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世界为何排斥世俗化？中东"原教旨主义"，到底因何而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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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50-60年代，埃及、伊朗、叙利亚、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伊斯兰国家先后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在政治领域，确立“一党制”，严厉取缔政治反对派和伊斯兰组织，通过各种方式确保宗教上层对政府的忠诚。

在经济上，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土地改革和经济国有化，尤其是土地的再分配，严重削弱了封建地主和宗教集团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在司法领域，源于西方的现代刑法和民法体系逐步取代了伊斯兰教法，即使某些伊斯兰教法依然起作用的领域也必须接受国家的司法监督。同时政府还将教育机构和清真寺置于国家的管理和控制之下。为了削弱伊新兰教的影响，有的国家甚至走得更远，例如，1960年，突尼斯当局公开指责斋月的禁食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显然，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在伊斯兰世界的中心——中东地区，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在伊斯兰世界众望所归，是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的希望。伊斯兰教被排斥在政治领域之外的同时，它的社会地位也受到严重削弱。

1、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

在地区事务中，伊斯兰同样处于全面防守的地位。战后初期，伊斯兰世界明显地存在着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一个是以埃及、叙利亚等国为代表的激进的、较为世俗的民族主义阵营，另一个就是以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约旦等国为代表的保守的、伊斯兰色彩较为浓厚的君主制国家阵营，双方一直在相互争斗。

1952年埃及“七月革命”胜利以后，纳赛尔主义成了风靡阿拉伯世界乃至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广泛影响，为纳赛尔主义赢得了世界性的威望。

正是在纳赛尔主义的深刻影响下，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地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国家的王权统治土崩瓦解，另一些王权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深切感受到纳赛尔主义所带来的威胁，实际上，纳赛尔主义及其支持者曾数次作出推翻阿拉伯世界的王权统治和保守政府的努力。到1962年，随着也门发生革命，埃及更直接卷入也门内战，与沙特进行了一场间接的军事对抗。

面对埃及、也门、叙利亚和伊拉克等革命政权的包围，以及纳赛尔主义的广泛影响，沙特国王费萨尔在穆斯林世界掀起了新一轮泛伊斯兰主义浪潮。1962年，在沙特的支持下，伊斯兰世界联盟宣告成立，其主要的目标就是应付民族主义的挑战。1965年10月至1966年9月，费萨尔国王在一年之内连续访问了亚洲和非洲的9个保守的穆斯林国家，强调必须用伊斯兰来回击激进意识形态的挑战。

沙特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呼吁虽然得到不少国家的响应，然而，在中东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纳赛尔所代表的激进的民族主义。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以民族主义、世俗主义为导向的国家的发展模式逐渐暴露出各种弊端，诸如官僚主义、管理不善、效率低下、贪污腐败等等问题越来越突出，再加上外部经济环境的恶化导致了经济停滞不前，人民生活下降、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使社会处于困惑和动荡之中。

各有关国家经济、政治、外交的挫折、失败或陷人困境等客观现实，使得穆斯林渴望改变现状，企图从伊斯兰的传统信仰中寻求出路。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

伴随着伊斯兰复兴的活跃，那种建立“伊斯兰”特性国家的呼声在伊斯兰世界日趋高涨，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迅速成长，成为许多伊斯兰国家中最有威胁的反对派。他们攻击政府背离了伊斯兰教，在国内推行的世俗化、西方化和现代化破坏了伊斯兰传统，造成了社会的腐败堕落和贫富悬殊；指责政府与无神论的东方集团或资本主义的西方集团相互勾结，同流合污，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欺压穆斯林。

因此，他们认为这样的政府是“非伊斯兰”的，其统治是非法的，人民应该起来将其推翻，重新建立真正的伊斯兰政府。他们或公开，或秘密；或利用竞选参政、游行罢工等和平方式，或采用爆炸、暗杀、绑架、劫机等暴力手段与政府进行斗争。

他们深入农村和城市的贫民区，通过开办学校、诊所、银行和其他社会救助福利机构，有效地削弱和取代了政府的一些职能，赢得了民众的普遍好感与支持。他们还乘伊斯兰复兴之机，利用各种会议和出版物以及清真寺网络，进行反政府的宗教宣传，煽动普通穆斯林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同时，他们还有计划地向军队、警察、政府部门和大学进行组织渗透，广泛地寻找同情者和同路人。少数伊斯兰极端组织经常不断的恐怖主义活动更使各国统治当局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而在阿富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和黎巴嫩南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则代表了伊斯兰政治化的另外一种趋势，成为反抗外族占领的主要力量。

总体来看，各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无不把社会的种种弊病和伊斯兰遭受的屈辱归咎于腐败的政府当局，无不把推翻现政权、重建伊斯兰正义作为自己神圣的义务与责任。

面对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的渗透与干涉，以及西方意识形态对伊斯兰传统的侵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咬牙切齿，不断进行报复活动。

原教旨主义组织袭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军事、外交机构，绑架、处死西方人质，劫持飞机等事件层出不穷，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进而影响到国际政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在西亚、北非等地本来就十分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又增加了一个新的不稳定因素，使其更加错综复杂，变幻莫测。

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在库特布、霍梅尼等人思想的影响下，在伊斯兰世界困境局面的刺激下，中东、北非地区出现了一批更加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如埃及的“圣战者组织”和“赎罪与迁徙组织”、伊拉克的“达瓦党”、土耳其的“救国党”、黎巴嫩的“伊斯兰阿迈勒运动”和“真主党”、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革命阵线”等。这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都赞同“一切主权归于真主”的观点，反对“主权在民”、“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法律社会”等所谓“世俗主义”的说法。

他们都强烈地反对社会和政治现状，认为现实的一切都是“反伊斯兰教”的，要求通过“革命”或“圣战”来摧毁现实，建立真正的伊斯兰社会。它们的规模虽然不大，人数虽然不多，但其政治主张非常极端，而且也更加富于“行动性”，故而影响很大，冲击力很强。

2、激进主义的立场

在反对西方和西方化的过程中，很多原教旨主义组织采取了激进主义立场。

在伊斯兰世界众多的组织中，完全奉行或部分奉行激进主义信条的，应当首推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这个老牌的原教旨主义组织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分化，老一代的成员，大多经受了长期的监禁或被通缉生涯，他们经过反思，放弃了极端、恐怖活动。也有一部分成员，尤其是它的年轻一代出于报复心理，在赛义德·库特布的思想影响下，走向更为极端的一面。随后建立的“伊斯兰解放”组织、“赎罪与迁徙”组织、“圣战者”组织、“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等70多个小社团、小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均不同程度受兄弟会的影响。

坚持激进主义的某些组织，往往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其成员有着自身的逻辑思维方式、甘愿自我牺牲的精神和“为主殉道”的信念，往往视死如归。例如“伊斯兰阿迈勒运动”军事首领哈姆礼，曾在伊朗军事训练营中受训一年，先后6次劫持飞机。

他说：“我们什么也不怕，真主与我们在一起并赋予我们力量。我们像马一样正在做一次比赛，看谁先去见真主。我想要早于我的朋友去死，他们则想要在我之前去死，我们想要去见我们的真主，我们欢迎里根的炸弹。”“他们（指美国人)依靠他们的先进武器。可是，他们必定知道我们的人民依靠的是虔诚的信仰。”

“伊斯兰阿迈勒运动”领导人穆萨维也这样认为：“我们为伊斯兰教而工作，并受伊斯兰革命制约。”所以，我们是“真主党”的一部分。

“如果美国杀害我们的人民，那么，我的人必定杀害美国人。”“我们已经说过，如果自卫，如果在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法国压迫者立场上构成恐怖主义，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是恐怖主义者。这是条血路、殉难的路。对我们来说，如果死是为真主的事业战斗的时候，在捍卫被压迫者的时候来临的话，它比吸支烟容易得多。”

“真主党”领袖谢赫·法德拉拉赫则认为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对付美国是“非常自然的”事。

他说：“我们并不支持或鼓励去袭击美国的文化机构，或袭击在世上从事正当职业的美国人。但是我们觉得当美国通过以色列压迫伊斯兰世界或穆斯林时，使用战争的手段反对美国当局的同时，采用恐怖主义手段在政治上攻击美国，则是非常自然的。”

如果说恐怖主义只存在于伊斯兰世界，这肯定与事实不符；同样的，认为伊斯兰世界只存在“圣战”，否认伊斯兰世界存在恐怖主义，也是不合实际的。恐怖主义往往有着明确的政治-宗教目的，例如战后不久，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以针对政界人物所从事的恐怖主义活动，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解放”组织攻袭军事技术学院、“赎罪与迁徙”组织绑架并杀害前宗教基金部长以及80年代“圣战者”组织枪杀萨达特等恐怖活动均说明此点。

黎巴嫩极端主义组织所从事的恐怖活动更是在宗教信仰掩护下有着明确政治目的的恐怖主义行径。

恐怖主义是不得人心的，它违背了国际公法，也超出了人性的底线，与真正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两码事。一个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是合乎常理的，是会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同情和支持的。可是它一旦采取了恐怖主义手段，攻击或行动的目标往往针对或波及无辜，即便是在为正义事业而施行此类活动，其结果也是令人厌恶和反感的，会很快失去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有理智的民族是不会与恐怖主义者或杀人狂同流合污的。

3、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崛起的社会背景

在摆脱殖民控制、获得独立以后，20多年来，伊斯兰各国在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曾经借鉴过各种各样的东西方发展模式，如埃及纳赛尔的社会主义，伊拉克复兴党的社会主义，土耳其的世俗自由资本主义以及巴基斯坦时而资本主义、时而社会主义的尝试，都未能达到富民强国的目标。相反，伊斯兰世界出现了频繁的政变和动乱，刚刚摆脱老牌殖民帝国的统治却又落入了新兴超级大国的干涉，普遍的君主专制和军事独裁使得伊斯兰所主张的民主公正理想遥不可及。

这就让穆斯林对现状普遍产生反感和抵触，认为东西方模式都不适用于伊斯兰社会，伊斯兰应该有自己的独特发展道路。

战后伊斯兰各国的现代化集中于经济领域，但各国的经济发展却出现了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在现代化过程中，虽然传统的、落后的自然经济逐渐被淘汰，但由于基础薄弱，多数伊斯兰国家经济水平仍然不高，工农业生产仍然落后，经济大多畸形、单一，对外依赖严重，广大穆斯林尤其下层群众的生活困苦不堪。即使在一些石油生产大国中，尽管经济总量相当可观，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但巨额石油财富集中于少数权贵手中，社会分配严重不均，贫富差距十分悬殊。这一切都与伊斯兰所提倡的正义、平等、友爱格格不入，普通穆斯林自然会对这种现实感到失望和不满。

我们从伊斯兰世界的一些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确实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

在伊斯兰各国，战后人口普遍膨胀，青年人口比例激增。

在埃及，1947年人口统计为1900万，到了1956年7月，估计人口已增到2340万；1966年人口统计为3005万；1976年估计人口为3810万。在1947-1976年的30年间，人口猛增了100%。在1976-1990年的15年间，埃及人口又增长了40%，达到5740万。也就是说，到1990年度，在埃及25岁以下的青年人有2465万，而不足35岁的青年人则有3130万。

在伊朗，1967年估计人口为2628万；1976年增至3350万；10年后，增至4940万；1991年3月，人口已达5850万。在阿尔及利亚，1948年人口约为868万；独立后的20世纪60年代末，人口约为1335万；30年后，到1992年人口已达2550万，人口年增长率达到3.3%。

再如巴基斯坦，二次大战期间(1941年)，估计西巴人口为2828万；1951年，人口增至3374万；1981年，人口统计为8430万；到了1991年，人口总数已达11378万。可见，1981年巴基斯坦30岁以下人口约有5000万，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从这些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在伊斯兰世界，一方面人口总数过快增长，另一方面，青年人显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这些青年人出生、成长于一个急剧变动的年代，残酷的现实令他们沮丧，满腔热情和充沛精力常常由于失业而无所寄托，他们往往遁迹于宗教复兴运动，寻求自身理想的迅速实现和社会现状的激进变化。

应该说，伊斯兰世界的人口激增和年轻化是支撑原教旨主义复兴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伊斯兰复兴最活跃的70、80年代，青年人构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盛行的主要社会基础。

人口微增不仅带来诸如粮食、住房、就业、交通等社会难题，而且由于缺乏财政投入或得力举措，伊斯兰世界的高出生率往往意味着高文盲率。

20世纪80年代，埃及10岁以上的人口约有56%为文盲；在摩洛哥的2100万人口中，有75%是文盲，其中50%人口又是21岁以下的青年人；在阿富汗，文盲占全国人口的90%；在巴基斯坦，文盲占73.8%；在苏丹，文盲占50%，在孟加拉国，文盲占74%；在伊朗，文盲占79.2%；又如在非洲的几内亚，文盲占75%；几内亚比绍占80%，吉布提的文盲，男子和妇女分别占84%和91%。

文盲如此众多，必然导致现代科学文化知识难以普及，传统观念和保守思想难以清除，社会的整体文明层次难以提升，官方和现代精英阶层推动的改革难以奏效。这些文盲或低文化层次的人大多是社会的中下层群众，其中又多为青年人，他们对现状严重不满，渴望奇迹的出现和生活的转机，因此很容易在原教旨主义者的煽动、蛊惑下，成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追随者、支持者或同情者。

战后伊斯兰世界的人口激增还导致了畸形的城市化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中，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农民大量离开农村，涌向城市，城市人口飞速增长。

1947年阿尔及利亚的城市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25%,到1987年则增至67%；同一时期，利比亚从20%增至65%，伊朗从20%增至50%；伊拉克从35%增至68%；约旦从25%增至60%；沙特从10%增至73%；埃及从33%增至50%。更令人吃惊的是，很多伊斯兰国家的大量城市人口往往集中于少数大城市。例如，70年代中期，埃及首都开罗的居住人口已达1600万，几乎占当时埃及全国人口3810万的42%。

由于缺乏经济支撑和基础设施，这种快速的城市化产生了大量诸如贫困、失业、混乱、拥挤、犯罪和污染等社会问题。城市新增人口主要来自于农村移民，这些人在落足城市后，却大多沦为社会底层，淘金的梦想变成了悲惨的梦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容易痴迷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宜传和活动。正是畸形的城市化，使得城市成为了各国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中心。

总之，战后伊斯兰世界各国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产生了种种社会问题，从而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所以能够崛起，是因为它利用了处于困境中的穆斯林，尤其是中下层群众对现实的不满，迎合了他们改变现状的愿望。

尽管普通穆斯林投身这场运动，是寄希望于在宗教的复兴中解救自己的现实困境，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热衷的却是政治，是在宗教复兴的旗号下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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