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野怎样利用俘虏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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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中旬，国共双方在东北的攻守态势，出现了战略转换，我军从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中共军队规模迅速扩大，新入伍的士兵除了农民外，还有很多国军那边俘虏过来的“解放战士”。

刚加入我军的青年农民和“解放战士”们，绝大多数并没有什么革命理想。

他们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要活下去；其次关心的是，让自己家里人吃饱饭。

为了释放出他们的战斗力，后方搞起了土改和宣传工作，军队里也推出了军功评定和物质激励。

而且还特别突出了“烈士抚恤金”，一次给烈属发放5000斤高粱米。

之所以不用大洋、边区币而用粮食，也是有深刻考量的。

一来当时真没那么多现大洋，二来是为了让战士放心：就算怀疑边区币分文不值，那些白花花的粮食也是真的！

但七纵十九师五十五团的杨朝汉政委，仔细观察一线官兵的作战行为后，发现这些激励措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效果。

杨政委觉得很奇怪：这些“解放战士”在国军中，也能为了现大洋做敢死队，为何在我军更公平的体系里，反而不肯出力了？

他深入基层与一线官兵交流后，意识到这些激励体系并没有成为闭环，需要进一步改进。

战士们普遍反映：战后能立功的，不一定是那些在战斗中，表现非常英勇的人。

尤其是“解放战士”，因为戴着政治帽子，哪怕牺牲了也没有人替他们说话，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

大家都知道立功可以受奖，但是在混乱而残酷的战场上，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不完整。

即便冒死杀敌，评功时主要还是看排长、连长所掌握的情况，以及某些人际关系。

何况每一次攻坚的胜利，都是由多个“工种”先后协调配合的结果。

先是机枪手用火力，把敌人的火力压制住；这样掩护爆破手前进到敌方的铁丝网，或者碉堡那里去引爆。

再然后是突击队，从爆破口向里推进……每个环节缺一不可。

打进对方指挥部，活捉对方最高指挥官的，通常是大功一件。

但之所以能取得这种大功，首先是因为外围被打开缺口，防御圈被层层突破。

所有的因果链条，都可以追溯到第一个机枪手，他愿意冒着被狙杀的风险，站出来压制住敌方防御火力。

当时国军那边过来的“解放战士”，往往接触机枪比我军多，担任机枪手的情况更多。

但机枪手的风险那么高，他们战死了却因为“解放战士”的特殊身份，拿不到应有的战功。

猫按：这并非歧视“解放战士”，当时我军机枪手牺牲后，如果没人提也不计功，只不过我军战士牺牲后，往往有认识的战友活到战后，会主动替他请功。

针对这种情况，杨朝汉政委意识到，能不能发挥“解放战士”的战斗力，关键还在于制度。

于是他在五十五团，首先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

首先在每个连里，都搞基层民主，战士们向不同碗里扔豆子，选出自己最信任的突击队长。

这种方式选出来的队长，往往不是老革命，反而大多是在国共两军中，几进几出的“解放战士”。

猫按：我军宽待俘虏，愿意解甲归田的，领了路费就可以回家，结果往往还没到家，就又被国民党抓壮丁，然后再次被俘虏。

这种被我军二次俘虏的，当时有个外号叫“二进宫”。

“二进宫”的解放战士，过去在连队里一直被看不起，被认为阶级觉悟差。

他们认为得不到领导信任，政治上也不求进步，总是抱着得过且过混日子的态度。

现在搞了民主选举，“二进宫”的解放战士却往往当选。

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几出几进的经验，对国共双方军队都了解。

战士们认为“二进宫”们战术好，枪打得准，熟知双方的作战体制与装备，跟着他们牺牲率最低。

因此在事关生死的问题上，战士们反而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和前途，拜托给这类善于生存的兵油子。

战士们是拿命来投票的，这让“二进宫”自尊心大增，积极性高涨，堪称“士为知己者死”。

等选出来以后，连里还举行盛大的授旗仪式，一个大红旗上面写着“帅”字，由连长亲自授给被选上的突击队长。

然后这个“大帅”再选出他的“四大将”，就是四个组长，各组再选自己的组员。

这些被选出来的，往往是“解放战士”，但这些属于拿命投票的信任，他们感觉到被尊重，因此十分积极。

选出来突击队后，还要签署所谓的“立功合同”。

这份特殊的合同，不是战士与领导签，而是不同分工的战士之间分别签。

机枪手跟爆破手之间签合同，爆破手跟突击手之间签合同，以此类推。

最危险的工种，其实是机枪手，因为要压制住对方的火力点，自己就必须冒头，否则就是低头盲扫，打中打不中纯看运气；

而一旦机枪手冒头扫射，以精准压制对方主要火力，那么对方的狙击手就有机可乘。

那种把AK47高举过头顶，向对方阵地乱突突的作战场景，在现代非洲战争中屡见不鲜。

可能就是非洲那些地方，缺少类似于“立功合同”这样的机制，来改变和塑造战士的行为。

机枪手有了合同保障，他就敢于更频繁地站出来，压制住对方主要火力。

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牺牲，会有爆破手站出来给他报功；

爆破手有了合同保障，他就敢于冲出去舍身炸碉堡，因为他知道后道工序的突击手会给他报功；

以此类推，层层签订合同，大家的利益和风险充分挂钩，奖励机制的落实，就有了充分的保障。

责任、风险和收益之间真正匹配起来，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动员效果。

杨朝汉的制度创新，迅速把原来的“老兵油子”变成了斗志十足、乐于冒险、敢于胜利、不怕牺牲的革命战士。

过去战斗中第一个牺牲的，往往是机枪射手，因此最缺的也是机枪射手。

而现在的“合同立功”，使所有人都想当这个机枪射手。

因为合同是一环扣一环：梯子组跟爆破组签，爆破组跟突击组签，突击组跟红旗手签，红旗手跟连长签……

所有战士的诉求，都是链条中的一环。互相之间有监督作用，谁都不可能在里面打马虎眼。

“合同立功”这个方法，被运用在了第四次“攻打四平”的战斗中。

有个队长是“二进宫”的解放战士，之前是被人鄙视的老兵油子，希望通过这次战斗能入党。

战斗发起之前，他第一个冲上阵地去看地形。

那座碉堡只能容下四个人，他嫌碉堡观察孔太小看不清，就自己跑到外边去看。

连长说：站住！你不要命了！

他说：我是“大帅”，担负了一个突击队的责任，如果我看不清楚，所有的战士都完成不了任务，我必须看清楚。

过去斤斤计较的老兵油子，现在却愿意为了战友豁出性命，这是之前从未发生过的！

四平战役胜利结束后，“合同立功”的方法被上报到了东北民主联军。

林总当即决定，将这个方法推广到所有纵队，使得四野部队战斗力大增，成为野战军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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