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的社会生命与青年社会化：高校二手物流转的“物—人—制度”三元互动机制研究

王郝爽，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物质文化研究、青年亚文化研究。

［摘　要］高校二手物流转是青年社会化进程的重要物质实践。基于“物—人—制度”三元互动框架，通过对24名高校学生的深度访谈及对两所高校29个月的参与式观察发现：首先，二手物品在青年高校生活的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刚入学时帮助了解校园生活的潜在规则，发展期转化为社会资本媒介，毕业时成为身份转换的仪式性节点。其次，制度时空深度形塑流转逻辑。学科场域形成“技术信任型”与“文化资本型”两类校园互助交易规范，线上空间通过符号修辞重构情感共同体，过渡性校园空间促成身份弹性实践。最后，青年通过“时间灵活安排”“空间多功能利用”“延迟信任机制”等策略实现制度适应与主体性建构。研究拓展了物的社会生命理论，揭示了制度情境对物的意义的重塑性，提出了高校青年的“制度适应性智慧”，为理解制度环境下的青年物质实践与社会化机制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二手物流转；青年社会化；物的社会生命；高校制度；校园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全球消费结构的转型推动了物品流转方式的多元演变。二手物流转从传统的跳蚤市场延伸至线上平台，逐渐融入社区与校园等制度化空间（Appelgren & Bohlin，2015）。高校校园具有资源集中、时间安排规律、空间布局清晰的特征，成为二手物品交易的活跃场所。青年通过线上群组与线下集市等形式参与物品流转，在满足实际需求的同时，也建构起情感联结、身份认同与社群互动的文化实践。

学界对物流转的社会意义已有初步探讨。阿帕杜莱（Appadurai，1986：3）提出的“物的社会生命”理论强调，物品在流通中不断被赋予价值与意义，是嵌入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的行动者。在此视角下，物流转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社会关系重构与身份协商的重要机制。然而，现有研究仍存不足之处。一方面，学界较少将物的生命历程与青年个体的发展阶段结合分析，忽视了物品如何介入青年在入学、成长与毕业等不同生命节点中的社会化过程。高校青年在角色转换期借助物流转实现适应与表达的机制尚未得到系统阐释。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多聚焦家庭与社区场景，缺乏对高校这一典型“过渡性空间”中物品功能的深入分析。本研究中的“过渡性空间”借用了 Turner（1969）提出的“阈限”（Liminality）概念，特指青年学生在高校这一制度化场域中处于“非家非社会”的过渡状态——既脱离原生家庭的日常规训，又未完全进入职业社会的生产逻辑——其身份具有试验性、可塑性，行为受制度规则（如校规、学制）与亚文化（如同伴规范）的双重约束。在这一过渡性空间中，物品如何发挥仪式性媒介作用等问题仍有待挖掘。此外，当前研究普遍关注个体层面的情感体验与象征赋义，较少涉及校园制度结构（如学年安排、空间划分与社群组织）如何塑造物流转行为的节奏与规范。在二手物流转过程中，青年并非被动接受制度安排，而是在实践中发展出策略性调适行为，生成共享伦理与流转机制。这反映出制度与主体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整合三种理论资源：其一，借助“物的社会生命”理论，理解物品在流转过程中的意义重构；其二，结合“人的生命历程”理论，揭示青年在不同发展阶段中的角色转换与社会化策略；其三，纳入“制度性时空”视角，关注高校制度结构对实践的形塑功能。三者整合构成“物—人—制度”三元互动分析框架，用以揭示物流转实践中的中介机制、制度逻辑与主体能动性。

基于此，本研究重点探讨：二手物品如何参与青年在大学入学、成长、毕业等不同阶段的适应过程？物品流转如何帮助青年建立身份认同和人际关系？青年如何在制度规训中发展出实践策略，实现制度适应与主体表达的平衡？通过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等方法，本研究试图揭示物流转实践中“物”的生命、“人”的发展轨迹与“制度”的时空结构之间的互动逻辑，以丰富和拓展物质文化研究与青年社会学的理论。

二、文献综述

（一）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转的实践特性与理论裂隙

二手物流转作为一种物质文化实践，其社会意涵与符号逻辑已得到广泛探讨。物的社会生命理论揭示了物品在流动中价值与意义的重构过程，强调物品作为社会关系载体的动态本质（Appadurai，1986：13；Kopytoff，1986：64）。既有研究多聚焦于二手物的记忆功能，如家族传承中的情感载体（Lovatt，2015）、怀旧价值如何赋予物品新意义（Brembeck & Sörum，2017）、再商品化如何“赋予旧技术物以新生命”（黄顺铭、陈彦宁，2021）。而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转既继承了二手物流转“再利用—再流转”的物品循环逻辑，又因高校空间的制度化特征、群体特性与节律安排而呈现出独特性。这一实践同时体现出高校日常生活的规范性对学生行为的塑造以及青年文化的创造性回应。这一实践具有如下特征：以青年群体为主要参与者，呈现鲜明的代际传承色彩；流转多发生于校园内部的制度空间中，如宿舍、社团、线上班群等；物品不仅承载使用价值，更承载了身份认同、群体归属与成长轨迹。

二手物流转呈现“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过程，因此“意义转化”是二手物流转的关键议题之一。流转中常伴随情感赋意、社会关系重构与文化资本积累，具有仪式性、情感性与象征性等多重特征（Brembeck & Sörum，2017）。然而，已有研究多强调流转行为的情感价值，而忽视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时空对流转过程的塑造机制。而且，二手物流转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个体情感或家庭场域分析，而缺乏对制度环境机制、青年发展机制与物质实践交互机制的系统探讨。因此，本研究拟整合物的社会生命、人的生命历程与制度性时空三个维度，通过理论交织建构“物—人—制度”分析框架，揭示高校青年如何在二手物流转中展开社会化实践与身份协商。

（二）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转中的“物—人—制度”理论整合路径

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转是指在高校空间内，青年之间围绕日用品（如教材、电子产品、家具、服饰等）进行的买卖、交换、赠予等物质流转行为及其伴随的社会互动与意义生产活动，属于嵌入制度场域的物质文化实践。在物质文化研究中，物的意义建构与社会流转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学界围绕着物与人的互动机制、物品的象征价值与流转行为的社会后果展开了广泛讨论。现有研究主要有两类路径：结构功能主义路径关注制度对流转行为的规制，通过空间分析解读物品流动的边界，如对社区跳蚤市场的空间组织与实践逻辑研究（Hirschmanet et al.，2012）；符号互动路径则聚焦流转中的情感联结与意义生产，如对英国中产母亲消费母婴二手物品的情感赋意与风险感知的研究（Waight，2014）。在上述两类路径中，对于物与人的情感联结、身份转换与文化嵌入的关注均为重要的研究线索。然而，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转作为一种制度性时空高度嵌入的物质文化实践，其背后蕴含着复杂的社会实践结构、身份生成机制与代际传递逻辑。要系统性、动态性地揭示这一现象及其内在逻辑，亟须将“物—人—制度”三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进行有机整合与交互分析。

物的社会生命理论强调，物品并非静态实体，而是在生产、流通、消费、神圣化与去神圣化等社会过程中被不断赋予重构意义的社会行动者（Appadurai，1986：17）。物品的流动既承载着象征秩序，也嵌入权力结构与社会关系网络。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转是物品社会生命与主体身份建构过程的交汇点，既呈现出物的再社会化过程，也揭示了物品如何参与代际传承、社群建立与情感延续。

物的意义是在特定的生命阶段中被重新定义的，高校青年二手物交易的群体内部嵌入性又凸显了物品在特定生命阶段（如青年过渡期）对青年社会化过程的意义。人的生命历程理论（Elder，1998）聚焦个体在社会结构与时间秩序中的发展轨迹，强调生命事件的阶段性安排及其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高校是一种青年既脱离原生家庭庇护又尚未全面融入社会生产体系的生命历程的重要过渡阶段（Turner，1969：94）。在这一阶段，青年通过二手物的获取、流转与仪式性处置，实践着身份过渡与社会化，而物品本身也承载并传递着特定的校园文化与群体认同。

人在特定生命阶段中和物的互动，是在特定制度场域中被结构化、同时也被赋予能动性可能的空间。高校是典型的制度性时空。它不仅指涉物理空间位置和自然时间流逝，更体现为深嵌权力关系、文化规则和社会秩序的结构性力量（Giddens，1984：25；Foucault，2007：1）。其由特定的、制度化的“社会时间”（如学年周期、课程表、考试季、毕业时间表）（Zerubavel，1981：1）和“社会空间”（如宿舍区划、教学楼布局、实验室管制）构成（Lefebvre，1991：33；Foucault，2007：11；Soja，1996：66），这些时空要素设定了青年行为的基本边界、资源配置的路径与可能性（Bourdieu，1984：101）。高校作为一个独特的制度性“场域”，其内生的时空结构深刻地形塑了该场域内特定的实践逻辑、知识形式和惯习（Bourdieu，1984：170），并作用于个体实践，塑造其行为边界与资源动员路径（Hirschman et al.，2012；Doria，2019；Minter，2019：1）。

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将物（物的社会生命）、人（生命历程）、制度（高校时空结构）三维度有机结合，通过“物—人—制度”的三元互动框架，探究高校青年如何在二手物流转中实现身份协商、社群建构与制度适应。高校二手物流转是“主体—客体—结构”互构的典型场域：物的社会生命理论揭示了“客体”——物品的流转轨迹与意义重构——如何在社会关系与权力网络中不断嵌入与再生产；人的生命历程理论关注“主体”——青年在成长路径中的身份转型——如何通过物的媒介化实现角色的过渡与情感归属；制度时空视角揭示了“结构”——高校制度对青年实践的规训与框定——如何使青年借助物的流转展开策略性实践。三者的结合能够克服单一视角的局限：物的视角容易忽视主体的发展阶段性与制度情境的特殊性，人的视角容易忽略结构对实践形式的塑造，制度视角容易低估个体在结构中的创造潜力，从而更全面地揭示高校二手物流转中“物—人—制度”的动态互构关系，解释青年如何通过物的流转协商身份、建构社群，并在制度约束中寻求表达空间。

沿着上述理论逻辑，本研究将围绕以下三维互动展开：首先是物与人的互动，即二手物品如何在青年不同生命阶段介入其身份转变与社会化过程？其次是物与制度的互动，即物品的物质属性、符号实践及其流转形式如何与高校制度结构相互交织与形塑？最后是人与制度的互动，即青年如何在高校制度性时空的规训下发展出适应性的实践策略，以协调结构约束与主体表达需求？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田野选择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在高校校园内部积极参与二手物流转实践的青年学生，重点聚焦于在校园内活跃参与二手物流转实践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群体。本研究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以来自北京、福建、江苏、黑龙江、湖北的5所高校的24位有二手物流转经验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表1列出了受访对象的详细信息及其参与高校二手物流转的经历。

如表1所示，受访对象兼顾地域分布与制度差异，学段多样，学科广泛，性别比例相对均衡。在身份过渡性方面，受访者覆盖了新生、在读生与毕业生三类生命历程，有利于反映青年在不同阶段所面临的制度规训与身份建构任务。在实践多元性方面，样本包含线上线下交易、赠予、继承等多种物品流转形式，涉及教材、电子产品、家具等具有象征价值与实用性的物品类型。在制度环境方面，所有交易均发生于校园内部平台（包括微信群组、跳蚤市场、社团集市等），依托高校内部制度时间节奏与空间安排。

此外，本研究重点选取北京A大学与福建B大学开展田野调查。这两所高校的制度环境、校园文化与学生生态存在显著差异，能够为理解高校制度性时空对二手物流转实践的塑造作用提供横向对照与深度分析。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解释主义研究范式，综合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关注物质流转、主体经验与制度情境的交互构成，力求揭示青年在二手物流转中的能动策略与制度适应逻辑。

1.概念与框架

本研究在物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将物的社会生命、人的生命历程与制度时空三者同时纳入分析视野。物的社会生命理论揭示了物品在生产、流通与消费过程中不断被赋予新意义的动态过程；人的生命历程理论关注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发展轨迹，特别是在关键生命阶段如何通过物的媒介化实现角色转换；而制度时空研究则聚焦制度安排如何通过时间节奏和空间规训影响个体的社会化路径和实践边界。

本研究将人、物与制度的关系理解为三重互动机制。物品既是工具也是符号，承载着青年身份建构与代际传承的意义。同时，物的流转过程受到高校制度性时空的规训，青年通过策略性实践不断对制度进行调适。二手物流转实践成为青年在制度空间中展开策略行动的重要场域，通过物流转实现对结构性约束的协调与主体性表达。根据这一逻辑，本研究进一步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物—人—制度”三元互动框架。

首先，物与人的互动维度关注二手物在高校青年不同生命阶段中的功能转变。在深度访谈与田野中，通过询问、观察物品如何介入入学、成长与毕业等关键节点的社会化过程，重点探讨青年如何通过物品的获取和处置表达身份转变和情感归属。

其次，物与制度的互动维度关注物品的物质属性与符号实践如何与高校制度结构交织互动，从而形成一套具有校园特色的二手物流转逻辑。在访谈与田野中，通过询问、观察青年在流转实践中如何围绕制度规则进行创造性转化，探索符号构建与共享伦理的生成机制。

最后，人与制度的互动维度聚焦青年在制度规训下的发展策略。在深度访谈与田野调查中，通过询问、观察高校青年参与二手物流转中的时间利用、空间拼贴与信任机制的创造，揭示青年如何将制度边界转化为行动资源，实现文化创新与自我表达。

2.资料收集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方式收集研究资料（2022年5月至2024年9月）。在深度访谈方面，研究者共与24位学生开展了半结构化与叙事式访谈。访谈围绕“物—人—制度”框架，从基本行为特征、物品与身份的象征关联、制度情境下的调适策略三个层级展开。访谈过程特别设置了“物品生命史回溯”环节，邀请受访者讲述具有特殊意义的物品流转经历，进一步展现物与人的情感联结。深度访谈共形成转录文本约10万字。

在线上观察方面，研究者选取北京A大学与福建B大学作为核心田野点，结合历时性追踪与共时性比较，持续观察20个活跃的二手交易群组，时间跨度达29个月。线上观察累计记录了120条观察日志，共计约1.8万字。研究者以成员身份深度参与，记录信息发布、询价互动与交易达成的全过程，重点关注商品修辞、定价逻辑、情感符号建构、信任生成机制与社群规范，以及高校节律（如毕业季、开学季）对交易节奏与物品类型的影响。

在线下观察方面，研究者参与了A大学2023年夏季举办的校园跳蚤市场。研究者以摊主和买家的身份共参与12次，累计46小时，详细记录摊位布置、交易交流和规则协商过程。研究者特别关注物品叙事与情感赋意，以揭示高校青年在规训与自由之间的协商过程。线下观察的同时记录田野笔记，并拍摄若干照片用于辅助空间行为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持续比较法与情境分析法，建立三级编码系统，运用“物—人—制度”框架进行概念整合。通过时空分析工具，将交易事件按场域、时间节点和行动者特征进行三维定位，识别不同情境下的意义生产机制。同时，对照片进行视觉分析，解读空间布局与身体姿态中的非言语符号隐喻，以补充文字材料的不足。

研究过程严格遵循伦理规范，实施动态知情同意与匿名化处理，保障受访者权益。同时，结合三角验证、多方数据互证与负向案例追踪方法，以提升研究效度。多元方法整合不仅增强了数据的可靠性，也为深入理解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转的社会文化机制提供了可能。

四、研究发现

（一）二手物流转中的社会化机制

基于深度访谈及参与式观察的分析发现，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转并非简单的物品交换，更是青年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实践。二手物在流转过程中成为制度知识的物化载体，承载着前人积累的经验与规则。通过个体的使用与再流转，这些物品不仅实现了经济功能，也推动了校园规范的代际延续与身份认同的塑造。青年在物品获取、处置与传递过程中，逐步完成了从“新生”“在读生”到“毕业生”的角色转换。

1.入学适应期：二手物作为制度知识的“解码器”

对于刚步入大学的新生来说，二手物的获取不仅是生活所需，更成为其理解和适应校园生活的重要媒介。二手物所承载的前任使用者痕迹，成为帮助新生解码“大学生活潜规则”的隐性指南。

S03回忆了她第一次购买专业课二手教材的经历。她说：“翻开扉页看到学长用荧光笔标注的‘考试重点’时，我突然理解了大学学习和高中刷题的本质差异。那些批注里藏着课堂上不会明说的生存法则。”这意味着，二手教材不只是学习工具，也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帮助新生快速识别什么是“真的重要”。

二手物构成了新生适应校园的“认知脚手架”。在实际观察中，研究者记录到宿舍里墙上挂着的二手挂钩、台灯底座贴着的插座转换提示、夹在书本里的课程表等，都是经验积累留下的物理痕迹（PO-20220903）。S01对此有深刻体会：“宿舍墙上学姐留下的挂钩肯定有用，不能随便摘。后来挂床帘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个位置是最方便的。学姐的生活智慧体现在这些细节里。”

这种通过物品传递的经验，使新生在“做中学”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课程安排、宿舍生活、社交礼仪等知识。二手物的功能因此具有了双重属性，既满足实际使用的工具性需求，又通过“物质解码”承担了隐性知识的传播。新生通过亲身接触、使用和体验二手物品，在实际的校园生活场景中，学习和内化了隐含的规则和知识。

2.发展成长期：二手物成为社会资本的转化媒介

进入大学生活的中后期，青年学生的社交网络趋于稳定，二手物流转逐渐超越单纯的生活需求满足，转而成为社会资本积累与自我认同建构的实践场域。换言之，物品交易不只为了使用价值，也成为青年学生扩展人脉、建立声誉的方式。

S13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例子。她一开始加入二手交易社群是为了省钱，后来逐渐成为“资源中介”。她说：“通过帮学弟学妹找便宜的二手物，我认识了很多人。现在大家如果有东西要卖或者想买，就都会来找我。”通过这种实践，她逐渐成为社交网络中连接资源与人脉的关键节点。

一些学生则通过二手物流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校园名片”。S10分享了他的经历：“军训服我转卖了三次。第一次卖给新生赚了点差价，第二次帮家庭困难的同学免费转让，第三次捐给了话剧社当道具。现在大家提起二手达人就会想到我。”在这个过程中，他并没有因为重复交易被视为“逐利”，反而通过策略性的转让行为，将二手物流转转化为象征性的资本，获得了同学们的认可和好评。

这种现象体现了布迪厄（Bourdieu，1984：125）所提到的资本转换过程。原本经济资本有限的学生，通过二手物流转，创造性地实现了象征资本的积累，甚至重构了群体内部的评价体系。二手物事实上成为其建立个人声誉、扩展社交圈的重要媒介。

此外，二手物流转还推动了兴趣导向的亚文化社群形成。S04在卖旧相机时，专门联系了校园里的摄影爱好者组建微信群。他说：“本来群里只是卖相机，后来大家在群里讨论摄影技巧、推荐器材，有时还一起出去拍照。这已经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买卖。”通过这样的社群构建，二手物流转成了情感联结的媒介，推动了青年从个体行动者向社群成员的角色转型。正如 Granovetter（1985）所言，经济行为并非孤立，二手物流转也是社会网络的建构过程。

在发展成长期，物的流转功能逐步演变，青年通过买卖、交换、赠予等多样化的交易形式，不仅积累了社会资本，也在校园场域内建构了新的社群归属。这种实践不仅是对物的再利用，更是对身份的再生产。

3.毕业离校期：二手物的仪式化流转与身份转换

在毕业季，二手物流转呈现出明显的仪式性特征。物品的流转不再只是资源再配置，而成为一种心理过渡与身份确认的方式。毕业生通过对物品的处置，完成了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角色转变，同时也在物的交接中维系了与校园的情感联系。

S16在转售法律典籍时，选择只卖给“真心向学”的师弟师妹。她说：“每本书的扉页上我都写了一句寄语，比如‘希望你也能爱上法理学的逻辑之美’。用卖书的钱请了大三时的课程小组成员喝奶茶，最后还把《法理学导论》捐给了学校图书馆。”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学术身份的告别和情感的转移。书籍从个人所有物转变为公共资源，奶茶成为集体记忆的凝结，寄语则是经验与期待的物化表达。

物品的处置也是情绪调节的一部分。S06在毕业时有意识地进行情感的“清空”和“保留”。他说：“我把记满了四年酸甜苦辣的日记本撕掉了，只留下了唯一一张讲座门票夹在纪念册里。”这种选择性的保留与丢弃，帮助他完成了对大学生活的情感梳理。

集体层面的仪式化流转同样普遍存在。参与式观察（PO-20230625）记录了A大毕业季的“免费取用角”：毕业生将书籍、考研笔记、旧电器等物品整齐摆放，附上纸条写着“希望它们能陪伴下一届人走过一段路”。S09回忆说：“去年我从学长留下的《公共政策分析》里翻到了手写的考研计划，今年我也把它留了下来，希望也能帮到下一个人。”通过物的传递，离别变得不再是断裂，而是延续性的经验传承。

这些行为是“情感脱敏与意义留存”的过程。毕业生通过对物品的象征性操作，完成了对过去的告别。二手物流转成为身份转换的“仪式锚”，帮助个体顺利完成角色转型，同时也为校园文化留下了可感知的物质记忆。

研究发现，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转是融合经济行为、社会关系建构、文化意义生产与制度规训协商于一体的综合性实践，是其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二手物在青年不同生命阶段呈现出“工具性使用”“社会资本转化”“身份仪式化”的功能迭代，其意义深度嵌入高校制度时空中被不断重构与赋权，成为制度知识的物化载体与社会规范的传递媒介。这一发现拓展了物的社会生命理论（Appadurai，1986：3），突破了传统“市场流通—象征赋义”的二元框架，揭示了制度情境对物的生命轨迹的形塑作用。同时，二手物流转也是青年身份转换的重要实践路径——物品通过流转中介了其从新生、在读生到毕业生的角色过渡，将抽象的身份转换具象化为物质实践。这一发现拓展了生命历程理论（Elder，1998），阐明了个体发展通过物的微观实践完成制度化生命历程的情境化展演，丰富了社会化微观机制的理解。此外，高校制度规范并非仅靠明示传递，而是通过二手物的流转交接实现隐性延续与再生产。由此，物品成为高校这一过渡性空间中制度规范与个体实践互动、协商与重构的关键中介（Turner，1969：94）。

（二）高校制度时空对二手物流转的形塑机制

在分析二手物品如何参与青年社会化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探讨青年如何在学校制度框架内开展二手交易实践。研究发现，二手物流转是青年群体身份建构和人际关系发展的重要过程。二手物的物质属性与符号意义在流转过程中交织互动，青年通过具体的物品实践与制度情境产生复杂的社会关系重构。学科场域的物质边界与符号实践共同参与群体身份协商，线上空间借助符号修辞构建情感共同体，过渡空间则促成基于物的流转的身份弹性实践。

1.学科场域：物质边界与校园互助交易规范的双重建构

高校校园作为学术环境，其二手物流转承载着学科知识传递和专业认同的功能。不同专业的物品流转体现出不同的特点：理工科重视技术能力，文科注重文化传承。

在理工科群体中，技术信任成为物品流转的重要前提。受访者S07谈到，她在研究生阶段参与过多次实验仪器（尤其是高精度的移液枪）的二手转让。“这类仪器如果让不懂行的人接手，精度很容易被搞坏。所以一般都是内部传给熟悉的人，实验室会确认操作经验，基本不会出给外行。”她强调，这种流转更多是技术圈子内的内部接力，目的是确保学术资源的有效延续，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交换。实验器材的流转形成了专业圈子，只有具备相关技能的同学才能参与，物品事实上成为技术能力的证明。

相比之下，文科群体的二手物流转更偏向于文化资本的延续与象征意义的生产。S02分享了她转卖社会学教材时的做法。“我转手《社会研究方法》时会特别跟学弟学妹说，这本书上有我师门师兄的批注，里面写了好多老师上课不会讲的小技巧。说实话，买的是书，买的也是‘经验’。”这类做法使得二手教材不再是普通的物品，而是被赋予了知识传承的符号价值。

同样的现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也有体现。S24表示：“有些书我会标明‘收录了课堂上老师提到但书单里没有的冷门文献’，这样的话，买书的人会觉得买的不只是书，是一份学术资源的‘秘籍’。”由此，二手书成为专业认同和群体归属感的载体。

高校二手物流转在特定的学科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属于该专业内部的互助交易习惯。这些交易行为体现了一种“道德经济”逻辑（Thompson，1971；Sayer，2000）——即人们并非完全出于市场考量来定价和交换，而是受到情感联系、共同规范和身份认同的影响。理工科的技术信任模式保障了实验资源的安全使用，文科的符号化流转则延续了学术文化的诠释传统。物的物质性与符号性并存，既确保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也强化了学科共同体的身份边界。

2.线上空间：符号修辞与情感共同体的再生产

在校园二手交易的网络平台上，青年通过特殊的表达方式将买卖变成情感交流。表情包、特殊定价、文字描述都成为交易的组成部分，使二手交易超越纯粹买卖关系而进入情感互动与共享记忆的再生产过程。

S08在描述“奶茶价”时解释道：“我们在群里卖东西，标个‘奶茶价’，就是指10到15元。别人一看就明白，不是为了赚钱，算是‘顺手帮忙’。这种时候不还价，表示一种默契。”在这种语境下，价格成为情感表达的隐喻，反映出群体内部的相互体谅和情感维系。

这种定价方式弱化了商业色彩。“有一次我卖耳机，标了个‘带不走青春价’，其实就是顺口一说，但学弟学妹觉得挺有意思的，很快就卖出去了。”S08补充道。这种定价方式将物品的情感价值融入交易，营造出一种共享校园记忆的情感氛围。

表情包的使用也强化了这种符号化的情感链接。参与式观察（PO-20221223）记录到，很多学生在转卖二手教材时会配上“感动A大”“陪伴三个期末季”等专属表情和文字，营造一种共同经历的情感记忆。例如，一位学生转卖《传播学教程》时在群里写道：“它陪我熬过三个期末季，希望它也能陪你。”这种话语使物品承载了集体回忆，交易的本质变成了情感的再生产。

线上空间的物流转不仅是物品的流通，更是身份认同的再造。通过“奶茶价”“带不走青春价”等修辞，青年用物品流转将个人生活经验转化为群体情感共鸣，建立起一种“去市场化”的校园消费伦理。在此过程中，价格转化为情感表达，表情包充当情绪媒介，二手物流转演变为情感共同体的日常实践。

3.过渡空间：身份弹性与消费伦理的转型

高校的宿舍、教室等临时居住和学习空间中，青年通过物品流转完成身份转换，从“拥有”转向“分享”。物的去私有化操作，也使身份的转换过程更加柔性。

S12提到宿舍里的镜子流转习惯时说：“我们宿舍的镜子是师兄留下的，大家一直共用，谁也不会带走。毕业了自然传给下一届。”这种物品的非私有化处理，使临时居住空间中的身份更具共享性。物品作为“代际联系”的媒介，不仅帮助青年缓解了临时居住的不安感，而且促进形成了以关系网络为核心的归属感。

转专业学生的“教科书置换”行为更具象征性。S19在转专业后进行了一次“清仓”，在二手群里标注“转专业清仓”，把原专业的教材卖掉，换购了心理学的专著。她说：“卖掉那些书其实就是告诉大家，我换了个方向，开始新的身份了。”这种行为的退出与新身份的宣言，使个人选择获得了他人见证与认可。

情绪外化同样在物流转中体现。S22分享了自己的“考研失败心愿单”。她说：“考研没上岸，把那些复习资料挂到群里卖掉。发的时候我写了‘希望它在别人手里发光’。其实有点像仪式，算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出口。”买家在交易中不仅获取了物品，更参与了卖家的身份过渡过程。这种物质的流转成为情绪处理与社会认同的一部分。

通过“公共财产式流转”“教科书置换”“心愿单清仓”等实践，青年在过渡空间中完成了对物品的再分配，也完成了对身份的重新定义。物品不再只是所有权的对象，而是身份转换的桥梁，可以帮助个体从原有角色向新身份平滑过渡。

总之，青年通过二手物流转在不同学科场域形成不同的交易模式，在网络空间建立情感联系，在校园这一过渡空间完成身份转换，体现了物品、群体认同和学校制度的相互影响。二手物品的意义不仅在流动中发生变化，还受到专业背景和网络表达方式等的影响。物品在不同制度环境中被赋予不同含义，生成“制度—物—符号”三重嵌套的生命轨迹。校园制度通过物的流转渗入青年社会化节点，将抽象制度转化为可感知的物质交互，拓展了生命历程理论对非线性社会化路径的解释，揭示个体在物的流转与制度空间交互中获得阶段性身份认同。此外，本研究还揭示了高校学科场域二手物流转的伦理差异，提出“技术信任型”与“文化资本型”两种校园互助交易规范，表明物的流转并非单一市场逻辑，而是在学科场域中被制度结构形塑为两种交易伦理（Granovetter，1985）。

（三）高校制度环境与青年策略性实践的互动

在揭示二手物流转如何嵌入高校制度时空并参与群体身份生成之后，需要进一步聚焦青年个体如何借助物的实践策略以协调制度规训与自我表达之间的张力。研究发现，在高校的制度规训下，二手物流转是青年群体的一种策略性适应实践。二手物作为制度时空的物质媒介，促使青年在行动中不断调整自我与制度的关系，形成“规训—适应—重构”的动态平衡。青年通过时间与空间的灵活操作，将制度框架转化为行动资源，实现了个体主体性的建构与制度逻辑的微调。

1.时间灵活安排：制度空隙中的资源再配置

高校生活有严格的时间安排，课程、作息、图书馆开放时间都有固定规律，这对青年的行动轨迹构成规训。但青年通过“时间错位安排”策略，在课余时间进行二手交易，实现时间和资源的合理利用。这种“时间灵活安排”的方式可以借用 Certeau（1984：37）关于“战术性操作”的概念来理解——即个体在既定制度节奏下，通过调整自己的时间使用方式，来更高效地安排资源与活动。

S21分享了自己处理健身卡的经历。“健身房开放有固定时间，但我平时课程多，空闲时段与健身房开放时间不完全对得上。后来我就把自己用不上的时段租给同学，反正卡是全年无限次。大家按课表比对时间，互相换着用，既不浪费也能省钱。”通过这种时间置换，她把自己的“闲置时段”变成了可交易的资源，实现了个人利益与群体需求的协同。

在节假日和毕业季，很多学生会对大件物品集中处理。参与式观察（PO-20230104）记录到，返乡季前，微信群里二手行李箱、冬季衣物的交易量激增。学生们习惯在离校前一周就开始“清仓”，以避免因假期行程冲突带来的物品积压。一位学生在群里留言：“下周五离校，行李箱便宜甩，谁方便来宿舍楼下拿一下。”这种将制度规定的“离校时间”转化为交易节奏的调整，体现了时间资源的再分配。

这种时间灵活安排策略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学生遵守制度安排，表现出对制度的服从；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重组碎片时间，获得了对个人时间的主动掌控，将制度规训转化为可灵活调度的资源。

正如S11所说：“学校有学校的时间表，我们有自己的时间安排。只要不影响大局，大家都会灵活处理，时间用好了，资源就不会浪费。”这种实践揭示了青年在制度时间中的“战术性操作”，既顺从又变通，形成了制度与个体需求的动态协调。

2.空间多功能利用：制度空间的功能漂移与再生产

高校的物理空间划分通常具有明确的功能区，如宿舍用于居住、教学楼用于学习、图书馆用于阅读。但二手物流转改变了这种单一功能，青年通过“空间多功能利用”策略，在原有空间中开拓新的使用方式，赋予空间新的意义。这种对空间的新用法可以借用 Lefebvre（1991：38）关于“空间社会生产”的理论来理解，即在制度设定的空间中，加入新的用途，从而实现空间功能的重新定义。

在线上空间，二手交易群本是社交聊天的延伸，但逐渐被赋予了“准正式交易平台”的功能。S18提道：“我们宿舍楼的二手群现在搞得跟课程群一样，进群先改昵称，‘年级+姓名+联系方式’，还规定不能乱发广告，谁违规就被踢出。”他补充说：“这种规则其实是在模仿学校的管理逻辑，群管理员就像‘班干部’，负责维护秩序。”通过移植制度规则，学生在虚拟空间中建立了新的信用体系，使交易变得更可控、更安全。

线下空间的利用也体现了“功能漂移”。S15分享了她选择交易地点的习惯。“一般都会选择在教学楼门口或者在宿舍楼下，因为那里有监控。感觉有监控就安全些，买家卖家都不会乱来。”这种选择把本用于校园安全的监控设施转化为交易的信任保障，使制度性的“控制工具”在实践中变成了“信用凭证”。

参与式观察（PO-20240407）也发现，自习室门口常成为验货和交接的场所。学生利用明亮的灯光和人流量，快速完成交易，降低了被欺诈的风险。一位学生在聊天中提道：“自习室门口，大家都在，出了问题马上有人看到，心里踏实。”

这种空间多功能利用的实践，使青年将原本封闭的功能空间转化为多功能场所，实现了对制度空间的再生产。他们既遵循了空间使用的基本规范，又创造性地拓展了空间的使用范围，使“规训空间”发展成为“资源空间”。

3.延迟信任机制：制度关系的非正式转译与信用生产

高校的各种群体组织（如班级、宿舍、实验室等）原本用于学习和管理，但在二手交易中，青年将这些熟人关系转化为信任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延迟信任机制”。这一概念来自Granovetter（1985）的“嵌入性理论”，意指制度性关系网络能被转化为一种交易信任系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信用不再完全依赖即时评价，而是可以借助关系的长期积累来实现信任延续。S17分享了其跨校区自行车转让经验。“我卖车给学弟，约好了先试骑一个星期，觉得满意再付款。反正大家都知道彼此的课题组在哪，不会跑路。就算以后有问题，也能在实验室里找到人。”这种“延时验证”降低了陌生交易的风险，将制度性关系转化为信任的保障。

时间信用也是一种常见策略。S05在群里卖东西时，常会加一句“我下学期还有课，继续在校，不会跑路”。她说：“大家看你还在上学，就放心了，不会说卖完东西就消失。”这种基于学期制的时间承诺，是用制度时间作为信用的担保。

空间信用同样在实践中被创造。S23提道：“宿舍群里的卖家更靠谱，毕竟一个宿舍楼，抬头不见低头见，出问题肯定得负责。”这种关系信用通过地理空间的邻近性和日常互动，建立起了更为牢固的信任机制。

这种“延迟信任机制”的核心在于，青年通过持续互动和关系背书，把原本属于制度管理的社交网络转化为非正式的信用保障体系。这种信用生产不仅降低了二手交易的信任成本，也增强了群体内部的关系黏性。

总之，二手物流转不仅是物的流通，也是高校制度空间中青年主体性的动态实践。他们通过“时间灵活安排”“空间多功能利用”“延迟信任机制”等微观策略，实现对制度时空的灵活操控，展现出创造性的适应与身份建构。这种实践不是单向度的服从，而是对规训机制的再调配与修正，体现出“规训—适应—再生产”的协商过程。二手物不仅具有使用与情感价值，也是制度空间重构与社会秩序协商的重要媒介。此外，青年将制度性关系转化为交易信任，发展出基于时间和空间邻近的低成本信任机制，体现了高校青年学生群体的创新适应能力。

五、结语

本研究通过“物—人—制度”三元互动框架，揭示了高校青年二手物流转中物质循环、身份协商与制度适应的复杂互构机制。研究发现，二手物在高校这一过渡性空间中展现出三重文化功能：作为隐性知识的传递载体、社会资本的转化媒介与身份转换的仪式性节点。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物的社会生命与青年生命历程的动态耦合，也凸显了制度性时空对实践的结构性塑造：学年周期驱动交易节奏，学科伦理分化流转模式，线上符号修辞重构市场逻辑。青年并非完全被动受制于规训，而是通过创造性实践将制度约束转化为策略资源：在时间维度，利用课间碎片时间与毕业节点重组交易节奏；在空间维度，将监控区转化为信任场域，移植班级规则构建线上信用体系；在关系维度，以学籍身份为担保延展信任链条。这些实践既是对福柯规训理论的微观回应，也揭示了制度与主体互构的辩证本质——制度空隙恰成为青年能动性的生长空间。

本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与拓展了既有研究。其一，深化物的社会生命理论。阿帕杜莱强调物品在流动中的意义重构，但未充分关注制度情境的约束性。本研究揭示，二手物在高校场域的意义变迁深受学年周期、学科文化等制度要素的形塑，其价值不仅源于跨时空流动，也生成于制度性实践。这一发现突破了“去语境化”的意义分析范式，推动物质文化研究转向制度环境分析。其二，拓展生命历程理论的制度维度。Elder（1998）的理论聚焦社会结构对生命轨迹的影响，但对微观制度机制着墨有限。本研究表明，高校青年的社会化并非线性过渡，而是通过物品中介的自主实践实现非连续转型，比如新生借教材批注习得隐性规则、毕业生以物品处置确认角色转换、转专业学生用教科书清仓宣告身份重构。这些实践将抽象的制度规范转化为可操作的物质交互，彰显制度时空如何通过物的流转渗透至生命历程的毛细血管。其三，提出“制度适应”。青年通过时空策略将制度空隙转化为行动资源，形成低成本、高韧性的适应模式。这种实践既非彻底抵抗，亦非完全服从，而是糅合了实用理性与文化创造力。这一概念不仅补充了传统制度理论对青年“被动性”的预设，也为理解数字化时代制度微创新提供了新视角——如线上群组通过移植实名制规则重构信任生态，实为现实制度在虚拟空间的创造性转译。

这些研究发现对优化高校治理具有如下启示：建构物质文化育人体系，比如设立“学科传承物品库”并开发物品生命史档案，使流转成为学术精神载体；优化制度弹性空间，比如在宿舍区设置标准化“共享交接点”，将自发形成的“免费取用角”纳入校园文化基础设施；创新校园互助交易规范评价机制，比如将公益定价、资源循环贡献等实践纳入综合素质评估，推动二手物流转从纯粹经济行为提升为文化自觉实践。这些举措有利于推动物质循环成为培育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

当然，本研究仍然具有一些局限性。今后，可进一步拓展样本广度，比如开展职业院校与中西部高校比较研究，探索区域文化、资源条件对流转模式的差异化形塑；可进一步提升分析深度，比如追踪物品的跨校流动轨迹，揭示空间层级如何介入意义生产等过程；可进一步推动理论融合，比如关注虚拟物品与现实物质流转的互嵌机制，以回应数字化对实体消费伦理的重构挑战。如此，可以更全面地把握高校青年在物质丰裕时代的文化创新图景。

责任编辑：刘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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