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听蒋介石十二年的上校回忆：老蒋最厌恶的就是白崇禧和女接线员

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92年第三、四、五期连载了“上校监听员”王正元的《为蒋介石专线接话十二年》，该文开头就是编者对王正元的简介：“王正元，在1937年至1949年的12年中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侍从室电话监听员，‘陆总’、‘总统府’军务局上校电话监察官等职，专门负责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机关的电话接转、监听等工作。现为民革成员、江苏省文史研究馆员。本文是作者的亲身经历。”

因为是王正元的亲身经历，所以那篇文章不但翔实可信，而且妙趣横生，从王正元的回忆中，我们还能看到蒋介石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即使权势熏天如老蒋，在电话接线员和接听员耳朵里，也根本就没有秘密可言。

王正元讲了很多老蒋打电话的趣事和糗事，他不会用拨号电话可以理解，因为那在当年也属于“新鲜事物”，但他为什么讨厌女接线员，这里面就有点说道儿了。

我们在很多电视剧和电影里，都能看到演老蒋的那个人拿起电话拨号，这显然是不符合史实的——老蒋那个时代虽然有了拨号电话，但老蒋确实不会用，而且他亲自拨号，不但“麻烦”，而且显不出他的“威严”。

提起手摇电话，绝大多数读者可能只在影视剧中见过，笔者小时候倒是见过，但没有敢去动那个“摇把子”，后来“摇把子”取消了，拿起电话敲打几下扣电话的那个凸起弹簧片（笔者想不起它叫什么），电话那头接线员就会问“你要哪里”。

笔者上班之后，家里装的电话先是转盘拨号，后是按键，别说有了点年纪的老蒋，就是笔者年轻的时候，拨动转盘也经常出错，有时候不得不扣上电话再拿起来重拨一次。

据王正元回忆，老蒋刚用拨号电话的时候，经常“打不通”：“据侍从室的蒋孝镇说，蒋介石一拿起话筒就拨号码，可总是打不通。本来，使用自动电话说明上清楚地说，先要听一下有无‘蝉鸣声’，如果有，说明线路没空，那就得等一等再拨。那时，蒋介石住在武昌，凡打到汉口的电话，必须通过过江的‘中继线’，如果只拨一个数字就有‘拉’声，就说明过江的中继线不空。蒋介石根本就不管这些，连续拨不通时，就暴跳如雷。”

看起来当年的拨号电话也不是很方便，那么多说道儿，可能现在的年轻人也未必有耐心研究明白，就更别说性格暴躁的老蒋了。

老蒋电话“打不通”，手下可忙坏了，他命令随身副官蒋孝镇把武汉电话局局长黄如祖叫来“查故障”，结果湖北电政管理局局长朱一成和黄如祖亲自出马，还从王正元那里拿到了老蒋的拨号记录，查了半天才发现不是线路问题，而是老蒋操作失误，但当年谁敢说老蒋弄错了？于是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的电话专家黄如祖直接为蒋介石的自动电话升级，直接给他弄了一条专线，这样就不会受“电路拥塞”限制。

没有了“占线”之忧，老蒋的自动电话还是有问题：“武汉电话是五位制，蒋介石往往只拨了四位，就不拨了，比较大的数字，如9、8，他还没有拨到位就放手了。这样打，当然不是打不通就是打错了；还有遇到对方正在通话，他只要连续几次拨不通，就气恼地把听筒使劲一掼。据蒋孝镇说，蒋介石从没有一次顺顺当当把自动电话打通的。后来，蒋介石索性下令把办公桌上的自动电话拆除了事。”

拆了自动电话，那就只能恢复到用手摇电话机，但那时候的手摇电话，已经跟传统的不一样了，老蒋这边一手摇，王正元等人在控制台就能看到信号灯亮起，马上拿起电话问他要哪里，这边替老蒋要通、老蒋要找的人拿起电话之后，这才通知老蒋“某某来了”：“他无论打给任何人的电话，长途也好，市内电话也好，都是别人先拿着听筒等他。以后，蒋介石不论市内、长途都使用这条长途专线和这部机子，确实方便多了。在这条专线上，大家都十分小心谨慎，好多年从来未发生过差错。”

老蒋是方便了，但王正元等人却要二十四小时值班，而且我们从王正元的“职务”中，还能看出他有“监听”之责，王正元在回忆文章中，也确实透露了很多秘密。

王正元的“监听”是完全的职务行为，老蒋应该也知道自己打电话的时候还有第三人或第四人旁听，因为这事林蔚亲自安排的：“兹派王正元、白堉、徐士元等为本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电话监听员。”

老蒋两次给王正元发奖金（一次一百五十元，一次五十元），那是因为王正元对他来说相当重要，王正元回忆：“凡是蒋介石早晨的散步时间、做祷告的时间、午睡时间，以及偕同宋美龄出游的时间，我们都掌握了，甚至他正在会客，或者马上要换住郊区官邸，出发前的时间，我们也掌握了。这样一来，我们就主动多了，凡是每次随蒋出巡外地，只有我一人随往，这几位副官也照样随时和我联系。”

影视剧中宋美龄不管身边有没有人，都管老蒋叫“达令”，那显然不符合史实，因为在大庭广众之下叫“亲爱的”，不符合这对夫妻的身份地位，小宋管老蒋叫什么，王正元最清楚：“蒋介石对接话人的称呼蒋介石对接话人的称呼，是因人而异，就是视其亲信与否而有所区别。蒋介石对宋美龄是用‘Mrs’（夫人）来称呼的。宋美龄对蒋介石是用‘介兄’来称呼的。蒋介石在电话中的自称，一般都说‘我是委员长’，对李济深、程潜、孔祥熙等极少数人，他就自称：‘我是介石啊！’如蒋介石两次和程潜通长途电话时，因程潜有重听毛病，蒋介石就在电话中使劲地叫：‘我是介石啊，我是介石啊！’”

老蒋毕竟也是留过学、看过《曾文正公集》的，在起码的礼仪上，还是说得过去的，他陈诚、薛岳、张治中、林蔚等人，是直呼其字，如辞修、伯陵、文白、蔚文，对孔祥熙时称“庸兄”（孔祥熙字庸之），孔祥熙称呼蒋介石为“介弟”。对何应钦、李宗仁、张群、商震等人，则在字的后面加一“兄”字，如敬之兄、德邻兄、岳军兄、启予兄，对李济深、程潜等人，则在字的后面加“先生”二字，如任潮先生、颂云先生。

据王正元回忆，老蒋对高级将领的态度都比较客气，有时候还有意套近乎，但对白崇禧是个例外，既不称其为健生兄，也直呼其名，而是直接叫官职，如白副总长、白部长、白司令，那意思很明显：我跟你只是工作关系，私下里是半点友情都没有的。

要论老蒋打心底讨厌的高级将领，白崇禧自认第二，估计就没有人能认第一了，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或者用过手摇电话的人，对老蒋讨厌白崇禧和不喜欢拨号电话可能会表示理解，但老蒋还讨厌女接线员，这就有意思了：“蒋介石打电话，最反对女性为他接续，在‘八一三’沪战时，因女性话务员听不清他的宁波官话，因而总要向他多问几句，再加上屡有错接和拖延，蒋介石十分恼火。以后凡在电话中听到有女话务员为之接话时，他立即一句话不说，即把电话挂断，还命副官打电话查询原因。”

老蒋的亲信们都知道他这个怪脾气，却不知道为什么，只有王正元知道内情，有两次他有事离开接线、监听台，每次都是让女话务班长顶替一下，但好巧不巧或王正元合该倒霉：王正元两次离开，老蒋两次往外打电话，那位女班长是重庆姑娘，重庆人开口说话的口头禅就是“啥子吗？”：“蒋介石听到这一句就光火。电话挂断后，蒋孝镇打电话来叫我立即到官邸去……以后，我们三个男子汉轮流值班，片刻也不离开。这几次以后，我们就和蒋的随从副官蒋孝镇、蒋恒祥以及几个侍卫官约好，凡蒋介石离开办公室时，就随时通知我们。”

老蒋与女接线员“结怨”，是在1935年，当时“首都电话局总工程师”汪启堃招了一批十六七岁的高小、初中毕业的女性来替换所有男话务员，经过短时间训练就全部替换掉了男接线员。

汪启堃有啥爱好，男接线员下岗后去哪里，这都跟本文无关，重要的是老蒋开始头痛了：老蒋命名有专线，但新上岗的接线姑娘还是按常规询问老蒋姓甚名谁，电话要打给谁，这已经够让老蒋窝火了，更重要的是这些接线员都是从南京本地招募的，根本就听不懂老蒋的“宁波官话”。

要是和平时期，这些有点后台的南京姑娘傲娇一点没什么，但战争年代，那可就是要命的事情了，接线员听不懂老蒋的话，反复重复询问后还多次接错，最后终于出了大事：“在战争最激烈之时，电话局长途台的女话务员们，并未因战争而减免手续，依然照章办事。即使是蒋介石叫接电话，话务员照例是不厌其烦地问：‘你要普通还是加急？’有一天晚9时许，蒋介石对长途台话务员说：‘要顾总司令（即顾祝同）电话。’接通时，却是朱总司令（即朱绍良）。蒋质问：‘我要苏州顾总司令，怎么……’‘你讲没讲苏州？’”

从王正元的回忆中，我们似乎能看到小接线眼牙尖嘴利，也能看到老蒋被气得抓狂，后来以为一位姓施的侍从对王正元说了这件事的经过：“这次委员长有一项重要军令没有及时下达给顾祝同，气得把听筒砸坏，躺在长藤椅上，咆哮着呼唤侍卫官：‘请钱主任。’”

事后那个女接线员有没有受到处罚，王正元没有写，但当时可把时任交通部长俞飞鹏的吓坏了，他马上召见“电政司帮办”陶凤山、首都电话局局长朱一成，研究决定选派干练电务人员专管，于是白堉、徐士元、王正元就开始了一天二十四小时三人轮流值班，至于累次得奖、晋升的王正元究竟掌握了老蒋多少秘密，那估计只有他本人知道了，笔者只有一点比较奇怪：王正元是“上校监听员”，肯定不是普通电话局官员，那么他究竟是属于军统，还是属于中统？或者哪“统”都管不着他，他直接对老蒋的“侍从室”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