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涵 | 白街的衰弱：反“风腐”运动以及区县经济的变迁

张智涵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

白街位于江西省G市S区西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此处仍是一片荒山野岭。二十一世纪初，随着S区城市规划的调整，特别是区政府搬迁至此后，城市景观迅速扩展，白街由此形成。

一侧是区政府、市民文化广场等公共空间，横越一条宽阔的六车道柏油公路，另一侧便是白街。得益于如此优越的区位条件，许多饭店酒楼自发聚集于此处，直至零零年代末至一零年代前期，白街已成为全区最著名的酒楼街。短短700米的街道上，大大小小开设了三十多家酒楼，其中，一半以上属于桌均消费在600元以上（标准八人桌）的中大型酒楼——在一零年代的中部地区，此消费已然不低。即便如此，每到晚饭时分，整个白街仍然是车来车往，玻璃幕墙之内也都是座无虚席。

然而，繁华落幕终有时。一零年代的后半期，白街的中大型酒楼开始零星出现倒闭的情况，但新资本的不断涌入，往往又迅速在原址挂上了另一块招牌，勉强维持着白街的繁荣。而自2020年起，一些酒楼倒闭后，店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未能再租出去。这一现象随着时间推移愈发严重。今年归乡后再经过白街，发现已有7家中大型酒楼歇业了便再未开张，以往在灯光下闪闪发光的大型落地玻璃幕墙，现在都落满灰尘，长时间贴着“店铺招租”的告示。剩下的酒楼也不得不在门口摆摊卖起“品质盒饭”以苟延残喘，或干脆改换成“小龙虾”“美蛙鱼头”等平价饭店。

二

白街的衰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有不少声音认为，国家近年来大力推行的反“风”反“腐”运动，是白街衰弱的主要原因。此说法确实有一定道理。原因是，由于靠近本区的政治中心，各单位的公职人员向来被认为是白街酒楼就餐人群的主力。不管是“因公就餐”还是“私人宴请”，只要是涉及S区公职人员身份的就餐，白街往往是第一选择。

先看“因公就餐”方面。在零零年代与一十年代初期，白街的许多店铺都是各个单位指定的公务接待与福利性聚餐的地点，并且接受各个行政、企事业单位在此挂账月结，可以说，合理和不合理的因公就餐，构成了白街繁荣的一大支柱。

自2012年以来，随着《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即中央八项规定）的出台，全国范围内的反“四风”、反“腐”运动拉开序幕。“八项规定”严令取缔公职人员不合理的公款吃喝，也严格限制了公务招待的标准和规模，由于这一禁令能够从“监管公务消费发票”及其他的审计措施入手，在操作上便于执行，白街上的“公款吃喝”之风立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

所谓的“私人宴请”，主要指的是由私人组织的，但宴请目的与公职人员职能附带的资源相关的就餐行为，商人宴请官员是其中的典型。此类“私人宴请”在白街的酒楼中不算少见。一十年代，白街某些大型酒楼中存在着一些普通前台无权定出，只能通过大堂经理甚至酒楼所有者本人渠道进行预定的“高级包厢”。这些包厢的消费并不固定，往往根据当日送来的食材而定，菜品以“山珍”为主，条件不允许时则退而求其次以“海味”替代。这些所谓的特殊包厢，也构成了白街酒楼收入的一大来源。

随着国家反“风”反“腐”工作的持续推进，这些因私人出资而形式相对隐蔽与暧昧的违纪行为，也成为了监察的重点。地处显眼位置的白街，理所当然成为了市纪律检查部门的重点关注对象，通过“线索举报”与“蹲守”等措施，对其进行了多轮整治。当然，在此过程中，就像许多运动式治理中时有发生的一样，也出现了一些加码执行的行为：在2024年整治“违规吃喝”的专项行动中，纪律检查部门的一些人员在饭点进入白街的酒楼，逐桌抄录就餐人员的证件号码，意图留档通报单位，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正常就餐的体制内职工（包括公立学校教师等）以及普通群众也被波及。白街的酒楼业主于是联合餐饮协会前往省城有关部门以“影响正常商业经营行为”为由进行控诉，风波遂止。总之，随着整治的深入推进，各类违纪吃喝已经基本上在白街消失。而同期，白街也呈现出进一步的衰弱的态势。

在时间层面上，白街的衰弱与国家反风腐事业的推进呈现出同步的态势。面对此，某些人发出了类似“白街的灯黑了，S区的天就亮了”的感慨，将白街的兴衰一系于公职人员的违纪消费之上。然而，事实并没有那么简单。实际上，在多次整治与内生转型的过程中，白街的酒楼们早已逐步转换了经营策略，依托人流密集以及区内标杆性的口碑优势，逐步转向涵盖中低端至中高端餐饮的差异化经营，将消费人群扩展到了S区的各个阶层。可以说，在一十年代后半期，白街已成为了能够反映S区整体餐饮消费情况的风向标。因此，在如此背景下，白街的进一步衰弱，背后可能涉及的是整个区县经济的深刻变迁。

三

和大部分缺少支柱性产业的中西部区县相类似，在过去二十年中，S区城区中看似火热的经济与消费，实际上离不开三个群体的支撑。

第一群人是与建筑行业相关的从业者，尤其是其中的工程商、建材商等。从本世纪初至今，整个中国都经历了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位于中部的S区，也经历了多轮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与地产开发。在此过程中，巨量的财富被撬动、浮沉。开发房地产的，包工程的，卖建材的，上下游的从业人群，纷纷在其中分得一杯羹。S区也因此涌现出一批批消费能力极强的富裕人群。这些地产商、包工头、建材商中的许多人都将白街高端酒楼视作食堂一般，即使除去性质上违纪的宴请，该群体及其亲属的正常消费，也构成了白街高端餐饮的重要支柱。

第二类人群即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体制内人员”。需要注意的是，此类人群并不等同于老百姓口中“官民二元叙事”中的“官”。教育、医疗、交通、消防等基础性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也是其重要组成，而即使是行政单位中的工作者，在县区的范围内，多数也并非领导干部，而是办事员的角色。并且，由于大部分县区居民都有直系或旁系亲眷属于此类人群，可以说，他们作为一个分布广泛且普遍的阶层嵌入了县区社会之中。

这一人群，虽然明面上收入并不高，但首先，普遍不需要面对住房压力（早年单位分房，父母的代际支持，住房公积金）；其次，县区物价以及单位福利带来了较低基本生活成本；最重要的是，工资来源于政府财政，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预期——这些都塑造了此群体实际上较强的消费意愿与消费能力。县区的中高端服装，美容美发，汽车行业都将其锚定为目标客户。而此群体同事朋友之间的聚餐、家庭聚会，也都构成了白街持续繁荣的重要引擎。

第三类人群是外出务工者。与大部分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市相类似，S区也是劳务输出地。由于临近东部地区，S区农村中拥有劳动能力的中青年人，大多都会选择前往东南沿海地区务工。在工地，工厂以及小店铺内辛勤劳作的他们往往省吃俭用，想要用所赚来的财富为下一代提供更好的居住与教育条件。大城市遥不可攀的房价与一十年代各县区经济繁荣的景象，使他们将迁移的目标放在了临近的S区城区。于是，大量的劳务收入流入，变成了S区楼盘的首付和月供，变成城里读书的孩子与陪读的老人的生活费，作为活钱驱动了S区城区的经济。这一人群虽然由于消费能力与消费习惯的限制，不可能将城区的酒楼当作日常消费的场所，但在婚丧嫁娶等重大场合时，许多也会选择咬咬牙在白街的一些酒楼中摆上几桌（或是因为礼金数目和酒楼档次相挂钩）。虽然这一群体选择在此消费的比例与频次较低，但考虑到较为庞大的数量以及酒席较高的利润，实际上也成为了白街酒楼重要的收入来源。

然而，近年来，S区中此三类群体的处境，可以说都在经济变迁之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自疫情以来，区县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决策趋于谨慎，建设节奏明显放缓，与此同时，房地产行业的寒冬也同步降临，在此情形下，S区内资金断裂的地产商人不在少数，建筑行业产业链上下游的商人们，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以往的烈火烹油般的消费，自是难以为继。同样也是因为房地产市场的萧条，地方政府以往惯用的土地财政也再难持续，加之先前的大规模举债，S区甚至包括G市的财政状况都陷入了僵局。在2024年，S区许多单位都出现了某些月度工资被拖欠的现象，虽然这一情况最终得到了解决，但体制内的人员普遍对财政状况持负面预期，也都在某种程度收紧了消费。最后，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中低端制造业出口的收紧，从事中低端产业外出务工人群的经济状况也遭遇了冲击。白街的隔壁，位于人们通向市民文化广场必经之路上的另一条街道，曾是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开店创业的热门选择（曾有人将其称为农民工的血肉磨盘：在外务工赚到的钱，在此创业亏掉，随后再外出务工），曾经炙手可热且流转不息的商铺，今年也出现了长期空置，情况可见一斑。

在此情形下，S区的消费市场也陷入了低迷，以往那些主要依赖于以上三类人群的县区服务业，都纷纷遭遇了冲击，白街的酒楼们，也只是不过是其中的一批集中个例。因此，白街的衰弱，不仅在于反腐倡廉的深入推进，更是S区消费与经济状况的缩影，同时，前文提到的那些背景也不仅只有S区正在面对，其背后折射出的是千百个中西部县区的困境——缺乏具有支柱性、能够自我“造血”的产业体系。先前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不可持续的土地财政模式以及大量劳务输出所换回的“外汇”等外部或短期性支撑，而今，这些赖以生存的“外部输血”正日益面临枯竭的危机。

时至今日，无论是怀念还是鄙夷曾经的白街都已再无必要，因为那个繁荣甚至有些过热的年代已经过去。我们的精力更应该放在，当意识到某些条件不可再来、过去的路径已经失灵时，如何甩掉包袱，收拾行装，继续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