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 | 从“越人”到“吴儿” ——秦汉六朝时期江东地区越文化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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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逸凡 著

科学出版社

ISBN 978-7-03-084579-5

定价 138.00 元

内容简介

秦汉六朝时期江东越文化的发展流变，是观察华夏边缘族群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规律的重要窗口。本书着眼秦汉六朝时期江东边缘越人族群与江东腹地齐民社会之间的互动，通过考古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传统史料研读并结合民族学和语言学的相关方法，追踪江东地区的越人及其文化在秦汉至六朝早期经历变奏、回归、复兴，最终演变为“吴人”和吴地文化的轨迹，建立先秦吴越族群与后世吴地人文之间的有机联系，厘清了吴越族群演变为南方汉族吴地民系的具体过程，全面深入地展现了江东地区的越文化从秦汉到六朝的发展演变之路。江东地区在六朝时期形成了兼具汉、越文化因素的吴地文化，其内外认同符号也由“越”而转向“吴”，从而最终成为中华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本书适合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阅读参考。

作者介绍

高逸凡，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江苏大学三江智库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江南地域文明史，代表性成果有《明代官方文书中的“江南”》（《江苏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岭南铜提筒与江东原始瓷筒形器的比较研究——兼论百越文化视野下的提筒形器》（《东南文化》2018年第2期）、《古越语视野下的“朱方”“丹徒”地名释义》（《民族语文》2022年第2期）和《江运交汇都市建设者——史弥坚》（南京出版社，202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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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试读

长时段视野下的江东越文化

布罗代尔认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的，是长时段（long duration）历史中由地理环境、经济形态、生活方式以及文化惯性所组成的稳定结构，而非短时段的历史事件或中时段的社会态势（conjuncture）。对于江东地区的越人和他们所创造的越文化来说，其生存的土壤就是江东吴越之地以山林水泽为主的地理环境，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稻作渔获、商贾通市的经济形态，以及“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乡村生活世界如果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如近世高低地水田的开发、现代公路路网的建设等），那么即使是越国分裂、秦降百越、汉灭东越这样的历史事件，抑或是大一统王朝形成早期的强势主流文化，都很难彻底阻断越文化这一江东地域文化的底色在这片山水田园间的不断再生产，这也是本书的考察得以成立的原因。

《越绝书》卷八

以长时段的视野来看待入秦以后江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才能发现其中仍然十分活跃的传统越文化因素，以及这些文化因素在江东地域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样，以长时段的视野来看待越文化因素在江东考古学文化中的“消失”与“重现”，才能理解其背后的发生逻辑：古老的生活世界不断再生产着稳定的生活习性以及与之相应的底层文化因素，而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态势下，这些底层文化因素又会在上层文化中被选择性地隐藏或凸显，以实现当地统治阶层利益的最大化，正如今日全世界各民族的精英阶层大多以西服为正装，却并不意味着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就中断了传承一般。

说到底，江东越文化其实是在吴越之地延续着本地生活方式的底层人群的物质文化，无论这个人群是否是族属意义上的“越人”，只要“饭稻羹鱼”“以船为车”的生活世界还存在，江东以越文化为底色的地域文化就很难发生彻底的改变。即使史料中不再出现“越俗”“越人”一类的字眼，即使物质文化发展出全新的形制，我们仍然可以从文字描述的蛛丝马迹中识别出古今相沿的民风习俗，仍然可以通过文化因素的分析揭示出细节作法的历史源流，在这个过程中，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可以赋予我们“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多维视角，使我们更好地追寻此类不显于史册的底层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传承演变的轨迹。

事实上，在缺乏工业化改造手段的年代里，除非发生剧烈的气候变化，否则大多数地区的基本地理环境是很难改变的，即使是宋元以来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的太湖流域，直到20世纪末公路网普及以前，这里的水乡人民最主要的交通工具仍然是各种舟船。从长时段的观点来看，包括越文化因素在内的许多本地传统文化因素在工业化时代到来之前应当都有长期存续发展的土壤。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视野下，这一推论并不难以验证，例如直到南宋时期，我们仍然能够发现“披发文身”的越人习俗活跃在江东腹地：

吴儿善泅者数百，皆披发文身，手持十幅大彩旗，争先鼓勇，溯迎而上，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而旗尾略不沾湿，以此夸能。

《钱塘弄潮图》（复原）

又如在江东地区的主要方言——吴语中，至今还保留着不少与侗台语族语言相似的语法现象和底层词汇：

修饰词组中定语后置（例：“笋干”“亮月”“鞋拖”“肚皮拆”）；副词修饰动词时动词在前（例：“死快”“到快”“走先”）；量词不带数次直接连接名词指物（例：“把刀”“张纸”“个人”）；吴语小河称“浜”，泰语音ʔbaaŋ；温州、绍兴、宁波等地吴语中柚子称“泡”（音phə1、pha1或phɒ1），侗语音pau2；吴语谓冷曰“瀴”（in5），泰语谓“冷冰冰”为“”（ye:n1）；“父亲之姊”吴语苏州方言面称“好伯”（hæ3pɑʔ7），泰语称 （pa3），之类。

关于这一现象，潘悟云指出，最初的吴语应是江东越人原住民在学习汉语过程中形成的“石化中介语”（fossilized interlanguage），即存在显著母语干扰的第二语言习得的半成品，而这些语法现象和底层词汇就来自江东越人的母语——古越语，而古越语就是一种侗台语族语言。这一观点在现代的苏州方言里也可以找到佐证：苏州方言无字词zin2（记作“情”），表“开心、舒服”之意，而《越人歌》里“秦胥胥”一句中表示“愉快”之意的记音字“秦”，在苏州方言中也与“情”字同音，苏州方言里的这个“情”应当就来源于古越语的“秦”；而这里表示“满意、称心”之意的记音字“胥”，也可与苏州方言中表舒服的“写意”一词相对应，因为“写”字在苏州方言中音siɑ3，正与“胥”字的上古音（心母鱼部，拟音作sĭɑ）非常接近。

而古代南方百越民族图腾信仰中重要的崇拜对象——蛇（先秦时期吴越地区的青铜器和原始瓷器上也刻划或堆塑有各类以蛇为主题的装饰），时至今日也仍是苏南、闽中等地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地方保存有许多供奉蛇王、蛇神的宫庙以及相关的崇蛇信仰与巫术。

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樟湖镇的蛇王庙与祭蛇习俗

面对这些风俗、语言和信仰的事实，我们不得不审慎地看待“江东地区的吴越文化在两汉时期就已完全融入了汉文化的行列”这类观点。诚然，汉文化是秦汉以来华夏文明的主流，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江东吴地在后世也成为了南方汉文化的腹地乃至高地之一，但这种局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大一统王朝形成早期的秦汉时代，江东尚处于“汉化”或言“华夏化”的最初阶段，郡县中的齐民与山林间的越人还处在动态的相互转化过程之中；孙吴政权的开发和治理一方面进一步巩固了江东地区汉化的制度基础，另一方面也使更多本地区的越人加入了新生政权的构建之中，他们的越文化因素也赋予了孙吴文化鲜明的地域特色；永嘉南渡后“华夏正朔”迁于江左，中原文化与孙吴文化在此绾合融会，形成了“江左风流”的吴地文化，江东越文化这才作为一股水量充沛的支流，完全融入了中华文明的主流，而创造了吴地文化的“吴人”也由此成为了南方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在前现代政权控制力鞭长莫及的乡村世界，长期存在着古老的底层文化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与“石化中介语”类似的其他“石化中介”现象，正是不同地域文化不断从当地底层文化汲取养分从而形成自身特色的关键所在。作为江东地域文化的底层文化，越文化也没有理由凭空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在生活世界无声的浸润下，一代代江东乡土人群的衣食住行、言谈举止和思维方式不断再生产着越文化的现实肌理，只不过在六朝以后，我们就将其视为南方汉族所创造的吴地文化了。秦汉六朝时期江东越文化的发展流变，为我们展现了越人这样的早期华夏边缘族群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真实过程。本书的探索或许可以使我们确信，在长时段的视野之下，通过跨时期、多学科的考察与研究，必将使得早期华夏边缘族群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规律变得更加清晰，从而为我们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更为坚实的学术基础。

本文由赵越，杨烁，郑昭琪，摘编自《从“越人”到“吴儿”——秦汉六朝时期江东地区越文化的变迁》，内容有删节、调整。

（审核：张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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