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中产：一场持续两百年的“去技能化”战争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郭大路的思考笔记，作者：郭大路来了，头图来自：AI生成

2023年5月2日凌晨，洛杉矶日落大道。一万多名好莱坞编剧走出家门，在华纳兄弟、迪士尼、派拉蒙的大门前拉起了纠察线。这是美国编剧工会（WGA）十五年来的第一次大罢工。人群里有连夜赶制的纸板，其中一块被多家媒体拍到，上面只有四个词："AI is not a writer."

罢工的核心诉求之一，是要求制片方限制AI在剧本创作中的使用。WGA谈判委员会成员Adam Conover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他们不是想用 AI 取代我们。他们想把我们从作者降级成AI 的修订员，干同样的活，拿三分之一的钱。”

一百四十天后，编剧工会赢了。新合约第一次在好莱坞历史上写入了对 AI 的限制条款——这些编剧大概没想过，他们不是第一批举着纸板站在机器面前的人。

把时间往前拨九十年。1936年12月，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通用汽车公司的一号工厂，装配线工人集体停下手里的活，在工厂里静坐罢工。这场罢工前后持续了44天，最终迫使通用第一次承认了工人的集体谈判权，成为美国劳工史的分水岭。

这场罢工的直接导火索，是当时汽车工业流水线的普及，以及臭名昭著的“加速制度”，让工人感觉被压榨到了极致，从而奋起反抗。

假如再把时间往前拨两百一十年，还会看到更加惨烈的一幕。

1813年1月的一个清晨，英格兰约克城堡监狱，一个叫乔治·梅勒的年轻剪绒工被押上绞刑架。他22岁，三个月前被捕，罪名是袭击一名动力织机工厂主以及砸毁机器。在他之前一年，英国议会刚刚通过了《机器破坏法案》——破坏机器是死罪，跟谋杀同一级别。

梅勒和同伴共 17 人，在那个一月被陆续绞死，历史学家后来把他们称为“卢德派殉难者”。卢德派是谁？他们手工织布工、剪绒工、袜工，是那个时代的技术精英。他们反抗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动力织机，因为机器抢走了他们的工作。

一个剪绒工，一群装配工，一群编剧。他们前后相隔两百年，中间隔着蒸汽机、流水线和 ChatGPT 三个时代，但他们发出的声音惊人地相似。

梅勒不是没本事的人，他是整个约克郡手艺最精的剪绒工之一。 通用汽车的装配工不是没本事的人，他们曾是底特律拿着完整技能的老工人。2023 年的好莱坞编剧更不是没本事的人，他们中很多人拿过艾美奖。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技能精英，手艺也没有变差——但他们的手艺变得不值钱了。

这是一个两百年来反复上演的残酷事实：每一次技术革命，第一批被碾碎的，从来不是“不努力的人”，恰恰是那个时代最努力、最体面、最被社会承认的那群人。如何应对不断涌来的技术浪潮，是无产阶级永恒的难题。

一、“恩格斯停顿”

要理解 1813 年那 17 个被绞死的人，得先理解他们失去了什么。

18世纪末的英国，最赚钱、技术含量最高的行业是棉纺织业，那是那个时代的“半导体产业”。1780年，棉布占英国出口总值的 6%；到1830年，这个数字变成 50%。一整个帝国的外汇收入，都指着这门生意。而支撑这座金山的，是大约25万名手工织布工。

这群人在今天的语境里不太好翻译。他们不是打工人，也不是匠人，他们更像是已经消失的某种中产——在自己家里摆一台木质织机，按订单织布，工作时间自己定，不用打卡，不用看老板脸色。一个熟练的手工织布工需要七年学徒训练，周薪20到30先令，是普通工人的三倍。

20先令能买多少东西？大概是40磅牛肉，或者100磅面包，能让一家人体面地过一周。E.P. 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里给了他们一个沉甸甸的称号——劳动阶层中的贵族。

1820年代的英格兰，有一个叫威廉·卡内基的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他有自己的织机，有自己的学徒，妻子不用出门干活。他当时大概以为，这种生活会一直持续到他儿子、他孙子那一辈。请先记住这个名字，他的儿子叫安德鲁·卡内基，他们的故事还远没有讲完。

然后，第一次工业革命爆发，机器来了。动力纺织机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攻陷手工织布工的价格。1795年，熟练织布工周薪30先令；1815年，14先令；1835年，5先令——四十年，跌了82%。

而同期英国的面包价格、租金、燃料，不但没跌，还在涨。1795年一个织布工的周薪可以买100磅面包，1835 年只能买15磅，按当时的卡路里标准，这甚至不够一个成年男人一周的口粮。

更残忍的是另一件事：动力织机不需要力气，工厂主开始大量雇佣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的工资只需要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一个做了二十年的手工织布工大师，发现自己不仅被机器替代，还被七岁的小女孩替代。

这种感觉很难用语言形容。它不是“失业”两个字能概括的。它是一个人一生引以为傲的东西，在他眼前被一步步归零。

被归零的人，有的不得不选择进厂，去新建的蒸汽工厂做“看机器的人”。工资是从前的四分之一，每天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时，很多四五十岁的老织布工学不会新节奏，被工头呵斥、开除，最后死在贫民窟里。

还有一部分人选择离开。1840年代，每年有二十多万英国人挤上驶往北美的移民船。1848年，英格兰那个叫威廉·卡内基的织布工，也变卖了织机和家具，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上了开往纽约的船。那一年，他的大儿子安德鲁13岁。

威廉·卡内基在新大陆也没翻身。他找不到织布的活，最后在匹兹堡郊外一家棉纺厂里做计件工，郁郁而死。他死的时候大概也想不到，他那个13岁的儿子，会在半个世纪后成为全美国最有钱的人。

默认接受或者逃离，除了这两种选择，还有一群人选择了激烈对抗，像乔治·梅勒那样，他们闯进工厂，捣毁机器，砸烂抢走他们生计的蒸汽机。这场运动，被称为卢德运动。

1811年，卢德运动席卷英格兰中部。政府调动了1.4万名军队去镇压，这个数字，比同期惠灵顿在欧洲大陆对抗拿破仑的兵力还多。议会还通过了《机器破坏法案》，把砸机器定为死罪。

等等，历史教科书不是说工业革命是生产力大爆发，带来了生活的普遍改善吗？

课本说的是没错，只是它没提到全部。比如棉布，确实便宜了，英国棉布价格大幅下降。但问题是，同一时期织布工的工资下降了 82%。棉布便宜一半，但收入砍八成。工人可能确实买得起便宜棉布了，但连买面包的钱都没了。

如果把1780到1840那60年间，英国GDP的增长曲线和工人实际工资的曲线画在同一张图上，发现GDP 陡峭向上翻了一倍多，工资曲线却几乎贴着地面纹丝不动。两条曲线中间那片空白地带，就是那一代手工织布工的全部命运。

经济学家给这 60 年的空白起的名字，叫恩格斯停顿。这个名字的来源是一个24岁的德国青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没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个、马克思的好基友恩格斯。 他当时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里蹲了两年，访谈了上百个工人，写下了一本叫《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他没法理解：一个生产力爆炸的国家，它的工人为什么过得像在地狱？

工人阶级的困境要知道1850年之后才开始逐渐缓解，工资开始显著上升，翻了大约一倍。初等教育普及了，工厂法开始限制童工和工时，工会拿到了合法地位。——从乔治·梅勒被绞死到英国工会拿到合法地位，中间隔了 58 年。一个在绞刑架下的人，他的孙子才终于看到一点曙光。

如果你是1790年出生的手工织布工，你的一生就是这58年停顿的前半截。你出生时家里有橡木桌、有学徒；你中年时孩子在工厂里被机器轧断手指；你老年时在贫民窟里等死。你是把人类推进现代世界的那一代人，但你一生没看到现代世界的门。

乔治·梅勒们砸机器，是最激烈的反抗。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另一种形式的失败——走进机器，成为它的一部分。只是他们没有想到，接下来，他们还要面对另一头吞噬一切的巨兽。

二、带薪的猿猴

1931年9月22日，伦敦东区坎宁镇一间公寓里，两个20世纪最著名的人见了一面。一个是戏剧大师卓别林，另一个是来自印度的“圣雄”甘地。

甘地当时62岁，正代表印度国大党来伦敦参加英印圆桌会议，顺便去贫民区看看支持他的英国工人。两人的会面是卓别林主动求来的，他想听听甘地对机器的看法。

卓别林当时对技术持温和的乐观态度。他认为机器可以缩短工时、减轻体力劳动，让工人活得轻松一点。这在当时是一种相当主流的看法，毕竟，电灯取代了蜡烛，汽车取代了马车，生活确实在变好，不是吗？

甘地不同意。他的回答被多个版本的传记和回忆录记录了下来，大意是这样的：“机器的目的应该是帮助人的双手，而不是取代人的双手。如果机器把千百万人变成了多余的废物，那它就不是进步——它是一种精心包装过的暴力。”

这番话深深刺中了卓别林，他后来在自传里承认，这次会面极大地动摇了他对技术进步的乐观态度。他开始更加关注一个问题：效率的提升，到底是解放了人，还是碾碎了人？

五年后，1936年，卓别林给出了他的答案。那一年，他拍出了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摩登时代》。

如果你没看过《摩登时代》，你大概率也看过其中最经典的那个画面：卓别林饰演的工人站在一条巨大的传送带前，两只手各拿一把扳手，机械地、疯狂地拧紧流过面前的每一颗螺丝。传送带的速度越来越快，他跟不上了，整个人被卷进了齿轮之间，像一块抹布一样，在咬合的齿轮里被翻来滚去。

这个镜头看起来是喜剧。但在1936年的美国工人眼里，它是纪录片。在为电影做宣传时，卓别林写了一段话，刊登在当时的报纸上：“人类的尊严正在被传送带碾碎。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视机器性能胜过重视人类灵魂的时代。”

《摩登时代》是一部半默片。当时世界已经进入有声电影时代，但卓别林却偏偏选择让他的主角，那个流水线上的小工人，几乎一句台词都没有。整部电影里，能发出“声音”的只有机器——轰鸣的齿轮、刺耳的汽笛、广播里老板冷冰冰的命令。而人是沉默的。卓别林的意思再清楚不过：在这个时代，机器有了声音，人却失去了语言。

《摩登时代》影射的那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创造那个世界的，是一个叫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管理顾问”。泰勒不是工程师，不是发明家，但他对20世纪普通人工作方式的改变，可能比爱迪生和福特加起来还要大，他提出了所谓科学管理。

泰勒是怎么做的呢？核心思想只有一句话：用科学的方法，把工人的每一个动作分解、测量、标准化，然后找到“最优方案”，强制所有人执行。

他最著名的实验发生在 Bethlehem钢铁厂。有一个搬生铁的工人，每天能搬12.5吨。泰勒把他的动作拆了一遍，重新编排休息节奏，然后告诉他：按我说的做，你每天能搬47吨，工资从1美元15美分涨到1美元85美分。工人照做了，产量翻了3.8倍，工资涨了60%。

泰勒把这套方法写成一本书，1911年出版，叫《科学管理原理》。这本书后来成了 20 世纪影响最深远的管理学著作。列宁读过，斯大林读过，日本的丰田读过，中国80年代的国企改革也读过。

把泰勒的理论推到极致的，不是泰勒本人，而是亨利·福特。1913年，福特在底特律的工厂引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流水装配线。将汽车底盘组装时间从12小时28分钟骤降到1小时33分钟。效率提升了将近八倍。T型车的售价从850美元一路降到260美元。汽车从富人的玩具变成了普通家庭的日用品。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

但这个成就的代价是什么？

代价是，一个曾经能从头到尾造出一辆汽车的技术匠人，现在变成了一个只会拧3号螺丝的“功能单元”。福特工厂的一位工人接受采访时说过一句话：“福特工厂的工作不需要你的脑子，甚至不需要你的技能。它需要的只是你的两只手和你的服从。来这里上班的第一天，领班跟我说：‘把你的脑袋放在储物柜里，带上你的手就行了。’”

在流水线出现之前，一个熟练技工的价值在于他“什么都会”。他能诊断问题、灵活应对、做出判断。这种“完整的技能”赋予了他谈判的筹码：你要是敢给我降薪，我就去别的厂，反正我这一身手艺到哪都有人要。但流水线把他的工作拆成了84个标准动作之后，他就只会其中一个了。而这一个动作，任何一个从乡下来的农民，培训三天就能学会。

你还怎么跟老板谈判？劳动经济学家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描述这个过程，叫去技能化。去技能化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它让你失业——它甚至可能不让你失业，它的可怕在于，它把你从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变成了一个“随时可替代的零件”。

你还在工作，还在拿工资，但你的议价权被彻底剥夺了。你不再是一个匠人，你是一只带薪的猿猴。

《摩登时代》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道具：传送带边上的那个“拉杆”。老板坐在监控室里，觉得工人干得太慢了，就吩咐手下拉一下杆子，传送带就加速，工人拧螺丝的速度必须跟着加快，否则就会堆积、出错。这不是卓别林的艺术夸张，这是当时美国工厂里真实存在的一套制度，叫加速制度(Speed-up)。

1930年代初，这种做法在美国汽车工业中已经泛滥成灾。当时的工人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感受，叫“being stretched”（被拉扯）——你的身体和精神像一根橡皮筋一样被越拉越长，你知道它总有一天会断，但你不知道是哪一天。

通用汽车弗林特工厂的一位工人在1936年的一封信中写道：“每天早上走进工厂大门的那一刻，我就不再是一个人了。我是一个速度。如果今天传送带的速度是每分钟14个零件，那我就是'每分钟14个零件'。不是约翰，不是父亲，不是任何人。只是一个速度。”

读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到另一群人。

2020年，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在中国互联网上刷屏。文章揭示了一件事：美团和饿了么的算法在不断压缩骑手的送餐时间。2016年，平台给骑手的平均送餐时限是38分钟。到2020年，这个数字被压缩到了28分钟。

压缩的方式跟一百年前的工厂主如出一辙。每次可能只缩短一两分钟，幅度小到“合理”的范围内。但累积下来，骑手被迫闯红灯、逆行、在暴雨中狂奔。每年有大量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

1930年代的传送带拉杆，变成了2020年代的算法参数。操控的逻辑没有变，只是操控的工具更精密了。一百年前，工厂主需要安排一个监工站在传送带旁边盯着你。一百年后，一个APP就够了。

《摩登时代》里还有一个情节：卓别林饰演的工人在流水线上精神崩溃，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个桥段在当时的观众看来是“喜剧效果”。但对于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来说，它更像是一份临床报告。后来的学者称之为“群体性精神危机”。不是个别人扛不住，而是一整代蓝领工人集体陷入了焦虑、抑郁和崩溃。

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内燃机、钢铁、化学工业），并没有带来长期的大规模失业。与蒸汽革命相比，电气革命更像是"扩张"，工业的总规模以几何级数膨胀。福特的流水线确实消灭了全能型技工这个工种，但它同时创造了数量惊人的流水线工位，只是——改变了工作的本质，在更深的层面上重塑了人与工作的关系。

1870年到1900年，这段时期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充满反讽意味的名字——镀金时代（Gilded Age）。这个词是马克·吐温发明的，"镀金"的意思是：表面看起来金光灿灿，但剥开薄薄的金箔，里面是廉价的合金。

镀金时代的美国是什么样的？一方面，它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电灯取代了蜡烛和煤气灯，城市排水系统和自来水管道的铺设，让霍乱和伤寒这些瘟疫几乎绝迹。罐头食品和冷藏技术让普通家庭在冬天也能吃上肉了，一个福特工人攒几个月的薪水就能买一辆。大众消费时代，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

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工人阶层，并没有什么幸福感可言。

1886年5月1日，全美各地约35万工人同时罢工，他们喊的口号很简单：“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留给我们自己。”5月4日，为了抗议前一天的暴力镇压，工人们在芝加哥干草市场广场举行集会。最终引来镇压，四名工运领袖被绞死。

聪明的资本家已经意识到其中深藏的隐患。1914年1月5日，亨利·福特做了一件让全美国工商界目瞪口呆的事情：他宣布将福特汽车公司工人的日薪从2.34美元直接提高到5美元，翻了一倍还多。同时，他把每天的工作时长从9小时缩减到8小时。

福特的逻辑冰冷而精确：“我不是在做慈善，我是在创造消费者。如果我的工人穷得买不起我生产的汽车，那我的流水线开得再快又有什么意义？”

政府也开始有意介入，缓和劳资矛盾。他们意识到了一件事：如果不主动让步，就会被动让步——以暴力革命的方式。

第一个想通这件事的人，是德国首相俾斯麦。1889年，德国政府连续推出了三项划时代的立法：疾病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养老金法，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美国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推出“新政”，建立了全国性的养老金和失业保险制度，正式赋予工人组建工会和集体谈判的合法权利。

从干草市场到八小时工作制的最终普及，中间又隔了将近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劳工阶层的抗争、资本家的适度让利、再加上政府层面的介入——三股力量融合，才让劳工阶层获得了一定的议价权。

三、普通人的盛世

1978年5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团出访西欧。这是改革开放前夕，中央高层第一次大规模赴西方考察。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法国、西德、瑞士、丹麦、比利时五个国家，行程25天。

在欧洲，他们被国外的发达程度震惊的无以复加。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只有2000名职工，年产煤5000万吨，而国内同样规模的煤矿要16万名工人，效率相差80倍。法国一个钢铁厂年产钢350万吨，职工7000人，而国内武汉钢铁公司有6.7万工人，产量还不如人家。

不过，最让他们震惊的，是欧洲普通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

在西德，他们参观了一家普通的汽车配件工厂，看到工厂的停车场里停满了工人自己的私家车。一个蓝领工人，开着自己的汽车来上班。在丹麦，他们走进一个农民的家里。房子宽敞明亮，有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花园修剪得整整齐齐——这个丹麦农民的生活水平，比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干部都要好。

王震副总理后来访英，听说英国大部分工人、职员、知识分子，约占全国人口70%的普通百姓，都拥有私人住宅和小轿车，每年可以出国旅游，感到非常惊讶感慨。

不过，当时被中外发展差距所震惊的国人可能也没想过，这种差距背后，除了中国自身耽误的时间，当时的西方也恰好处于繁荣时代的顶点——他们恰好撞上了人类经济史上一段极其罕见的“黄金时代”的尾声。

经济史学家把1945年到1975年这段时期，称为黄金三十年。这是人类文明几千年来，普通人日子过得最好的一段时光。

好到什么程度？一个底特律的汽车装配工，没上过大学，仅凭一人工资就能买下一栋带草坪的独栋房子、一辆雪佛兰、供三个孩子上学，妻子不用出去工作。一个德国大众汽车厂的工人，每年享有六周带薪假期，他可以带着全家去意大利的海边晒太阳，回来继续拧螺丝，工资一分不少。

这些场景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简直像科幻小说。在此之前的几千年里，“普通人”这三个字基本等于“穷人”。无论是罗马帝国的奴隶、中世纪的农奴、还是工业革命初期的纺织工，金字塔底层的人，从来都是在温饱线上挣扎的。

但在这三十年里，发达国家突然冒出了一个庞大的、前所未有的社会阶层——中产阶级。他们不富，但体面。他们有房子、有车、有医疗保险、有退休金。他们的孩子能上大学，他们的父母能安享晚年。他们站在社会的中间位置，构成了一个稳定的“橄榄型”结构。这是人类第一次证明，普通人也能过上好日子。

问题是，这种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黄金三十年期间的技术进步，自动化车床、数控机器、早期计算机，还处于“辅助”阶段。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人机共存”的甜蜜期，机器还没聪明到能取代你，但已经足够强到能让你的产出翻倍。你操作机器，机器放大你的价值。你们是合作关系，不是竞争关系。

政策层面，凯恩斯主义成为各国的经济政策指南针。美国有“大社会”计划（Great Society），欧洲纷纷建立福利国家制度。工会的力量达到了历史顶峰。

技术的温和进步，资本的适度让利，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三个偶然因素碰巧叠加在一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这段罕见的“甜位点”。

刘慈欣在《三体》第一部里写过一段话。常伟思将军对汪淼说：“整个人类文明的存在，都是宇宙中一个偶然。现在，偶然结束了。”

纵览整个人类经济史，黄金三十年也是偶然，既然是偶然，就总会有结束的一天。

四、脆弱的中间层

1945 年，俄亥俄州南部的一个小城镇，米德尔敦。

一个叫邦妮·万斯的13岁女孩和她的丈夫，从肯塔基州东部的山区搬了过来。他们是那个年代数百万“阿巴拉契亚迁徙者”中的两个，成群结队地顺着 23 号公路往北走，涌进俄亥俄、印第安纳、密歇根的工业城市。

他们去那里找什么？找一个叫Armco的钢铁厂。Armco当时是美国中西部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它专门开车去偏远的山区小镇上挂招工告示——“男人包食宿包培训，只要你愿意来。”对一个13岁就嫁人、夫家没有一亩地的山区女孩来说，这是一张改变命运的船票。

邦妮和她的丈夫在米德尔敦扎下了根。他们买了一栋小房子，生了几个孩子，把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另一个钢铁工人的儿子，那个女儿生了一个外孙，取名 J.D.——这个人就是J.D. 万斯，现在的美国副总统。

在黄金三十年中，米德尔敦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小城，钢铁工人薪水优厚，街道整洁，教堂林立，人人都认识邻居。万斯的外祖父凭一份钢铁厂的工作，买了房子，养了三个孩子，过上了他的父辈做梦都不敢想的日子。

然后，从70年代后期开始，好日子结束了——美国制造业开始大量裁员。工厂关了，就业没了，税基塌了，学校烂了，年轻人跑了。

万斯后来参了军，上了俄亥俄州立大学，又考进了耶鲁法学院，最终跻身美国精英阶层。2016年，他把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成了一本书，《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

这本书在2016年横扫美国，登上各大畅销书榜单。无数评论家说，如果你想理解特朗普为什么能赢得大选，就去读这本书。因为它精准地画出了一幅美国铁锈带白人蓝领的群像——他们曾经拥有一切，然后失去了一切，然后把愤怒投给了那个承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人。

一个铁锈带家庭的三代沉浮，浓缩了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中产阶级坍塌的全过程。

而这场坍塌的学名，叫大脱钩。

1948年到1973年（黄金时代）：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96.7%，与此同时，普通工人的实际时薪增长了91.3%，几乎同步。蛋糕做大了一倍，你分到的那块也大了一倍。这是黄金三十年的核心密码。

1973年到2014年（脱钩时代）：劳动生产率继续增长了72.2%。但普通工人的实际时薪呢？只增长了9.2%。你没看错。四十年，9.2%。平均每年不到0.25%。扣除通胀之后，几乎等于没涨。

大脱钩时代劳动生产率与工资增长率

一提起美国铁锈带的衰落，很多人都归咎于全球化——工厂搬到了中国、搬到了墨西哥。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因素：自动化悄无声息地消灭了大量岗位，只是没人给它拍纪录片。

黄金三十年的技术处于“人机互补”的温和期，机器让人变强，但离不开人。1980年代之后，这种关系开始悄悄逆转。机器不再只是放大人的能力，它开始替代人的功能。

这里有一个反直觉的发现，杀伤力最大的，往往不是那些划时代的“黑科技”。MIT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发明了一个精准的概念：平庸自动化（So-so Automation）。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并没有带来颠覆性效率提升、只是“刚刚好够取代人工”的半吊子技术。

1990年到2007年间，美国每引入一台工业机器人，平均导致减少3到6个工作岗位。曾经时薪30美元的熟练焊工和装配工，在失业后大多流入了零售业、物流仓储或零工经济，在沃尔玛当理货员，在亚马逊仓库做分拣工，或者开Uber。时薪降到了15美元甚至更低。

大脱钩时代机器对人的替代是缓慢的，前后持续了三十多年，但今天的AI可能要快得多。过去两百年的技术革命，主要替代的是“手”；AI第一次大规模替代“脑”。

法律行业，摩根大通开发的AI系统，能在几秒钟内完成商业贷款合同审核工作，这原本需要律师和贷款专员花36万小时才能做完。从2023年开始，多家国际律所开始大幅削减初级律师的招聘名额。

设计行业，Midjourney生成一张概念图需要30秒，一个资深原画师画同样的东西需要3到5天。游戏公司开始将原画团队从十几人缩减到两三人，剩下的人负责给AI出的图做精修。

翻译行业，更不用说了，在DeepL和GPT出现之后，大量初中级翻译的市场价格在三年内缩水了一半以上。

注意，这些被冲击的岗位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全都是白领，全都是脑力劳动——而且全都是中间层。

一个保洁员月薪3000块，你要开发一个能扫地、擦桌子的通用型机器人，成本可能几十万，划不来。但替代中层的收益巨大。一个初级数据分析师年薪30万，一个AI工具的年订阅费3000块——效率还是人的十倍。资本家会犹豫吗？一秒都不会。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大卫·奥托尔把这个现象叫做职业极化。他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正在同时做两件事：让顶层变得更强——CEO有了AI助手，决策效率翻倍；让底层得以保留——保洁员、水电工，这些工作环境太复杂、太非标准化，机器人暂时干不了。

唯独中间层，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处理标准化信息的初级会计、初级律师、初级分析师、行政专员，被精准地切掉了。那些坐在格子间里、有工牌、有五险一金、以为知识改变命运的人，在技术浪潮面前往往是最脆弱、最容易被时代抛弃的一群。

因为他们的工作恰好满足AI替代的完美条件：逻辑性强、流程标准化、可以被公式化描述。他们以为自己在做脑力劳动，但实际上他们做的是"有规律的脑力劳动"——而有规律这三个字，正是AI最擅长的事情。

五、通往新世界的门票

还记得英国那个被蒸汽机碾碎的织布工家庭吗？1848年，手工织布工威廉·卡内基倾家荡产，借了一笔船票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挤进了一艘移民船的底舱，驶向美国。

到了匹兹堡之后，全家挤在两间阴暗的地下室里。威廉去了一家棉纺厂做工，但收入微薄，精神也被摧垮了。他曾经是一个独立的手艺人，现在只是一台机器的附属品。

他的大儿子安德鲁·卡内基，13岁，也进了棉纺厂。他的第一份工作是落纱工，负责把纺纱机上纺好的纱线取下来，换上空线轴，一周工资1.2美元。如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它跟千千万万被工业革命碾碎的家庭没有任何区别。

但卡内基做了一件事。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自学了一项当时的前沿技术——莫尔斯电码。电报在1840年代刚刚商用，是那个时代的互联网。卡内基后来练成了一项绝活：不需要纸带机打印，仅凭耳朵听电码的声音就能实时翻译信息。整个匹兹堡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超过三个。

凭这项技能，他在15岁时获得了一个改变命运的职位，宾州铁路公司匹兹堡分部主管的私人电报员。这个位置的工资不算高，但它给了卡内基一样无价的东西：信息。作为铁路主管的电报员，他能看到所有的商业通讯，哪条铁路在扩建，哪家钢铁厂拿了订单，哪个地区的地价在涨。

他站在了那个时代的信息中枢上。他用这些信息做了第一笔投资，买了一家快递公司的10股股票。后来的故事你大概知道了，他从电报跳到铁路，从铁路跳到炼钢，最终建立了全美最大的钢铁帝国。

卡内基穿越风暴的路径，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他没有在旧世界里“更加努力”，而是用最小的成本切换到了新世界的跑道上。他父亲的手艺是织布，织布在蒸汽机面前毫无未来。但卡内基没有试图成为一个更好的织布工，而是跳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用新领域的稀缺技能获取了一个信息高地的位置，然后再纵身一跃。

卡内基的故事当然是个极端案例，不是每个人都有他那种判断力和运气。但如果你把视角从个人传奇拉回到结构性分析，会发现一个有用的框架。

麻省理工教授大卫·奥托尔提出过一个被广泛引用的观点：技术消灭的不是“职业”，而是“任务”。

什么意思？假设你是一个律师。你的工作由十个“任务”组成，其中，查阅判例、起草合同、审核条款这类任务是常规性的，有固定模式。AI已经能做，而且做得比你快几百倍。但“根据法官的微表情调整策略”、“在客户崩溃大哭时拍着她的肩膀安慰”——这类任务是非常规性的，AI还做不了。

所以奥托尔的建议是：审视你工作中的每一个任务，分辨哪些是“常规”的，哪些是“非常规”的。然后，把你的时间、精力和学习资源，从前者转移到后者。不是转行，而是在你现有的职业里，向AI够不到的方向迁移。

必须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在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变革中，成功转型的人都是少数。

卡内基从织布工的儿子变成了钢铁大王，但跟他同一条船上的几百个人呢？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互联网革命淘汰了一批传统媒体人，有些人成功转型为自媒体大V，但更多的人，那些曾经在报社里写了二十年稿子的资深记者，默然消失在人海。成功转型的故事之所以被反复讲述，恰恰是因为它们稀有。

尾声

回顾人类文明史上的几次技术浪潮，每次都是相似的剧本：先是技术狂飙，然后普通人被碾压，然后愤怒积累到爆发，然后博弈、流血、妥协，最后制度慢慢跟上来，红利才开始向下滴落。

今天，AI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演这个剧本，不同的是，留给我们适应的时间急剧缩短。工业革命给了人类50年，电气化给了30年，互联网给了15年，而AI可能只给5年。

试图用肉身对抗机器的人，都成了历史的尘埃；顺着机器的纹理重新寻找生态位的人，才拿到了新时代的船票——但要解决结构性的乘船问题，而不是少数人侥幸上岸，需要多方力量的博弈与智慧。

1845年，24岁的恩格斯站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里，第一次看清了蒸汽机齿轮下那些模糊的人影。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在追问同一个问题——技术的红利，到底需要多久，才能抵达普通人？作为无产阶级，如何才能穿越永不停止的技术浪潮？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艾伦：《恩格斯停顿：英国工业革命中的技术变革、资本积累与不平等》，2009年。

[2]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人民出版社。

[3] 达龙·阿西莫格鲁、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机器人与就业：来自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证据》，2020年。

[4] 大卫·奥托尔等：《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极化》，汉密尔顿项目报告，布鲁金斯学会，2010年。

[5] 乔希·比文斯、劳伦斯·米歇尔：《理解生产率与典型工人薪酬之间的历史性背离》，2015年。

[6] 克劳迪娅·戈尔丁、劳伦斯·卡茨：《教育与技术的竞赛》，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年。

[7] 孙萍：《我在北京送外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郭大路的思考笔记，作者：郭大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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