晗那本《明教与大明帝国》，也根本算不上史学著作，不过是他随意拼凑而成的胡乱文章，通篇从史料采信到逻辑论证都漏洞百出、不堪一击。事实上，明初史家对“明王”称号从不讳言，《元史·顺帝纪》中就明确记载韩林儿“又号小明王”；就连明太祖朱元璋本人的谕旨里，也有“小明王称帝于亳”的表述，足见相关史实本就清晰可考。除《元史》外，《鸿猷录》《名山藏》等诸多古籍，均明确将韩山童界定为白莲教徒，没有任何一部可信史料提及韩氏父子与明教有半分瓜葛！

朱元璋也绝非明教徒，他早年尊奉的“小明王”韩林儿也与明教毫无渊源，大明王朝的建立，是汉民族反抗蒙元与色目人殖民压迫、浴血奋战换来的复国成果，从头到尾都和明教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更不是何新所编造的明教就是光明教会。

实际上，明朝历代帝王自建国起多尊崇道教，尤以江西的正一道龙虎山天师派为核心尊奉对象，道教更一度跻身“国教”之列，深度融入王朝政治与文化肌理，而明朝国号的定名，亦与儒家祭祀传统、道教术法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联。

从开国之初，道教便成为明朝皇权的重要精神依托：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前，就曾遣使赴江西龙虎山拜见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求取“天运有归”的符命以正君权神授之名，建国后更是直接封张正常为“正一嗣教真人”，让其永掌天下道教事，秩视二品、赐银印驿车，还亲笔为历代天师撰写赞词，拨款重修天师府。明成祖朱棣不仅延续对正一道的优礼，更崇奉真武神，倾举国之力大修武当山宫观，将武当打造成皇家道教圣地，使武当道教盛极一时。

明朝帝王中崇道最甚的当属明世宗朱厚熜，他对龙虎山道士邵元节封官加爵，尊为“真人”领道教事，对其推荐的陶仲文更是授以少保、礼部尚书之职，奉为帝师，使道教在嘉靖朝达到鼎盛。此外，明英宗特召天师与衍圣公同宴，确立“南张北孔”的格局；宪宗、神宗等帝王也均对正一道天师予以册封，就连天师的婚娶礼仪，常有皇族闺秀许配，由皇帝亲自主持。

比如，第四十七代天师张元庆，获宪宗赐婚迎娶成国公朱仪之女；第四十八代天师张彦頨，经世宗赐婚迎娶安远侯柳文之女；第四十九代天师张永绪，奉诏迎娶定国公徐延德之女，婚礼由成国公等主持。

正是基于明朝历代帝王与开国勋贵，对道教的尊崇与践行，何新之流炮制的“大明源自明教”“明朝建立是光明会阴谋”等伪说，才愈发显得荒谬绝伦、不堪一击。

从国号渊源来看，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核心依据出自儒家经典与道教理念的双重加持。儒家层面，“大明”一词取自《易经》“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寓意王朝光明正大、历数绵长；道教层面，“明”字对应道教里日月相辉、阴阳和合的意象，契合自明太祖起对正一道的尊奉传统，这与所谓的明教教义没有半分关联。

说到底，吴晗、金庸和何新之流炮制的这套谬论，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把戏。他们无视明朝尊奉道教的铁一般史实，无视正史典籍的明确记载，仅凭主观臆断就编织阴谋论，不惜歪曲华夏历史、诋毁反殖民与剥削的英雄伟烈、践踏民族的抗争精神。这种罔顾史实的卑劣行径，终究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为后世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