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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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刘帅和长子刘俊泰关系复杂，坊间一直有则“背叛”的传闻。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刘伯承在上海找组织，他的长子刘俊泰当时也在上海，于是父子一同居住。
由于刘俊泰缺乏教养，好吃懒做又不能洁身自好，居然带着一个浮浪女人向刘伯承要钱。
受到父亲刘伯的训斥后，刘俊泰竟然跑到巡捕房告发，幸亏刘伯承早有警觉才幸免于难，从此父子反目，终生不曾见面。
这个故事很多人看到过，甚至绘声绘色编了续集：比如刘帅老搭档邓公，在刘帅去世后专门指出，不许当地照顾刘俊泰。
这个故事一堆人点赞，我在知乎、百家号和微博都看到过，不知编故事和点赞的胖友知不知道，刘俊泰在1969年就死于老家。
刘帅去世的时候，刘俊泰都死了小二十年，邓公怎么可能专门说不许照顾呢？
按现在这个“儿子出卖刘帅”的通行说法，无论时间、年龄、逻辑上都存在巨大漏洞，根本无法自圆其说。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刘伯承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要犯”，其行踪是党的机密。
他从广东经香港到上海的路线，知情者仅限于党内少数高级别领导人，以及负责交通的隐蔽战线同志，在上海的时间仅为两个月。
一个远在四川、时年15岁的少年（刘俊泰此时还在四川），根本不可能获知如此核心的机密。
当时的通讯条件，也决定了刘俊泰无法实时掌握刘伯承的确切位置。
即便我们假设，他得知了刘伯承在上海（这本身已是天方夜谭）。
一个15岁的少年，如何能独自筹措盘缠，从四川千里迢迢奔赴大城市上海？
即便到了上海，他又如何能在两个月内，在数百万人口中准确找到深居简出、严密隐蔽的刘伯承？
这需要的情报能力和行动资源，远超一个少年的能力范围，也超过了普通特务的能力。
常见的“出卖”动机无非是利益、仇恨或胁迫，对于15岁的刘俊泰而言，这些动机都难以成立。
他虽然是刘帅的儿子，但属于包办婚姻的结晶，一直是在老家种地，一个乡下孩子，如何联系上国民党特务机关？
假设刘俊泰找到了特务机关，并提供了情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国民党特务必然会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对刘伯承的住处进行监视、核实、布控，最后实施抓捕。
这一系列动作，不可能没留下任何历史档案记录，也不可能不惊动我党的保卫系统，更不可能不被国民党反动派拿来宣传。
国民党为了打击我党士气，经常造谣我党重要人物“投诚”，如果有家属“投诚”更是四处宣扬。
假如刘俊泰真的有举报，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必定会大肆宣扬“大义灭亲”，我党的同志不可能毫无察觉。
然而真实历史中，刘伯承在上海期间安全无恙，并于年底顺利赴苏，相关官方资料也从无所谓“举报”
这从结果上反证了，所谓的“出卖”行动根本未曾发生。
我（特例的猫）个人认为，这个漏洞百出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大概率是历史叙述中常见的“记忆叠加”与“归因简化” 造成的。
首先，刘帅与其长子刘俊泰的关系非常紧张，这是历史事实，毕竟没啥父子之情。
刘俊泰后来一直在农村，又因精神疾病早早去世，人生道路令人唏嘘，由于病情发作，可能有过不好的行为。
人们很容易将后来已知的父子矛盾，和儿子的负面形象，投射到早期某个不确定的事件上，为其找一个“起源”和“注解”。
而“儿子出卖父亲”是一个极具戏剧张力的故事模板，它便于传播和记忆。
在口口相传或非严谨的写作中，一个复杂的历史事实，容易被简化成一个充满冲突的“故事”，这个模板被套用在了刘伯承身上。
这个传闻虽然完全是无中生有，也可能蕴含了一个被极度扭曲和放大的微小事实内核。
例如，是否可能在更早的时期（比如刘伯承在旧军队时），年幼的刘俊泰在不懂事的情况下，向外人说过一些不该说的话，给家庭带来过麻烦？
这种“童言无忌”导致的风险，在后来的白色恐怖下，会被无限放大。
由于刘帅名声越来越大，在不断流传中，这个小“失误”被不断演绎，最终升级成了“在上海出卖父亲”的完整戏剧。
总的来看，所谓“1927年的时候，15岁的刘俊泰在上海出卖刘伯承”的传闻，是一个在物理上不可能、在逻辑上荒谬、在证据上为零的虚假故事。
它极有可能是因为刘氏父子后来的紧张关系，以及刘俊泰个人的不幸命运，通过“倒叙”和“戏剧化”的手法，虚构出来的一个解释性传说。
因刘帅的人品、威望和道德，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儿子有问题，所以简化了这段复杂的历史和家庭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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