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写作打开《家锁》之后

数十年前，谭蕙芸刚刚当记者，父亲就下过禁令，不准写哥哥的病。2024年，她动笔写《家锁》，将整个家庭最脆弱不堪的一面摊开晾晒在阳光之下。

谭蕙芸的哥哥出生在香港，少年时成绩优异，会考6A，相当于内地的高考状元。入读大学前，他出现了精神障碍的行为征兆，然而仅仅进入最初阶段的求诊，便随父母举家移民加拿大。此后数十年，病情始终不见改善，父母视之为不能言说的羞耻。这期间，他自学艺术创作，以文字书写、拼贴、线条画为主，积攒下大约一百五十件作品。创作，成为他唯一的自我表达方式，而这些画作曾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被隐藏于一个家庭的小房间中。

直到最近，妹妹谭蕙芸写作、出版新书《家锁》，这一切才发生变化。

谭蕙芸，摄影/黄世泽，图源网络

谭蕙芸是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的教师。1990年代，她随家人移民加拿大温哥华，在多伦多读完本科，又回到香港读硕士，往后几十年一直居住在香港，与家人分隔两端。直到2020年，谭蕙芸开始用尽所有办法，带父母、哥哥回流香港。为此，她遭受各种质疑，也开始自我怀疑，一度濒临崩溃。

然而她很清楚，一个“父中风、母失智、儿子精神病”的家庭，三个人均步入中老年，如果在异国他乡突然发生意外，而无人能帮助，那结果绝对是她无法接受的。回香港，是唯一可行的解法。

《爱的家锁》（2023）

正是为了写《家锁》这本书，谭蕙芸才必须打开家里尘封的盒子，检视哥哥在加拿大病发期间的作品，再经由艺术家白双全从艺术角度进行解读，重新理解哥哥和他的创作。这样的写作充满痛苦挣扎，是冒险，但终而带来疗愈。

在回溯与书写之外，哥哥的创作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展出是极大的意外。不久前，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的文化合作伙伴HASS Lab在九龙展出了“XO异彩艺术家奖”入围作品，展览源于去年三月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上的迷你展览。奖项意在支持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isity）艺术家，让公众看见他们久被蒙尘的独特才华。

艺术家作品《昏睡的人》，图源网络

艺术家作品《诗人的失败》，图源网络

艺术家作品《时光隧道》，图源网络

当时书已经写完，还有一个月就要下印，谭蕙芸告诉编辑，这本书必须再写最后一章。

在这一章中，她写道：“原来只为书写而搜集资料的过程，却在文本未面世之时，已先一步介入了真实生活，改写了我哥的生命。作为写作者，我首次体会到文本蕴含自己的生命力，写作者并不是掌控的人，文本自然会带领作者和身边人经历神秘的旅程。”

作为记者，目光长久地投注于社会公共领域，这样的训练会让她以怎样的方式切开自己的私人经验？创作者讲自己的故事，能联结到更广阔的公共情感吗？以下是NOWNESS与谭蕙芸的对谈。

《家锁》书影，摄影/黄世泽，图源网络

NOWNESS：移民对哥哥的病有什么影响？为何加拿大这样一个医疗资源发达的国家，也没有为治疗带来更多收效？

谭蕙芸：障碍不是单一的医疗问题，而是处于文化心态、家庭照护和社会规划多重因素交叉的公共领域。也不要过度神话留学或移民，出国并不自动解决这些家庭或精神健康问题，有时反而带来新的压力与回避的可能。

《阳光普照》（2019）

很多华人崇拜医生权威，认为“把问题交给医生，吃药就能搞定”。这之中也有逃避和否认，母亲一心操持家务，几乎不陪我哥看病；父母常对我叮嘱，“别让别人知道哥哥有病”。我曾以为对哥哥的病情讳莫如深是一种保护他的方式，但后来才看清，这更多出于羞耻。加上我们一家远在加拿大，跟香港的人情网络保持着一定距离，这让他们更加有条件选择逃避。但精神疾病的康复，家庭的互动和情绪表达非常关键。

出于“不希望别人知道儿子有病”的心态，我哥哥的情况被“完美收藏”在家庭内部。在家中，父母对我哥溺爱又迁就，他什么都不需要做、可以随时不吃药；没有社交、很少外出，结果形成一种不健康的依赖，没有人认真思考如何帮助他走向独立。

《美丽心灵》（2001）

父母既不愿承认，也不愿下决心采取更彻底的办法进行干预和治疗，这种心态混杂着对哥哥的不忍与父母自己难以面对的羞耻，最终妨碍了康复与独立。

NOWNESS：身为最小的女儿，要在一个父亲威严、长子失能的家庭里争取话语权，你经历了什么？

谭蕙芸：在华人家庭里，小女儿的话往往没人听，你在外面再成功，回到家也未必有话语权。父母可能会因为你的外在成就觉得“脸上有光”，但并不会因此更认真听你说话。相应的，我也曾经长期依恋父母，总希望自己能一直是“爸爸妈妈的女儿、哥哥的妹妹”，心态上没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年女性”，我的无力感部分也来自于不愿承认“我必须独立”。

封面插画手稿，图源插画师達姆ig @chiachiyu

父母角色过于强大，子女很难设定边界，容易陷在孝顺和依恋里，心理上停留在未成年状态，这是东亚文化的普遍问题。我家的情况是，父母学历高、经济状况也不错，因此更难放下身段听小女儿的意见。如果是儿子，说不定他们会听得更多。

但现实摆在面前，偏偏我的哥哥——长子、长孙——后来因病失能，这对父母打击特别大。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更重视小女儿的声音，反而更加封闭自己。

《爱的家锁》（2023）

对我来说，要拥有更多话语权，既要在心态上真正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人，也要在经济和生活技能上获得自主性。比如在加拿大，开车是一项几乎等同于“自由”的生活技能。很多女性会觉得“我不需要开车”，这其实和性别角色刻板印象有关，也造成了弱势处境。我妈妈就是典型例子，家里只有爸爸会开车，这让他掌握了很强的生活主导权。

NOWNESS：最近几年，自我书写、家庭写作变得热门起来，许多年轻作者的首作常从自己的家庭写起，你怎么看这现象趋势？年轻的作者怎么才能够在这一步之上做出突破？

谭蕙芸：在《家锁》出版之前，我本以为自己是在孤独地写家庭，但后来发现，已经有越来越多人接受用家庭作为切入点来进行公共性的书写。我的书似乎正好契合了某种社会氛围——大家逐渐意识到，不能再要求家中的女性默默承担照护的责任，而是需要让这种困境被看见、被讨论。这与社交媒体有很大关系。

《瀑布》（2021）

年轻一代是“数字原住民”，习惯在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故事，他们往往能在网络社群中获得精神安慰，这种支持甚至超过来自家庭的支持，而父母那一代并不是这样看待互联网。社交网络催化下，世代之间的不理解和冲突就会更加明显，也让年轻人更愿意在网上书写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家庭故事。

对这类作品，我自己在评价时会比较谨慎。比方说，如果年轻作者缺乏对中老年人的理解，作品触动的可能就只有同龄人。要突破这一点，需要提供新的观点或答案，否则作品的公共性就不够。

《年少日记》（2023）

家庭书写还有一个复杂的问题，就是伦理。作为家庭成员，你能获得大量“内部资讯”，这是优势。但与此同时，你如何处理家人的感受？作品的公共性如何提炼？这都很棘手。在这方面，我的书写训练其实是通过长期采访社会底层人物和关注公共议题逐渐进行和完成的。

全世界专业媒体工作者的权威都在被怀疑和挑战，我也在思考：如果记者可以采访别人、书写宏大的社会议题，那么当记者把笔触和镜头转向自己与家庭，会发生什么呢？我对此感到好奇，所以想试一试。从现在的结果看来，大家还挺接受。

《我们与恶的距离》（2019）

NOWNESS：写作《家锁》时，你怎么区分公共与私人的部分？

谭蕙芸：家庭的处境是嵌在更大的社会、文化结构里的。我在书里借鉴了记者的技巧，用了很多旁观者的视角，尽量把故事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脉络里去呈现。

比如说，我一开始就提出一个问题：我的哥哥曾经是状元，学业成绩非常优秀，是一个很有希望的年轻人，为什么社会没有接住他？为什么几十年里，他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这显然是一个公共性的问题，涉及精神障碍者在社会里为什么得不到应有的资源和保障。

《精神病房也会迎来清晨》（2023）

因此我不仅写家庭，也去追溯学校教育制度：我找到哥哥当年的中学校长，去了解为什么当时学校没有给予必要的心理支持；也回到他在大学病发的阶段，思考为什么大学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和资源。与此同时，医疗体系、文化障碍带来的局限，也都影响了我父母作为照顾者的选择。我还查阅了香港精神障碍康复的历史资料，不断追问：为什么已有的治疗资源没有真正抵达病人？中间的阻碍究竟在哪里？

在这种写作中，“问题意识”的设定本身就是公共性的。精神障碍往往被神秘化，好像病人会突然“发狂”，冲击家庭也影响社会。然而等到社会层面看见问题时，往往已经太迟。

NOWNESS：写作时，你怎么找回记忆的踪迹，靠近它，又保持适度距离？

谭蕙芸：很多人关心我在写作中会不会受到“二次伤害”，对我来说并不会。创伤在当年已爆发，之后我接受过心理咨询，整理过自己，如今是带着一定的抽离回看。也不能拖到记忆与情绪都模糊才写，时机要“刚刚好”。

《阳光普照》（2019）

决定动笔后，我先尽可能把与家庭有关的客观材料都找出来——文件、照片——从头到尾通盘梳理，并做笔记，用尽量客观的眼光去看。在整理的过程中，情绪一定会浮现。我允许这些情绪把我带回当年的现场，但以“记者”的姿态去记录它们。这种回看时的情绪，与事情刚发生时那种沉溺于忧郁里的情绪不同。唤起旧情绪的目的，是让读者进入现场，而不是让我困在其中、看不到他人的观点。

因此，我刻意补上多重视角：父亲的、母亲的、哥哥的，还去找哥哥的旧同学见证他当年的病发情况。这些新材料会引发新的感受。我始终不把自己当作“唯一事实”的代言人，所以大量使用记者的工具做交叉核对：建立家庭档案、对照个人记忆，采访哥哥就读中学与大学的校长等，了解他们眼中的我们家庭与我哥哥的性格。因为我不可能掌握所有观点。

《步履不停》（2008）

很多家庭书写常常容易简化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但我刻意避免这种二元化的处理。在我的书里，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受限于自己的知识、文化背景和理解方式，才导致了后来的局面。这其实反映了很多家庭的现实：大多数人并非“故意做坏事”，而是“不懂得如何去做”。

NOWNESS：写作《家锁》的过程，如何影响了你和你的生活？

谭蕙芸：我觉得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本书。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一直是个不太快乐的人。原生家庭的种种状况，带给我很多挫折和无力感，也让我变得愤怒、压抑。

谭蕙芸，图源网络

但自从完成这本书，并收到那么多友善的回馈后，我整个人轻松了许多。和家人的相处氛围也不再像以前那么紧绷，变得更放松。我在照顾父母和哥哥时，能以一种更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不再像过去那样觉得绝望。现在，我感觉自己心情坦然了很多，能够承受，也能够继续走下去。

今年初，哥哥的作品再次参加艺术联展，我们90岁的父母也到场参观，见证他的艺术成就，并拍下合照。距离《家锁》出版面世已过去半年，这件事成为书写之后又一个令我惊喜的意外。

再后记 Afterward

写作是苦功，它开始于敲下第一行字之前；做书也不容易，作品与世界的互动常常延伸至文本之外。这不是一个“洛阳纸贵”的年代，但我们仍对阅读与写作心怀期待。「再后记」是读者、作家与出版人的相遇之处，我们希望提供更多元的支持，包括访问、线下对谈、新书宣传策划等等。在写下最后一笔之后，作家需要与读者见面，作品需要与生活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