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重臣为何逼天皇退位？以反共之名，美国如何放日本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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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28日，美国占领军先遣队到达厚木机场，两天后，麦克阿瑟进入横滨，在这里建立起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盟总）。

9月27日，东久迩拜会麦克阿瑟，报告了该内阁继续坚持治安维持法、扩充警察队伍、依靠特高警察监视社会运动以及继续关押政治犯等政治主张，同时，就战犯处理问题提出“自主审判”的要求。这些倒行逆施的举动理所当然地遭到盟总的否定。然而，东久迩内阁冥顽不化，继续坚持战时的一切反动政策。

1、“大东亚战争调查会”的真相

10月3日，东久迩内阁的内大臣山崎巌(原海军司令官、警视总监)竟然发表讲话称:

现在，思想警察和思想取缔要继续进行，对进行反皇室宣传的共产主义者毫不容赦的逮捕，另外，对企图颠覆政府者也要继续逮捕，对共产党员的拘禁要继续进行，主张政府形态变革和废除天皇制的所有的共产主义者要以治安维持法予以逮捕。

针对山崎的讲话，10月4日，盟总颁布了《关于撤销限制政治、民事、宗教自由的备忘录》(又称《人权指令》)，指令在10月10日前必须释放一切思想犯、政治犯(当时在押的思想犯、政治犯约3000余人)，废除《治安维持法》、《思想犯保护法》等16项反动法令。《人权指令》颁布的5天后，东久迩内阁“知趣”地宣布总辞职。

10月9日，日本原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出台组阁。与此同时，盟总相继颁发了五大改革指令，并对战犯嫌疑者予以逮捕收容审查。9月11日，东条英机等39人以“对和平有罪”的嫌疑被逮捕。12月2日，皇族梨本宫守正等59人被收容。接着，又对天皇身边的重臣近卫文麿、木户孝一等人发出逮捕指令。盟总宣称：“天皇制的支柱已被毁坏。”

原本由日本旧政权的政治家所组成的币原内阁同东久迩内阁在“国体护持”上几乎没有什么分歧，为了维护天皇的统治体系，币原内阁于10月30日通过阁议，成立一个“大东亚战争调查会”，目的是“调查战败的原因和实相”。

11月5日，阁议做出“关于战争责任的件”，内中指出:

大东亚战争是鉴于帝国周边的情势，而不得已发生的。天皇陛下坚决主张对英美交涉，和平的妥协。关于开战的决定，作战计划的实施，天皇陛下遵从宪法运用中确立的惯例，不能驳回大本营或政府决定的事项。

这就是战后日本政界一贯坚持的“和平天皇论”的雏形，也是币原内阁最早为昭和天皇圈定的“结论”。由于这一“结论”迎合了盟总利用天皇、推行美国占领政策的初衷，也与冷战初期西方营垒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决策合拍，所以，在当时没有受到应有的批判，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仍在政界和民间占据有一定的市场。

当然，盟总对币原内阁的“大东亚战争”的称谓是不满意的，12月15日，盟总颁发《关于国家神道的指令》，指出“大东亚战争”一词同“国家神道、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紧密结合”，带有“美化圣战”的意味，明令所有公文书中一律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的称谓。这样，币原内阁的“大东亚战争调查会”才把“大东亚”三个字删去，改称“战争调查会”，却继续进行着带有主观意义的各项调查，直到1946年9月才宣布撤销。

为了“矫正”日本政界的战争认识，澄清民众对战争的“模糊认识”，盟总从1945年末开始，强化了“太平洋战争史观”的宣传力度，并利用NHK广播连续播放《真相是这样的》长篇系列报道，把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灌输给日本社会的各界民众。

美国人“太平洋战争史观”的主要观点圈定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日本对外发动的侵略战争始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经“七七事变”到最后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外的侵略战争是连续性的。但是，忽略了日本对台湾、朝鲜的殖民统治问题。
第二，日本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在中国。但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意义未能予以积极的评价。
第三，美国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做出了“最大贡献”。但无视中国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诸国的地位及作用。
第四，以军部为中心的军国主义者是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而天皇、宫中派(天皇身边的重臣)、财界、舆论界等属于“稳健派”，是军国主义的“对立势力”。
第五，强调日本军国主义者“隐瞒了事实”，“欺瞒了民众”。

以上，美国人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罪恶，抨击了罪大恶极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否定了日本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种种借口和谬论。

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这个史观是站在美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基础上，以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政治取向来评价这场战争，其实质是极力突出美国的历史地位和“最大贡献”，无视中国和亚洲抗日战场的存在，抹杀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的历史贡献，同时又在着意保护天皇和政界官僚、财阀等免受战争责任的追究上下了功夫，更无意去清理酿就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土壤。

它的结果是使本来就不认账的战争责任者(除天皇外，还包括战争时期的政界、司法界人物、一部分帝国军人、财阀、右翼巨头等)逃脱了法律的追究，更固执地坚持他们的战争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战后日本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误导了日本国民对被侵略国家、人民的加害责任，并促成崇拜美国、轻视亚洲的战后日本社会风气的形成。

曾任美国某新闻机关东京特派员的马库·盖因在当时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真相是这样的》的连续播放，使我感到困惑，它是政治性的，比如，把那位像有癔病的总理大臣币原喜重郎描写成军国主义的果敢的敌人，(广播)攻击的主要目标集中在军人，却把天皇、财阀首脑公然地排除在战争犯罪人之外。

2、东久迩的“让天皇退位”论调

东久迩内阁总辞职后不久，东久迩宫稔彦拜会昭和天皇，以本人在战时曾出任军司令官，对战争有责任为由，要求脱离皇族，并提案请昭和天皇退位。为什么上台伊始为保护天皇和天皇制而效尽犬马的东久迩一反常态，竟然要求天皇退位呢?

个中的内情颇为复杂。

有学者分析，在东久迩内阁期间，盟总开始逮捕战犯嫌疑者，裕仁对东久迩内阁把当年的股肱之士交给美国人心怀悻悻，对内大臣木户孝一说:

把战争责任者引渡给联合国，真是苦痛难忍，自己一人接受即便退位如何。

9月12日，东久迩向裕仁报告东条英机等39名战犯嫌疑人被盟总拘捕以及阁议决议时，裕仁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称:

敌方所谓的战犯嫌疑人，特别是所谓的责任者，都是曾经尽忠尽诚之人，不忍将他们以天皇的名义予以处理，故应再加考虑。

另据天皇近臣木下道雄的记录，昭和天皇对东久迩的提案十分不满，称:

关于退位之事，退位了自己当然轻松，也就不必品味今天这样的苦境，可是秩父宫患病，高松宫是开战论者，曾居军的中枢部，不适宜摄政，三笠宫又年青缺乏经验，东久迩此次的轻举特别令人遗憾，东久迩对这些事情一点也没有考虑。

可见，裕仁与东久迩内阁之间确实产生了一些芥蒂。对于东久迩脱离皇族和昭和退位的两个提案，昭和天皇予以否决。

当时的《读卖报知》报道称:

有许多皇族赞成天皇退位，东久迩是其中之一，总辞职后不久就拜会陛下，请求脱离皇族和提案(天皇)退位，当时，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由没有采纳两提案。

其实，战后初期，提出天皇退位论的重臣不只东久迩一人。1945年末，鉴于盟总和社会各界追究战争责任的呼声日高，天皇作为日本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作为宪法规定的三军大元帅，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是不可推诿的。

于是，天皇的重臣近卫文麿就建议天皇“隐退”或“出家”；内大臣木户孝一以及宫内府长官田岛道治也提出过天皇退位论。

贵族院成员南原繁(东京帝国大学校长)、佐佐木偬一(京都大学教授)，原文部大臣安倍能成，枢密院议长平沼骐太郎等人都提出过天皇退位说。

他们的理由:

一是天皇作为国家元首负有败战的责任;
二是容许军阀横行，负有怠慢之责;
三是作为皇军的统率者要求国民服从，“陛下对献身而战的忠良将士负有背信之责”等等。

他们的理由中隐匿着一个最大的目的则是希冀摆脱裕仁的战争责任的干系，退位后由皇太子即位，这样才能保证天皇统治的“万世一系”，使日本的“国体”得以维持下去。

据当时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汇编了各界人士的意见:

为了纯正天皇制需要退位，如果不退位令后来史家难以书写历史。尊重天皇制，希望它永续，所以洗却太平洋战争的污垢是必要的，退位以后让位于太子，可使人心一新。
天皇退位，皇太子在新宪法下成为天皇，可正确的保持天皇制，从历史的变换和道义的战争责任上，是最好的良策。采取此策是想存续天皇制的贤明之举。......

再看《读卖新闻》1948年8月15日发表的调查数据，赞成天皇制的人数为90.3%。对天皇退位说，有68.5%的人不赞同天皇退位，18.4%的人主张天皇退位后由皇太子即位，只有4.0%的人主张废除天皇制。

以上的言论和数据可以说明天皇重臣们为什么要提出天皇退位论来了。

比起天皇的重臣们，美国人更深刻地体味到维持天皇制对于顺利贯彻美国的占领政策，构筑东方反共阵营的桥头堡，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目标的重大意义。

所以，重臣们处心积虑的天皇退位论的苦肉计根本用不着实施，在美国人的庇护下，不仅昭和天皇免去了战争责任的追究，连(象征)天皇制也得以保存至今。它带来的结果是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研究和争论直到今天仍没有停息。

又因为天皇在东京审判中被免予起诉的实际后果，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解决日本政界和社会各界的战争责任意识，妥善处理战后遗留等问题都埋设了一块顽石。

3、对日共的排斥

1945年9月22日，美国政府正式发布了《美国初期对日方针》，其中心意旨是打碎日本的战争机器，使日本不再成为世界和平的威胁，同时在日本全面推行美国式的民主，即实施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方针。按着这一方针，在政治上，解散军队，处罚战争罪犯，支持民主和劳工运动，制定和平宪法；在经济上，禁止生产同军事有关的一切物资产品，解体财阀，实施劳动改革、农地改革等。

但是，随着战后两大阵营对立的加剧，冷战的铁幕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就已经拉开，而且，这种对立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同时逐渐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甚至军事的对立。美国为了巩固其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域的战略地位，把日本拉进西方营垒是既切实可行、又唾手可得的捷径，于是，美国开始改变对日占领政策，旨在把日本建设成亚太地区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桥头堡。

1948年5月26日，美国国务院向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正式提出了《关于美国对日本政策的劝告案》，强调转换美国占领政策的必要性，并具体提示了有关内容。

该文件从“对抗共产主义势力扩张政策”的观念出发，把日本的“经济复兴”当作“安全保障”的重要课题，要求日本政府“强化私人企业，强化劳动，安定劳动争议，控制消费等举措”，同时，考虑到恢复经济的“人才需要”，“今后应解除对公职的追究”。

1949年12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做出《美国在亚洲的立场》之决议，决定美国将在亚洲“行使影响力”，“帮助亚洲非共产主义势力掌握主导权”。这样，从1948年开始，美国在着眼于恢复和发展日本经济的同时，对日本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人运动进行了全面排斥和无情打击。

1948年4月，神户、大阪的朝鲜人学校发生骚乱，美国占领当局在会见记者时，无中生有地宣称:

此次神户、大阪的骚乱，确实是出于共产党的煽动。

结果，按着占领当局的意图，警察机关拘捕了1700余人。1949年7月到8月间，日本连续发生下山(国铁总裁下山定则自杀事件)、三鹰(三鹰车站内列车突然失控，造成人身伤亡事件)、松川(松川站附近列车脱轨事件)等轰动全国的重大事件。

右派报纸、电台立即把矛头指向日本共产党，宣称是共产党所为。警察当局迅速出动逮捕了多名共产党员及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在严重缺乏证据的情况下仍判处多人死刑或无期徒刑。事后得知，除下山系自杀外，另两起事件均出于“美国的谋略”。

1949年7月19日，美国民间情报教育局顾问易尔茨(译音)到新瀉大学讲演，煽动从大学里驱除共产党员教师，由于各大学的强烈反对，当局的计划才没有得逞。

但是，从1949年秋到1950年春，却有2000余名小学、初、高中的教师被解雇。

更有甚者，1950年5月3日，麦克阿瑟在宪法纪念日的讲演中，猛烈抨击日本共产党，指责其非法性。结果导致6月6日，吉田内阁下发了对24名日共中央委员的公职解除令。6月7日，又解除了《赤旗报》主编审人员的公职，日本共产党不得不再次转入地下。

在占领当局反共排共的压力下，日本的工人运动遭受重挫。据史料记载，1946年，参加劳动组合的人数为157万，到1949年下降为102万人，而进入1950年，劳动组合的人数只剩下29万人了。

4、日本的再军备的幕后操控者

从1947年末开始，朝鲜半岛局势呈现紧张，进入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相继成立，朝鲜半岛出现南北分裂的局面。为了直接干预朝鲜半岛的局势，美国决定抽调驻日本的军队增兵韩国，而重新发展日本的军备则是必须的前提。

1948年3月，执政当局颁布“警察法”，实行国家管辖和地方自治体管辖的双轨管理体制，与战前和战时体制唯一不同的是，将中央集权的警察管理体制改为双重机制。当年4月，盟总和执政当局借题发挥，把大阪、神户的朝鲜人学校师生的请愿活动诬之为“暴动”，并把祸水引向日本共产党，声称出于共产党的煽动，拘禁了1700多名左派人士。

以这一事件为契机，盟总开始考虑日本的再军备问题，并于1948年5月形成日本再军备的计划。但由于各方面的意见有待协调，特别是美国人一手制定的和平宪法刚刚付诸实施，再军备明显有悖和平宪法的宗旨，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所以，日本的再军备问题一时没有摆上正式议程。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麦克阿瑟再也掩饰不住重新武装日本的本意，指令吉田茂内阁立即组建75000人的警察预备队，并扩充海上保安厅，这就是今天日本陆、海自卫队的前身，一大批退役军官、军人又重新成为这支武装力量的骨干。

可见，正是美国，首先动摇了日本和平宪法的可贵理念，首开了日本朝野各界实用主义的“解释”宪法、违背宪法和修改宪法的先河。

由于美国占领政策的转换，战后一度蓬勃发展的和平民主运动出现了波折。本来就对舶来的民主政治不感兴趣的日本政治家以及决策者乐得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在积极配合的同时，还不失时机地颁发了一系列逆民主政治潮流而动的反动法令日本现代史称“走回头路”。

诸如《国民道德实践要领》、《防止破坏活动法》、《刑事特别法》、《公职追究解除令》等。这些法令一公布，曾被开除公职的帝国军人、警察要员纷纷得以机会钻进警察队伍之中。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开始出现了向战前和战时军事警察国家回归的现象。

在对待劳动组合运动上，1948年11月，针对煤矿的工人运动和劳资争议，占领当局颁布了《赁金三原则》，指定各企业可以从复兴金融金库(银行)获取贷款和价格补差，但对正在进行罢工的煤矿停止贷款。

同年12月18日，盟总又颁发了《经济安定九原则》，加大了恢复日本经济的指导力度，并以立法手段否定共产党及各劳动组合领导的罢工运动。

这样，从1948年到旧金山条约生效前后，日本的三届内阁(吉田茂、鸠山一郎、岸信介)相继颁布了《保安厅法》、《罢工规制法》、《独禁(垄断)法改正》、《恩给法改正》、《教育二法》、《警察法改正》、《秘密保护法》、《防卫二法》等一系列反动立法。

这些法规都与民主化政治格格不入，这种走“回头路”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60年岸信介内阁的垮台。

在日本政治走“回头路”的过程中，特别是解除了对战争责任者的公职追究，大批旧政权的政治家、官僚、财阀、司法、警察以及右翼团体的骨干成员冒出了地平面，开始走向社会，蠢蠢欲动。早在旧金山会议尚未召开的1950年10月13日，就有1万余名被开除公职者恢复了地位。

到1951年末，21万被开除公职的人员中，就有201507人获得了重新谋求公职的机会，甚至竞选议员的法律认可。它预示着旧战争势力在日本政坛和社会各界的重新复苏。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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