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下日本的衰落：抛开政治谈经济是不现实的

我其实很喜欢看大家的留言，昨天有一个朋友留言是这样说的：

感觉有几个点个人感觉属于张冠李戴了
1.日本雁阵模式失败归咎于美国狙击，其实不然。日本浅碟子技术，一直是趁美国技术研发后抄底加跟进，原研能力弱。80-90年代对东亚，东南亚贸易都比较抠门技术，只愿意卖产品，而美国对技术转让放开幅度较大，且愿意对外大规模投资。这造成美国企业在东亚、东南亚带来了资金、技术和管理，造成日本在90年代不少中低端产业面临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极为激烈竞争然后失血。
2.日本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市场极端依赖美国。对外市场开发方面极端依赖美国开发的新市场，在独自开发新市场方面甚至不如2000年后中国对非洲市场的开发。不能掌握市场。
日本战后的成功一是依赖欧美技术转移和市场开放；二是美国投资和相对和平环境；三是本国人民的奋发进取和辛勤努力。
如果简单归结为美国对东南亚自由化改造和金融攻击，那么后来东南亚恢复后，日本相对高端的产业技术地位无影响，还可以利用开放的东南亚市场和生产基地更快恢复才对，可事实并非如此。

关于日本衰落的研究有很多，最近最为红火的就是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纵观整个关于日本衰落的经济学研究，你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些研究者极力回避美国的问题，而单纯就日本政府的政策进行讨论。

而大家都知道：日本政府出台政策的时候是一定会考虑美国立场的。所以你怎么能抛弃美国来谈日本经济呢？

经济学，尤其是新古典主义及其分支，倾向于认为市场和政策是内生的。一旦引入“外部政治强权”,模型就会变得不可预测且高度敏感。

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研究范式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式学术界定义的。在这种范式下，日本的失败被归结为“人口结构”、“金融监管失误”或“产业僵化”，因为这些解释是安全的，不会触及日美同盟的底线。

但是一旦实行了这种的解释，是根本无法解释日本为何衰落三十年，实际上作者暗示了“日本政府都是傻瓜”，“并且一傻就是三十年”，这是不现实的。

如果只看辜朝明的理论，你会觉得日本是在生病；但如果结合地缘政治来看，你会发现日本其实是在服刑。日本衰落三十年的本质是：这不是日本政府的操作失误，更是一场在特定国际秩序下，一个挑战者被体系霸权打压的经典案例

日本原研弱和投资问题

我们回头看看这位朋友所说的，进行分解一下：

关于日本原研弱的问题：半导体确实是美国开创的，但是原研弱不代表后续就弱，三星和台积电后来居上就是明证，后来者超越的事情在商界比比皆是。

至于他说的“对东亚对东南亚比较抠门技术”，“而美国对技术转让放开幅度较大，且愿意对外大规模投资”，这并不符合事实，举几个例子：

三星起步时，几乎是手把手地从日本引进技术。李秉喆与日本商界关系极深，早期三星的技术人员大量在周末飞往日本，向日本工程师学习，台湾也是如此，台湾早期的半导体人才和设备，也深受日本产业链的影响。即便到今天，台湾半导体上游的精密化学品、光刻胶、生产设备，依然严重依赖日本供应。

日本当年是愿意转让部分技术或默许人才流动的，你看看现在的美国，他愿意给你分享半导体技术吗？

关于原研问题，多提一嘴：原研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资金。很多人喜欢玩玄学，把原研问题归咎于什么“独立思考”，“教育体制”等等。但是实际上没有充裕的金融市场提供资金，原研是搞不下去的，金融市场需要提供试错的机会，像山姆奥特曼在2015年就筹集了10亿美元进行AI的启动，早先在美国搞AI的远不止chatgpt，很多都是失败了，在茫茫多的资金推动下，才有了后来的成果。而金融市场本身就和霸权高度关联。

日本为何不开拓新的市场？

这次贸易战大家也看明白了：从2017年持续到今天的贸易战，以中国顺差创下新高，而美国逆差创下新高而基本结束，为什么日本当年不效仿今天的中国方式？是日本人蠢吗？

它不是不想，是不能。

实际上早在1977年，时任首相福田赳夫在马尼拉发表了著名的“福田演说”，当时的日本意识到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脆弱性，试图在东南亚建立一个经济后方。

在1979年后，大平正芳首相提出了“环太平洋团结战略”，这是日本试图跳出“美日双边关系”、构建多边区域组织的一次大胆尝试。日本想通过多边机制，削弱美国对日本的一对一高压。

1990年初，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构想：建立一个不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东亚经济集团（EAEC）”，该设想以东盟为核心，成员包括东盟、日本、中国大陆、韩国等东亚经济体，旨在通过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提升区域经济实力。但由于将美国等非亚洲国家排除在外，这本是日本分散贸易风险、掌握亚洲自主权的绝佳机会，也是日本最后的一次挣扎。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叫詹姆斯·贝克，贝克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勃然大怒，在面见日本官员的时候态度极其强硬，非常明确的表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洒下鲜血才换来的领导地位，绝不允许任何人在美日之间划出一道壕沟

且贝克还对外放话：美国绝不接受任何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地区经济或安全倡议。 他甚至给当时的韩国外长发密电，要求韩国带头抵制马哈蒂尔的提案，以此给日本看。

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日本大藏省国际事务次官榊原英资积极推动“亚洲货币基金”，而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鲁宾以及副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反应非常剧烈，公开放话：任何偏离IMF的救援计划，都是对全球金融体系的破坏。

在面对美国的高压之下，日本迅速认怂。

这是为什么大家翻开历史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奇怪：97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当时的亚洲经济强国就是日本，日本从经济上是完全可以缓和金融危机对东南亚的影响的看，为什么日本几乎什么都不做？

不是不想，是不能。

东南亚各国受到深重打击，例如印尼，一直到2004年印尼经济才恢复到1997年的水平。

关于日本的崛起

关于日本原研弱这个问题，这要看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日本在原研部分其实还不错，例如北里柴三郎，汤川秀树，高木贞治、铃木梅太郎等等，它只是比当时的欧美强国弱一些。

日本的问题是在当时的殖民体系下无法把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

这道理其实和现在的伊朗一样，伊朗的科研水平其实不低，而且相当的卷，甚至比中国还卷，但是由于封锁的问题，伊朗的科研无法把科研转化为经济。

1945年前，全球是殖民经济体系，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由贸易，而是所谓的“势力范围”，日本当时面临的是排他性垄断体系。

核心的工业资源，例如石油，橡胶之类的，几乎全部掌握在西方列强手里，印尼的石油和天然气属于荷兰，马来西亚的橡胶和锡矿属于英国。

而一旦日本的工业品威胁到了欧洲列强的本土工业，这些欧洲列强立即会在殖民地实行极高的歧视性关税，甚至直接实行配额制，即便是日本产品还不错，但是既进不了这些地方的市场，也买不到廉价的原材料。

而在战后，战争彻底打碎了原先的殖民体系，市场逐步开放，外加上朝鲜战争带来的启动资金，日本原先被压抑的生产力就爆发起来，形成了日本经济的蓬勃发展的景象。

所以日本经济有赖于市场开放，这是对的。

但是说欧美技术对日本的转移，其实未必，在1945年之前，像美国的GE、德国的西门子、英国的ICI，通过交叉授权构筑了极高的技术壁垒。日本企业往往被排除在这些“技术池”之外，或者必须支付极其高昂的专利费，这类的“白人俱乐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种族歧视导致的。在当时西方主流法学和科学界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只有“文明国家”（即欧美白人基督教国家）才配拥有完全的专利保护和主权权利。

北里柴三郎当年没有获诺奖，很大程度上也是吃了这个亏。

1945年之后，美国本打算直接把日本变成一个彻底的农业国，结果朝鲜战争开打，美国政策180度转弯，意图把日本扶持为远东工厂，从此以后，美国主动放宽了对日本专利封锁，允许日本以极低的价格购买美国核心技术，同时美军直接把大量的装备维修、零部件制造订单交给日本，并派遣专家手把手教日本工厂如何进行标准化生产和质量控制。

举个例子：索尼创始人井深大仅花了2.5万美元就从美国西屋电气买到了晶体管的授权。

关于雁阵模式

八十年代在雁阵模式的推动下，有所谓的“东亚四小龙”，“四小虎”之类的说法，实际上美国人一直在关注这个雁阵模式，而且非常的敌对，随便举几个例子：

《遏制日本》日本的单方面贸易将使美日伙伴关系难以维系——除非我们对其经济施加限制。

《交换位置：我们如何让日本领先》

这类的文章在当年比比皆是，当时的美国人的认知是：日本将通过控制亚洲的资金和技术标准，废掉美元在亚洲的地位，通过这种层级化的产业布局，建立一个美国进不去的“大东亚经济区”。

这也解释了在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提到要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时候，当时的国务卿贝克为什么暴跳如雷。

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为什么坚决不允许日本建立亚洲货币基金。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是偶然和必然相互叠加的结果，现在有很多人反思关于97亚洲金融风暴，会指责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的货币（如泰铢）死死盯住美元，借入大量短期美元债，监管不够，过早开放资本项目”等等。

实际上这全是借口，一个国家不可能在任何金融问题上都做得对，不光是东南亚，美国自己都是如此，08年照样出现了金融危机，难道美国也缺美元，美国的金融还不够发达吗？

危机是必然的，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危机。

如果解决得力，那么危机本可以不至于扩散到这么大，或者不至于造成如此恶劣的影响，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拒绝了IMF所谓的“紧缩开支、加息、开放市场”，而是实施固定汇率制（将令吉挂钩美元）并严厉限制资本外流。

IMF和美国财政部批评马来西亚的管制，认为这会破坏市场信心，导致外资永久性逃离，并预言马来西亚将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当时美国的金融媒体到处都在跟着索罗斯宣传：在资本全球化时代搞“闭关锁国”式的金融管制是一张“灾难的配方”。

结果，马来西亚不但没有崩掉，反而在1999年和2000年经济迅速反弹。

在1999年的IMF报告里面，不得不承认：：“马来西亚的资本管制措施在稳定汇率和恢复市场信心方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正向作用。”

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马来西亚的经验被IMF反复拿出来说，视为“成功案例”，IMF甚至在其官方文件中承认，在极端危机时刻，适当且有时限的资本管制是保护本国经济主权的一种合法且有效的工具。

马哈蒂尔在后来的自传和访谈中多次嘲讽IMF，称：“当我们濒临淹死时，IMF不仅不救我们，还想把我们的头按进水里；而当我们靠自己爬上岸时，他们却过来说这是他们的功劳。”

所以这就牵扯了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评价：

要么你认为当时包括IMF以及所有的金融学家都非常蠢，居然连这些简单的道理都看不出来，居然一直到2008年才看得出来。

要么你认为97年亚洲金融风暴是东南亚国家引起的，但是被美国有计划利用且操控的，美国人一直很聪明，08年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他们管控的可比谁都快。他们不是不懂，他们是装作不懂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