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再也无法静下心来看电影的电影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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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想当年看塔可夫斯基或者贝拉·塔尔的电影，印象中也都不是一次看完的，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私人观影的时候，而如果在影院观看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或者朗兹曼的《浩劫》则属于另一种体验：似乎集体观影会给你一种看下去的动力，哪怕影片在部分章节上显得沉闷。

我不知道当代大学生是否还有足够的耐心看完整部电影——在一个从小就习惯刷屏的时代里长大成人，他们集中注意力在某事上的能力似乎的确在减弱。但这是他们的错吗？

人人都知道，让大学生按要求完成阅读有多难——还记得书吗？但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并不只局限于文字。教授们如今发现，他们甚至没法让电影系专业的学生——完整地坐下来把一部电影看完。“我过去一直觉得，如果作业只是看一部电影，那简直是最好的作业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电影教授克雷格·埃尔佩尔丁（Craig Erpelding）对我说，“但学生就是不肯看。”

我从全国各地的20位电影研究教授那里听到了类似的看法。他们告诉我，在过去十年里，尤其是疫情以来，学生在观看长片时越来越难以保持注意力。塔夫茨大学电影与媒体研究项目的创始主任马尔科姆·特维（Malcolm Turvey）在放映课上正式禁止使用电子设备。但执行禁令又是另一回事：课堂上大约有一半的学生最终都会偷偷看手机。

有少数教授告诉我，他们并没有注意到什么变化。西北大学银幕文化教授林恩·斯皮格尔（Lynn Spigel）对我说，一直以来就有学生觉得老电影节奏太慢。“但那些真正致力于学习电影的学生一直都很喜欢老电影，现在依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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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交谈过的大多数教师都觉得，现在的情况确实不同了。而且问题并不只存在于大型入门课程中。南加州大学拥有全美顶尖的电影专业，该校电影与媒体研究教授水田堯（Akira Mizuta Lippit）说，他的学生在放映电影时的表现让他想起尼古丁成瘾者戒断反应：他们越是忍住不看手机，就越是坐立不安。最终，他们还是会忍不住去看。

他最近放映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1974年的经典影片《窃听大阴谋》（The Conversation）。在放映前，他告诉学生，即便他们忽略了影片的某些部分，也一定要看完那场著名而又具有预言意味的结尾场景。可即便是这个要求，对班里的一些学生来说也太高了。那一幕开始播放时，水田堯注意到有好几名学生都在看手机。“你真的只需要在最后专心一下，”他说，“可我就是没办法让所有人做到这一点。”

许多学生甚至开始抵触线下的集体观影。既然可以在宿舍里轻松地通过流媒体完成作业，他们就把在校园影院视为一种负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电影与媒体研究项目主任梅雷迪思·沃德（Meredith Ward）告诉我，如果课程大纲要求学生在课外时间到场参加观影，选课人数就可能会下降。因此，许多教授现在允许学生自行安排时间在线观看电影。

你大概可以想象结果如何。埃尔佩尔丁曾在印第安纳大学工作到2024年，在那里，教授们可以追踪学生是否在校内流媒体平台上观看电影。他说，只有不到50%的学生会开始播放电影，而只有大约20%的学生能看完。（别忘了，这些学生可是主动选修了电影课。）即便学生把整部电影从头看到尾，也很难说他们到底看得有多认真。有些人肯定是一边叠衣服、一边刷Ins，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我交谈过的学生也承认自己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为此感到内疚。但这并不足以让他们完整看完被布置的电影。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一年级学生米丽杜拉·纳塔拉詹（Mridula Natarajan）去年秋天上了一门世界电影课。“有些电影节奏极其缓慢，但讽刺的是，这恰恰是影片的精髓所在，”她对我说。“但我猜是因为缺乏耐心，所以我要么快进，要么就用两倍速观看。”

《祖与占》剧照。© 豆瓣电影

学生们心不在焉地看完电影——如果他们真的看完了的话——不出所料，他们无法回答关于所看内容的基本问题。在最近一次期末考试中，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电影教授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出了一道选择题，问特吕弗电影《祖与占》的结尾发生了什么。超过一半的学生选择了错误答案，说人物在躲避纳粹（影片背景是一战），或者与欧内斯特·海明威一起喝酒（影片中根本没有这个人物）。史密斯已经出类似考试将近二十年了；这一次，他不得不按曲线评分，才能让成绩分布看起来还算正常。

我采访的教授们并没有把问题归咎于学生个人，而是把焦点放在媒体环境的变化上。从1997年到2014年，2岁以下儿童的屏幕使用时间翻了一倍。而那块屏幕，从前通常是电视，如今更可能是平板或智能手机。今天进入大学的学生，对“无限下拉”出现之前的世界毫无记忆。青少年时期，他们每天几乎花五个小时在社交媒体上，其中大部分时间用来不断刷短视频。

一项关于人们在电脑上工作时注意力的分析发现[1]，如今人们平均每47秒就在不同标签页或应用之间切换一次，而在2004年，这个数字是每两分半钟一次。“我可以想象，如果你的身体和心理并没有被训练去适应一部电影的时长，那它就会让人感到极其漫长、难以忍受，”南加大的水田堯说。（他还推测，由于任何电影都可以随时点播，学生会觉得即便错过了什么，也可以之后再看——尽管他们几乎从不真的这样做。）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电影与媒体研究教授凯尔·斯泰恩（Kyle Stine）通常会用一个破冰问题开始他的课程：你最近看过的一部电影是什么？近几年，有些学生甚至很难说出任何一部。

康奈尔大学表演与媒体艺术教授克里斯滕·沃纳（Kristen Warner）也注意到了类似趋势。有些学生入学时几乎只看过迪士尼电影。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埃尔佩尔丁说，他试图找一部班里每个学生都看过的电影，作为大家可以共同讨论的参照点。但最近，这几乎变得不可能。即便是想从事电影创作的学生，也未必真的热爱看电影。“十年前，想要学习电影与媒体创作的人，本身就是电影迷，”埃尔佩尔丁对我说，“而现在，他们只是和所有人一样消费同样的东西——那就是社交媒体。”

© University of Bristol

当然，年轻人并没有完全放弃电影。但他们如今愿意观看的长片，往往被设计成迎合注意力缺陷的产物。在最近一次做客《乔·罗根体验》（The Joe Rogan Experience）节目时，马特·达蒙——这位出演过许多当代大学生可能从未看过的电影明星——说，Netflix已经开始鼓励电影制作人在影片前5分钟就安排动作场面，以尽快抓住观众眼球。即便年轻人是在流媒体平台上看电影，也不意味着他们真的在专心观看。坐下来看电影时，许多人会在第二块屏幕上刷社交媒体。达蒙说，Netflix因此建议导演让角色把情节重复三四遍，好让一心二用的观众也能跟上剧情。

有些教授把注意力萎缩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必须接受的现实。约翰斯·霍普金斯的斯泰恩正在试行一门“慢电影”课程，放映几乎没有叙事推进的极简主义影片，目标是帮助学生重新培养长时段的注意力。北卡罗来纳大学电影研究主任里克·沃纳（Rick Warner）刻意挑选节奏缓慢、细节微妙的电影，比如香特尔·阿克曼（Chantal Akerman）的《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 23 quai du Commerce, 1080 Bruxelles）——一部长达三小时、几乎只跟随一位女性在公寓里做家务的影片。“我尝试教授一些能够挑战他们固有观影习惯的电影，”沃纳对我说。“我试图让他们相信，正确观看一部电影实际上可以帮助他们重塑感知能力，并教会他们如何重新集中注意力。”一旦适应之后，学生们会享受这种挑战，他说。

但其他一些教授或许认为抵抗是徒劳的，于是开始调整教学方式，以适应学生们从小接触的媒体。有些人播放更短的影片，或者让学生把电影分成多次观看。主要教授电影制作课程的埃尔佩尔丁，已经不再教授传统的制作方法，而是转而讲解如何最大限度地吸引观众。他现在要求学生制作三到四分钟的短片，类似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剪辑。毕竟，这似乎是许多年轻人唯一愿意观看的视频类型。

顺便说一句，《窃听大阴谋》的最后一幕，是多疑的吉恩·哈克曼疯狂地拆毁自己的公寓，徒劳地寻找窃听装置。最终，他放弃了，在一片废墟中忧郁地吹起了萨克斯。这是一场精彩的结尾，值得一看。

参考文献：

[1]www.apa.org/news/podcasts/speaking-of-psychology/attention-spans

文/Rose Horowitch

译/天妇罗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www.theatlantic.com/ideas/2026/01/college-students-movies-attention-span/68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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