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

冯道是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历经四朝十君，曾受契丹封秩，一生贵显，备享尊崇，但身后却饱受议论，贬褒不一。可以说，冯道犹如一种符号，成了人们衡量价值观念的重要尺度。故而长期以来，学界对冯道的研究多集中在是非之别和忠奸之辨。但评价冯道这样的历史人物，仅停留在价值判断的层面显然是不够的，还应注意到他所代表的历史形象是如何演变的，这对客观认识冯道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两宋是冯道形象变化的关键时期，这种变化反映了深刻的思想变迁，并大大影响了后世对冯道的评价。有鉴于此，本文力图梳理出宋人对冯道的研究脉络，澄清学界存在的某些理解误区，并归纳出宋人研究冯道的若干特点，以期通过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冯道现象”。

一、北宋初期的冯道形象

由于品德甚佳及为官有善政，冯道在五代备受推崇。宋初承五代余绪，社会价值观念多有承续，对冯道亦很推重。范质“最敬冯道辈”，赞其“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其为人“盖学冯道也”；王溥亦仿冯道《长乐老自叙》作《自问诗》。范、王二人为朝中重臣，均视冯道为榜样，足见冯道对宋初政坛的影响。

然而，冯道评价的变化也正始于宋初。《旧五代史·冯道传》不吝笔墨，用大量篇幅叙述冯道的美德，高度评价“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但随而笔锋一转，又颇有微词：“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第一次从忠事一朝的角度对冯道提出了批评。

从秦汉至五代，士大夫对君臣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持原始儒家的观点，即“臣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君，无道衡命”，死事一朝的观念并不强。尤其在五代，“其臣子视事君犹佣者焉，主易则他役，习以为常”。不过，“忠”在五代仍然是颇受尊敬的品格，但更多是指恪尽职守，而非死事一朝。“以身徇义”乃是“古人之志”，“若立纯诚，遇明主，一心可事百君，宁限于两国尔!”冯道著《长乐老自叙》，深以其历事数朝及契丹所赐勋阶官爵为荣，认为自己“在孝于家，在忠于国”，不足者乃“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实乃当时的正常言论。

宋之初兴，事新朝者基本为后周的旧班底，所持忠节观念自然一脉相承，这对政权的巩固无疑十分不利。因此，北宋帝王在振作忠义之气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宋太祖褒奖忠于后周的韩通和忠于北汉的卫融；赞扬忠于南唐的徐铉、张洎为忠臣；对预成禅代之诏的陶穀终身不予大用；对叛南唐投宋的杜著、薛良，或处斩，或配隶庐州牙校，如此种种，均意在提倡忠节。诚然，太祖对节操的提倡亦有矛盾之处，但君臣关系的重整毕竟已经开始。因此，尽管《旧五代史》史臣对冯道充满敬意，却仍要加上一句“可得为忠乎”，这正昭示出宋初政治风向的转变。宋太宗对忠节的要求更为严格，叹息“真宰相”(太祖语)范质“但欠世宗一死”。真宗则第一次否定了冯道，斥“冯道历事四朝十帝，依阿顺旨，以避患难，为臣如此，不可以训也”。历事多朝且依阿随顺，正是北宋中后期批判冯道的两条基本思路。

不过总体来看，在宋初三朝，甚至仁宗早期，冯道还是很受敬重的。时人所著《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等对他毫无贬斥之意，《闲谈录》还于“下帙多载冯道行义”。对他的否定性评价主要来自君主意志，而非臣民的普遍意见，且并未在实际政治层面予以确认。如仁宗明道元年(1033)，朝廷还录用冯道、王朴的后代，可知冯道的地位是与名相王朴相等的。

宋初三朝的冯道形象之所以正面居多，是因为当时社会价值观念与五代相差不大，品评人物基本上是以个人品行及有无善政为衡量标准。同时，冯道宽厚谨慎，“为政闲澹，狱市无挠”，“以持重镇俗为己任，未尝以片简扰于诸侯”。这种闲澹持重的政治作风，与黄老思想盛行的宋初三朝较为契合。太祖“慎罚薄敛，与世休息”；太宗声称“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物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真宗在位初年为政简易，澶渊之盟后更“以无事治天下”。在这种氛围下，加之五代旧习，“士君子务以恭谨静重为贤”，“以冲晦自养”。如赵普为相时，于厅事坐屏后置两大瓮，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满即焚于通衢，不欲施行；吕端认为“国家若行黄老之道，以致升平，其效甚速”；李沆人称无口匏，“四方言利事者未尝一施行”。宽厚谨慎被誉为君子美德，锐意进取则被视为轻躁浮薄。在这种循默安静的政治风尚之下，宋初士人对冯道的推重也是可以理解的。

二、北宋中后期关于冯道的争议

皇祐三年(1051)，冯道曾孙冯舜卿上冯道官诰二十通，乞请录用。然而，这次仁宗却依据死事一朝的标准，对冯道的功业及节操予以彻底否定：“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禄，无可旌之节。所上官诰，其给还之。”这是最高统治者在实际政治层面给出的正式否定，具有深刻的时代和学术背景。

首先，冯道地位的下降是与五代地位的沦落相伴随的。宋初三朝对五代史相当重视，不仅以五代为正统，开国时的种种举措也充分汲取了五代的经验教训，时人著述对五代也多有正面描述。然而，随着这些经验教训，尤其是教训被汲取融汇到政治制度等层面，“五代乱离，事不足法”，“五代之乱极矣”开始成为共识，五代成为极端负面黑暗的代表，作为五代文官的楷模，五代地位的沦丧势必累及冯道。而宋人对五代士风的鞭挞，也必然会以冯道为靶子。

其次，与宋初更加注重现实政治制度的措置相比，礼义伦常被提到突出的层面。经过几十年的汰旧换新和对士人气节的涵养，一个崭新的士大夫群体及相关思潮在仁宗年间产生。又因春秋学大盛，建立新型君臣关系的呼声日高，一批直言谠论的官员奋然而起，“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而领风气之先者，乃为范仲淹。“范文正开宋学之端，不务明心见性而专尚气节，首斥冯道之贪恋”。庆历之际，诸家并起，对冯道的批判不再限于最高统治者，士大夫群体内部亦出现自觉的反思，关于冯道的争议开始产生。

对冯道的批判最先产生较大影响者为欧阳修。他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欧阳修对冯道的嘉言懿行多所记录，虽然质疑其“矫行”，但并未多作批评。他所严厉批判的是冯道的政治节操，直斥其“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意”，为“无廉耻者”。

欧阳修还指责冯道无所谏诤，唯谏周世宗亲征一事。实际上，冯道常常劝谏君王居安思危，节制欲乐，多行仁政。对此欧阳修也有记录，但显然在他看来，真正能称为谏诤的应该是关乎国是、影响时局的大事。五代宰相权轻，冯道之谏诤无关国家宏旨，看似情有可原。然而，晋高祖一度废枢密使，并归中书，将院印付与冯道，冯道却“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唐明宗与晋高祖以兵事问冯道，冯道亦无所进言。反观冯道罢后，桑维翰任中书令兼枢密使，“数月之间，朝廷差治”，所谏之事亦多系国家命脉。王夫之曾斥冯道“摘小过以炫直，自饰而藏奸”，虽言过其实，但冯道的确难免圆滑避事之嫌。犯颜纳说、直言谠行，是这一时期宋人十分重视的气节。桑维翰虽力助石敬瑭乞位契丹，篡夺后唐社稷，为相爱财，恋栈，任人唯亲，睚眦必报，但却深得宋太祖、王禹偁等人赞誉，论事严苛如欧阳修、司马光，对其态度也相当温和。这固然与桑维翰仅事石氏一朝有关，但他勇于任事，不避嫌怨，也是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冯道老于世故，全身避祸，显然是不能为欧阳修辈所认可的。

司马光对冯道更为严厉，认为“自古人臣不忠，未有如此比者”。相比《旧五代史》对冯道嘉言懿行的不吝铺陈、《新五代史》相对克制的取材，司马光多取冯道依阿随顺之事，直指“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斥为“奸臣之尤”。他并未否定冯道有嘉言笃行，但认为这些只是“小善”，并不能为冯道洗脱奸臣之名。

仁宗退官诰之事与欧阳修、司马光之论，标志着对冯道这种大节有亏而私德甚佳、有惠于民者，帝王与士大夫之间的态度开始有了呼应。如果说宋初三朝士大夫并没有贬斥冯道的意识，或只是违心附和君主意志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他们开始有了发自内心的自觉意识，反映了不同于五代宋初的崭新气象。

欧阳修与司马光先后为士林领袖，其论影响很大，得到了二程、唐介等人的赞同。南宋吴曾甚至说“(冯)道自为欧阳公所诋，故学者一律不复分别”，现今论者也普遍认为冯道从此被定性。然而，事实却是，在这一时期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完全或基本肯定冯道，且不乏知名的学者与能臣。在北宋中后期，对冯道的争论从未停止过。

宋初三先生对冯道的评价相当高。石介高度肯定冯道：“五代之乱，则瀛王扶之也。”胡瑗亦持宽容态度：“当五代之季，生民不至于肝脑涂地者，道有力焉，虽事仇无伤也。”均肯定冯道惠及生民的功绩，对其历事多朝的事实不予苛责。

王安石是推崇冯道的代表人物。“荆公雅爱冯道，尝谓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并为此与唐介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史载：“时宰相有举冯道者，盖言历事四朝不渝其守。参政唐公介曰：‘兢慎自全，道则有之。然历君虽多，不闻以大忠致君，亦未可谓之完。’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汤，非历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心则可。况拟人必于其伦，以冯道窃比伊尹，则臣所未喻也。’”王安石秉承的是原始儒家“从道不从君”的忠节观，这与唐介是大不相同的。“自熙宁、元丰以来，士皆宗安石之学”，王安石的新学在北宋后期据有官学的独尊地位，他对冯道的推重应有相当的影响，否则南宋不会将推崇冯道作为他的一大罪状。

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者也不乏肯定冯道之人。如吴处厚认为“道未尝依阿诡随……道迹浊心清，岂世俗所知耶？余尝与富文忠公论道之为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谓大人也。’”富文忠公即名臣富弼，他曾与范仲淹、欧阳修力倡新政，也同司马光等人反对王安石新法，但仍然给予冯道以极高评价。

也有论者给予冯道以基本肯定的评价，他们更多地考虑到了冯道所处的历史环境，对其功德予以肯定。如蜀学代表人物苏辙认为冯道“权不在己，祸变之发，皆非其过”，肯定他有“盛德”，比于晏子。他还将贤相王旦比于冯道，“盖旦为人类冯道，皆伟然宰相器也。道不幸生于乱世，生死之际不能自立；旦事真宗，言听谏从，安于势位，亦不能以正自终，与道何异”，显见苏辙对冯道瑕不掩瑜之意。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认为“君子遭此为不幸”。晁补之慕司马光之为人，曾从其学，但仍认为“冯道功高而名节非也，当以管仲为比”。石介的政敌夏竦则赋诗“文懿艰危际，虚心自晏宁。依违惭问战，闲淡贵无刑。镇俗懲浮躁，尊儒镂典经。忠诚亏美諡，良足愧幽灵”，基本肯定冯道。此外，在同时期的宋人笔记中，诸如“冯瀛王道，德度凝厚，事累朝，体貌山立”、“性仁厚”等赞扬之词也不鲜见。

总之，肯定冯道者散见于不同的学术流派与政治派别，可知冯道的形象虽然开始恶化，但亦不至于十分不堪。徽宗崇宁至大观年间，张彦直一家有四人相继金榜题名，“州刺史荣之，取冯瀛王所赋常山窦氏‘丹桂五枝，灵椿一树’之句表其闾，曰椿桂坊”。若冯道已然声名狼藉，则断不至于用他的诗句表彰张家。不过，君臣关系的重构毕竟是一股大的时代潮流。随着忠节观念的步步深入，冯道的声名呈现每况愈下之势。如靖康元年(1126)，蔡京势败，孙觌等上疏弹劾“使京尚在相位，安知其不开边卖国如冯道辈乎？”

冯道受到的批判是顺应新的时代思潮产生的。北宋尚气节，倡“尊王”，无气节者自然受到鞭挞。然而，冯道的情况比较复杂。他私德极佳，在“民命倒悬”之乱世，独能“以救时拯物为念”，“公正处事，非貌为长厚者”。因此批判者有之，拥戴者亦有之。而批判者大多也只限于对其气节的批判，对其个人品德与惠民善政虽然有所质疑，但并未全盘否定。这正表明了北宋多种学派和思想的争鸣。

三、南宋对冯道的负面定性

宋室南迁后，对冯道的负面评价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这不但与北宋对忠节的提倡有关，更与两宋之际的时局、学术思潮有关。

南宋在反思北宋灭亡的教训时，将责任推给了王安石，而“王安石之罪大者在于取扬雄、冯道”。“冯道左右卖国，得罪万世。而安石于汉则取雄，于五代则取道……则奸伪百出，僭乱之萌，实由此起”，“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时最善避难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师安石之言，宜其无气节忠义也”。同时，借助高宗否定王安石的有利时机，理学的影响力得以扩大，几经浮沉，终在理宗年间确立官学地位。理学的深入推进，在理论上为冯道被彻底否定铺平了道路。

相对于北宋大多聚焦在冯道忠节与否的问题，南宋不仅全面否定冯道，且批判极为激烈。范浚将冯道与李振、苏循并称，斥其“倾巧乱人，谋身卖国”，将后唐、后晋与后汉的灭亡，归因于这类官吏的大量存在。吕祖谦指冯道依违拱默，“中立之罪为大”。朱熹以“乡原”称之，认为“有无穷之祸”。诸如“大帝四朝咸败事，惟君卖国作功臣”、“乱臣贼子”等记述，俯拾皆是。南宋后期，家铉翁为冯道故乡瀛洲一位节妇作传，记“瀛南之交河，习俗笃厚好礼，义夫节妇，比世间见，无慕于冯也”，可见南宋士人“欲人之知慕乎古，毋羡乎冯”的努力，取得了明显效果。

这一时期，冯道的个人品行及惠民之举基本被忽略，只有楼钥、谢采伯、陆游、胡三省寥寥数人，在总体否定冯道的基础上，对其私德或功劳予以部分肯定。为冯道大力辩护者只有吴曾：“夫管仲降志辱身，非圣人不足以知其仁，彼元结乌足以论之。求诸后世，狄仁杰、冯道庶几焉。”然而，吴曾党附秦桧，人品为人指摘，只能为批判冯道者增加反面例证而已。冯道由五代人人称颂的元老，沦为祸国殃民之元凶。忠节成为评价臣子的最高标准，遮蔽了冯道杰出的个人品德与惠民善政，也遮蔽了他对五代历史所做出的积极贡献。

在批判冯道的同时，南宋对冯道现象产生的原因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范浚认为唐末忠节之士以朋党之名惨遭屠戮，才使冯道之流充斥朝廷。项安世认为，冯道遵循杨墨之道，所以才“有笃行嘉言，而不耻于事乱君，行乱政”。南宋遗民胡三省则认为，仅死事一君还不够，更要“持危扶颠”，才符合冯道的身份。宋元之际，冯道对契丹的态度也成为批判内容：“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朝唐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但综观两宋，冯道为人所指者主要还是忠节问题，这大约是由于他在这方面最为突出的缘故。

南宋时期，冯道不仅被盖棺定论，对他的评价也成为大是大非问题。此后历代学者都对冯道大加挞伐：“痴顽无耻冯瀛王，更夫易主同娼妾”，“奸憸顽腼若张禹、冯道、秦桧之徒”，“千载而下，谈之犹令人发上指冠，恨不得食其肉而寝其皮”，“道之恶浮于纣，祸烈于跖矣”。虽然有李贽等人为其辩护，但绝构不成主流意见。经过两宋的渐变，冯道远离了历史的真实形象，而蜕变成为一个“奸憸无耻”的意识形态符号，陷于万劫不复。直到近二三十年，学术界才陆续有文章肯定他在五代所起的积极作用，这又说明了时代思潮的新变化。（节选自《史学集刊》，2010年第2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