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回扣新政后：大批医院暂停项目支付，药企或迎法人变更潮

过去十天，业界出现了与“728医疗反腐风暴”启动时，极为相似的一幕：

大批医院密集召开内部协调会，周末无休，紧急叫停药械企业的支付项目；知名内资药企事业部明确要求，5月1日起放假2个月；部分医生临时取消参加学术会议。

这是因为，随着“两高”发布《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与医疗贿赂相关的入罪门槛、量刑标准、责任切割等监管尺度进一步收紧，行业再次震动。

多省卫健委要求汇总贪腐案例，科室主任刑罚风险上升。

三年前，医疗反腐席卷之下，整个行业经历了长达四个月的“休克期”。全链条、全领域、全覆盖的常态化监管，一直持续至今。

2024年，医药领域共计6万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新政下的医院

医库软件董事长涂宏钢近期走访了云南、四川、贵州、重庆等省市，他了解到，在医疗回扣新政出台后，相关部门已有动作：

多地省级卫健委要求，各地汇总形成一套自己的案例库，司法解释中的每个条文需具体到对应案例、判定依据，后续供各级医院培训学习。

这相当于一次由医院纪委主抓落实的内部倒查。

在医院密集召开内部协调会中，建议医生暂时不参加所有活动。学协会、基金会、企业的项目均受到影响，已签项目执行困难，新项目推进难度倍增。

在医院规避风险的种种举措中，不少在涂宏钢看来是“土政策”。例如有医院规定，部分项目在医院做备案时，必须由纪委审批通过，医生才能参加。

“纪委为什么有权限代替临床来做评估？怎么判定是涉案或者还是非涉案？”涂宏钢表示不解。

医疗贿赂刑罚收紧细节

医院集体恐慌的根源，是医疗贿赂刑罚标准全面收紧。

此次司法解释中第二条、第四条规定，医疗领域行贿入罪门槛直接下调50%，比普通行业更为严苛。

其中，对单位行贿中，个人行贿10-20万元、单位行贿20万–40万即入罪。而单位行贿10-20万元认定为“情节严重”。

此外，司法解释第八条彻底取消了此前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设置的“二倍门槛”，明确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完全参照公职人员受贿罪、行贿罪执行，以3万元为入罪起点。

在北京天霜（天津）律师事务所张永泉律师看来，与公职人员实现同罪同罚，是此次司法解释中的重要变化。这一顶层设计的伏笔，早在近十年前就已埋下。

2017年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将纪委、检察院反贪局、反渎局与政府监察局等机构职能整合，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大幅扩大职务犯罪的监管范畴。

2018年《国家监察法》出台，更是明确了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无论身份，均需纳入监察体系。

“以前，医院里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务员概念，哪怕是院长，很多也是医生出身，不少还要上手术台出诊。”张永泉律师解释。

然而，公立医院的土地、设备采购、基建、人员招聘乃至基础薪酬，有政府拨款的部分。医院管理者实际上代为行使着大量公共资源的管理权，理应被纳入监察范围。

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受贿人的身份认定长期处于“双轨并行”的状态：

此前职务犯罪侦查中，由国家卫健委、地方卫健委任命，有政府的盖章红头文件的院领导，才会被认定为公职人员，并按相应受贿罪量刑标准处理。

掌握着病床分配、药品选用、耗材采购、临床入组等核心资源的科室主任，因“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入罪门槛更高。

此次司法解释，则恰好厘清了公立医院体系长期存在的身份模糊地带。这些由医院内部任命的科室主任，刑罚风险比以往更高。

药代“顶罪”时代结束，药企高管成“高危岗位”

不少业界人士认为，相较于医院管理者，此次新政影响最大群体的实际上是药企高管。因为医药代表与企业深度捆绑，违规后难以进行“责任切割”。

司法解释第十六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单位行贿罪定罪处罚：

（一）单位集体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

（二）单位实际控制人或者主管人员决定，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

这意味着，个人行贿责任将向上穿透至企业主体。

我国刑法第393条对单位行贿罪明确实行“双罚制”，既对单位判处罚金，同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刑罚及罚金。

在旧有的监管与司法实践中，企业常将个人行贿行为界定为“员工私自行为”，规避单位追责。

例如，4月9日，一上市医疗器械集团在云南省医保局官网发布致歉声明，承认旗下昆明销售分公司业务员慈某龙在2011—2020年间，为推广医用耗材，向普洱市人民医院相关人员贿送现金39.5万元、美元9900元、200克金条一块，并向18个科室贿送回扣共计119.12万元。

最终法院以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慈某龙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

上述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已解除涉案人员劳动合同、问责相关管理人员、下调相关产品价格，并承认自身存在管理漏洞。但是，企业高管并未受到波及。

在新的司法解释下，这一模式已无生存空间。

“之前药企贿赂被查，会让药代顶罪，公司发放安家费进行补偿。现在是个人和单位双判，高管例如法人代表、董事长也得担责。为了避免地方风险穿透至集团总部，后续部分企业可能在各省成立独立公司，引发一波地方公司法人变更潮。谁担任地方法人，公司得给额外补贴。”涂宏钢预测。

张永泉也注意到药企存在类似布局倾向。大企业向他咨询应对方案时，他给出的最直接建议，是建立完善的合规体系。

“但很显然大家觉得，与其设立合规体系，不如多做几层司法隔离。从务实的角度来说，同行不合规，坚持合规的企业反而会受到排挤。设立多个分公司，是在为灰色地带预留空间，对行业风气没有任何改善。”张永泉感到无奈。

在高管连带责任外，企业行贿也面临着严厉的行政处罚。

早在2025年6月，国家医保局修订《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对企业按照行贿金额划分失信、严重失信、特别严重失信三级评级：

行贿金额5万—50万元认定为失信；50万-100万元认定为严重失信；100万元以上认定为特别严重失信。

对“特别严重失信”生产企业，全部产品在评价省份的挂网、投标资格被中止的同时，涉案产品在所有省份的挂网、投标资格也将同步终止。相关评价处置原则上穿透至上市许可持有人。

涂宏钢认为，医保部门已建立的信用评级机制，对企业的负面影响非常大。企业行贿一旦被认定违法失信，将被取消集采资格、限制进入医保目录，对市场销售是毁灭性打击。

“之前部分企业默许纵容医药代表行贿，现在局面已经反转，企业害怕损失太大，严禁医药代表行贿、从严追责。”

尽管监管红线持续收紧，医药行业每年仍有新增贪腐案件曝光，其中不乏知名企业涉案。

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是医药领域贪腐犯罪中对行贿人的处理整体偏轻，以缓刑判决居多。

张永泉分析，经销商与科室主任之间，现金往来、购物卡等财产性利益输送较为普遍，而这类行为大多依靠口供认定。一名受贿人往往涉及多家行贿方，没有查到的，受贿人不会主动供述。在办案逻辑上，司法机关的打击重点是受贿人，为顺利追究其刑事责任，常会将行贿人转为污点证人。

“污点证人通常只是没收违法所得，就算入罪，也比受贿人轻很多，更多判缓刑。比如湘雅二院刘翔峰案，外界几乎没有看到对行贿方的追责信息。”

行贿人与受贿人量刑不均，也导致部分受贿人被反向绑架。在贪腐的庇护网络中，医药代表、经销商们手握院领导的贪污证据，倒逼其从事非法活动。这也是一些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远超个人所需，却仍持续发生的原因。

“只有真正做到行受贿同罪，才能从根上遏制这类问题。” 张永泉说。

新司法解释出台后，“行贿从轻” 的惯性短期内仍会延续，中间商也会继续琢磨应对审查的办法。但长远看，新规会倒逼中间环节走向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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