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韩非《韩非子·说难》道出劝谏核心：“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需洞察君主爱憎避其“逆鳞”。而《战国策》中诸多案例，恰为《说难》提供了生动注脚。
赵孝成王时，秦攻赵，齐要求以赵太后幼子长安君为质才肯出兵，太后怒言“有复言者，老妇必唾其面”。老臣触龙避谈国事，以年老体衰、偏爱幼子的家常话共情太后，待其“色少解”，转而以“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点化。
他指出长安君“位尊而无功，奉厚而无劳”，唯有令其有功于国，方能长远立足。太后顿悟，同意长安君入齐为质，齐兵遂至。
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文、赵造以“变古之教”劝谏，因触及其富国强兵的诉求，被斥为迂阔。而李疵劝其伐中山，以“过度礼贤致民务虚名”的说辞贴合其重实际的性格，获其采纳。
反观齐宣王好“名高”，王斗以先祖齐桓公为喻，巧指其“不好士”，又以制帽需工匠反衬其治国用宠臣的不当，逼其认错纳贤。颜斶则以“士贵于王”立论，引秦攻齐旧事佐证，虽大概率为后世拟托，却留下了儒家士人不畏权贵的形象。
邹忌以“比美”自省，悟出身边人因爱、怕、求而欺瞒自己，进而讽谏齐威王，指出其受宫妇、群臣、百姓蒙蔽，促成齐王广开言路，齐国大治。但他亦权谋深沉，设计排挤田忌，尽显策士劝谏与弄权的模糊界限。
江乙受魏所托中伤昭奚恤，以寓言巧言揣摩楚王心理，借“三人成虎”之理动摇楚王对昭奚恤的信任。赵恢以吴伐齐反被越灭为喻，劝赵王中止趁燕饥荒伐燕的计划；魏加以“惊弓之鸟”喻临武君，提醒春申君其难敌秦军，虽劝谏精妙，却难改合纵失败的结局。
这些案例尽显战国策士劝谏的智慧与局限，为《说难》理论写下鲜活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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