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亮亮 | 农村老年人的困境分类与应对

任亮亮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按照领取基础养老金的标准来看，目前60岁以上的农村农民都被归为老年人。然而，农村老龄化程度虽然严重，老龄问题却相对不那么突出，这恰恰是因为老年群体内部存在显著的身体机能差异和相应的需求分化，真正面临经济匮乏、精神孤寂和生活无依的仍是少数。今年两会期间，又有专家提出提高农民养老金的建议，且将年龄门槛设定在70岁以上。这确实符合客观情况——在农村，六十多岁仍被视为壮劳力，许多人还在务工或务农。不过，单纯提高经济补贴固然有一定效益，但对养老问题的把握还不够精准。接下来，结合笔者近两年对农村老年人状况的调研，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农村老年人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思路。

老年人群体内部具有极强的异质性。从行动能力和需求差异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一、六十岁至六十五岁的低龄健康老人

这一群体仍具备生产能力，多在城市或县城以大龄农民工的方式务工获取收入。其动机一方面是支持子代城镇化，另一方面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提前储蓄。因此，他们格外珍惜最后的务工机会，对就业有着强烈需求。然而，城市的非正规劳动力用工市场，尤其是他们长期从事的建筑行业，正在逐步清退和排斥这一群体。前几年建筑行业清退令出台后，一部分人返回县域或乡村打零工，另一部分则转行做保安、保洁等工作。对于长期在外务工的他们而言，在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回乡种地并不划算。他们更愿意留在城市，城市十字路口清晨等活的队伍里，多数仍是年纪较大的农民工。他们的收入虽不稳定，但只要能在城市干上四五个月，就比在乡村种地强得多。

按理说，他们不回流，乡村的包地大户（即规模种地的农民）应该有地可种。这些大户正是在农民全职务工潮（不在种地了）中成长起来的，一些未选择外出的中年人将外出农户的土地流转过来耕种，收入也相当可观。如今，这批大户也逐渐步入高龄，同时还有一部分一直从事农业的高龄小农户，他们仍有较强的种地意愿。但调研发现，越是平原地区、越是经过高标准农田整治的地方，土地越是向少数人、外来精英或下乡企业集中。当外部资本介入土地流转时，小农户和规模农户往往因种植不便或流转价格过高而被排斥在外，最终无地可种。问题在于，他们是有种地需求的，而一些地方以村集体组织流转并收取服务费的方式推动整村流转，本土大户自然不愿承担过高成本，最终“被自愿”退出。

因此，如何保障这一低龄老人群体的务工权益和机会、种植权益和机会，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他们本质上是具有生产性的老人，而非社会负担。

二、六十五岁之后的老人

这一群体因早年劳动强度大，开始出现高血压、高血糖等慢性病，劳动能力逐渐下降。他们或许还会参与一些零工或耕种口粮田，但总体上已进入赋闲状态。赋闲之后，如何安排闲暇时间便成为一个现实问题。

在东部地区，市场经济发达，我们见过身体硬朗的八十多岁老人仍能打几份工。但在中西部普通农村，临近缺乏工业产业，老人想在家门口找份手工活都很难。许多老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做家务、到地里转转、在村庄非正式公共场所聚集聊天，缺乏公共文化活动。当然，低龄老人大多会刷短视频，沉迷其中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精神孤寂，但反过来说，正是因为精神孤寂，他们才会如此依赖手机。我们在中部地区调研时发现，一个村唱戏，附近十几公里村庄的老人都会步行或骑车前来观看。而电影下乡的效果则相对一般。农村老年人喜好热闹，但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文化活动仍以戏剧为主，书法下乡等活动往往流于形式。问题在于，当前政府安排的戏剧下乡惠民工程因经费有限，频次偏低，一个行政村一年能有一场已属不易。农民自己或村民集资请戏班子的情况也比较少见。

那么，老年人能否自己组织活动？原则上可以，但目前存在两个主要障碍：一是活动场地不支持。不少行政村虽有老年活动中心，但涉及管理、水电费用等问题，缺乏村集体经费支持的村庄往往不愿开放。二是活动经费缺乏。老年活动需要器材购置和日常开销，普通村庄无力支持，上级政府也没有专项拨款。因此，推动老年人组织起来开展活动，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文化服务，仍需进一步探索和投入。

三、七十五岁到八十岁之后的高龄老人

这一阶段的老人开始面临丧偶，逐步进入高龄但仍可自理的状态，普遍处于独居或空巢中。作为传统一代，高龄男性丧偶后，独居生活往往极度凑合——他们不擅长也不会做家务，做饭更是“能吃就行”。而高龄女性丧偶独居时，因擅长家务且多会种菜，做饭问题不大。但无论男女，这些老人都面临共同风险：做饭凑合、容易摔倒且无人知晓。

让老人走出家庭、被“看见”变得至关重要。一些村庄探索了老年食堂模式，但经济压力较大。我们认为，食堂助餐可以简化形式、压缩成本，更重要的是，老人来吃饭的同时也在交往、交流、被看见，许多风险便可由此化解。有的地方则推出干部敲门、邻里探望等举措，也有一定效果。调研中还发现，不少家庭安装了监控，子女在外可掌握老人情况，但问题在于：一旦老人在卧室发生意外，监控往往难以发现，子女也无法及时应对。

如何让高龄丧偶独居老人得到照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其中一部分已进入生活无法自理阶段的老人。我们在某村调研时，一位85岁的老奶奶独自生活，脚受伤拄着拐杖，还患有严重哮喘，仍然勉强自理。这类老人数量不少，属于事实无人赡养老人，亟需关注和照护。

四、失能半失能老人

养老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照料问题。当老人进入半失能阶段后，生活便离不开人——一日三餐、身体清洁、大小便等都需要他人介入。此时，子女真正回归家庭高强度照料老人。目前，多数高龄老人仍有多子女，尤其以儿子为主，往往采取轮流照料的方式，每人负责一到两个月。

在照料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状况。照料者要睡得晚、起得早，半夜还需起来查看老人，每天围着老人转。如果只是身体失能尚好，一旦老人出现认知错乱、患上老年痴呆，照料压力便极大，身心俱疲。照料时间一长，“久病床前无孝子”也就成了无奈的现实。尤其是照料周期过长，子代缺乏经济收入，自身及子女的家庭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因此，一些老人会提前意识到自己将成为子女负担，在感觉无法自理时选择提前结束生命，这一问题在中部平原地区仍较为突出。

如果是高龄失能老人，多子女轮养还能分担压力，家庭负担相对较轻。但低龄失能老人情况则不同：他们子女较少，且正处于城镇化进程中，子代家庭发展需要劳动力高强度投入市场。若回家照顾老人，家庭经济难以兼顾；若送往养老机构，收费又偏高。我们在中西部乡村调研发现，农村养老机构中，除家庭作坊式机构收费较低、被农民接受外（这类机构往往被政府以消防隐患而打击关停），其他符合消防和规范要求的正规机构，失能老人入住费用常在2200元/月以上。对普通农民工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当前正在推进的护理险制度和机构费用补贴（每月800元）有一定作用，但政策仍处试点阶段，效果有待观察。此外，老人对机构的适应程度、乡村地区机构的服务能力，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对农村老年人进行分类认识后，可以发现当前农民家庭确实存在“超载”现象。低龄老人因子代家庭发展负担而无法退出生产，难以以“小老人”身份照顾“老老人”，“老老人”不得不延长自理时间，家庭反哺难以实现。而乡村组织缺乏政策支持、经费保障和组织能力，对老年人的文化需求、助餐需求等难以有效回应。即便有些村庄老年活动开展得不错，也多靠自我组织或草根权威推动。

在这个意义上，提高对老年人个体的经济补贴固然重要，但更需将养老问题作为系统工程来推进。一是增强家庭发展能力和赡养福利供给能力。家庭是养老责任的基本单元，既要为家庭养老减负，也要强化子女的养老意愿，通过推选孝老敬亲代表等方式营造良好风气。二是夯实基层组织建设。推动乡镇、村级组织在地方养老问题研判和养老工作探索上下功夫，发展互助养老、老年协会、老年组织等多样化形式。三是转变老龄工作思路。既要加强对个体和家庭的经济补贴与保障，也要认识到老龄工作本质上是社会建设问题，需从组织建设、阵地建设、文化建设等多方面形成合力，推动农村老人实现就地养老、社区养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