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雅丽 | 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农民身份变迁——读贺雪峰新著《大国小农》有感

拓雅丽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村发展专业研究生

2017年习近平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中讲道：我国小农生产有几千年的历史，“大国小农”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这一论断不仅揭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根基，也为我们理解乡村振兴的现实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在西部乡村担任乡村振兴专干的基层工作者，我对“大国小农”这一概念有着切身的体会与独特的理解。正因如此，当贺雪峰教授的新著《大国小农》出版时，我毫不犹豫地购入阅读，期待从中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启发。

然而，适逢换届之年，基层工作千头万绪，任务繁重，几无闲暇。无论是硕士毕业论文的撰写，还是这本期待已久的书籍的阅读，都不得不暂时搁置，成为我案头未竟的牵挂。近期，身边很多人都频频问我学业情况，家人更是频繁催促。这促使我再次拿起这本书，在繁忙的间隙中继续阅读与思考。另外我读此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作者的文字如透明玻璃一般，读起来让人舒服，清晰流畅的文字大大降低了理解难度，简单不失深刻。

上周末，我终于读完全书。最令我动容的是，作者并未沉溺于对“三农”问题的宏大构想，而是直接剖析了“大国小农”这一基本国情农情背后隐藏的深层逻辑，他指出“城乡之间有差距，城乡之间也有差异。城市是进击的，农村是退守的。农村发展不能急，中国乡村建设的重点应当是服务于缺少进城能力的农民中的弱势群体。要小心资本下乡，防止激进主义，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些论断真正践行了“人民至上”和“拜人民为师”的理念，其对农民生存智慧的深刻洞察令人叹服。

“未来发展中，必须做到战略上自信、战术上重视。”并提出要坚持科教兴国，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搞好社会建设，降低治理成本，防止浮财，保证粮食安全，有效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防止过度经营县城，防止乡村振兴中的激进主义。

科教兴国战略的核心在于培育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公民，这无疑是当前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应坚持“快字当头，优字当先”的原则。然而，西部地区部分乡村的实践已明显滞后。乡村教育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与师资力量的薄弱，导致大量学生难以接触前沿科技知识与创新思维。

以J乡为例，全乡6个行政村仅存1所中心小学，学生约200人，另有3所村小，每所学生不足30人。师资流失与生源萎缩形成恶性循环，优质课程资源难以有效下沉至基层课堂，还有“教育的主动上移意味着家庭需要更高的教育成本，”这给当前的乡村振兴带来很大挑战，因为孩子要进城读书，父母双方必定有一方要去陪读，另外至少有一方要务工赚钱，留在家中的土地和老人就成了基层干部的工作，基层干部需要“帮助小农户解决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选自《大国小农，如何走好农业现代化之路》）

可以看出，在“空心化”村庄里，“地方政府并非置身事外的‘守夜人’角色，它在规范民间‘关系合约’上可以发挥作用。”（选自《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陈靖，产业振兴与产业富民的耦合式发展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县域产业治理的案例分析)。例如，在N县C村，一位“中农”曾向地方政府反映，“现在农民的事越来越难做了。”以2026年开春乡政府配发地膜为例，村干部需组织农户开展覆膜作业，但部分群众为减少机耕费用支出，存在虚报耕地面积的现象，如将实际6亩耕地申报为4至5亩。为应对这一问题，J乡政府要求乡村干部多次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核查上报数据，目前已开展三轮核查，工作仍未完全结束。尽管此类核查显著增加了时间与经济成本，但从实践效果看，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农”的合法权益，体现了基层政府在资源分配与公平治理中的必要介入。中青年群体都外出了，高素质农民培训自然面临困境。J村庄呈现典型“空心化”特征，“村落常住人口以空巢老人为主”（选自《微观视角下的中国农村空心化——基于皖南三个传统村落的案例研究》），且老年为主的家庭占比超过60%，并还在持续上涨。最主要的是多数老年农民难以理解无人机喷洒农药等现代农业技术，甚至部分农户认为自家几亩玉米无需学习新技术，完全依赖乡村两级组织提供地膜覆盖服务，自己仅需点种即可，这就限制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以及整个村落经济发展。“空心化”村庄这种“等靠要”心态不仅推高了基层治理成本，更“难以有效回应乡村振兴建设需要”（选自《农民视角的乡村振兴》）。

在此背景下，有效应对“未富先老”的挑战成为基层政府和乡村干部的现实难题。然而，农村养老并非无计可施，正如相关研究提出的思路，村集体所有制与熟人社会传统是两大关键资源。健康老人可通过农业生产获得收入与就业，将生活意义和社会交往建立在劳动之上；若辅以国家财政支持，低龄老人还能为高龄老人提供互助服务。善用这些农村自身资源，便有望以较少投入建立起水平不低的中国特色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本书关于建立适老型农业农村制度的论述，尤具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贺雪峰指出：“我们一定要从战略上认识建设适老型农业政策，保证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容老的、是可以以小农户为基础前提的，而不是排斥小农户。”这一论断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推进逻辑与农村人口结构变迁的现实条件相结合，为理解当前“三农”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视角。

第一，适老型农业制度是对留守小农户生计需求的结构性回应。以笔者包抓的村庄为例，当地土地经营格局呈现典型的“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足十亩”特征，小规模分散经营恰好与留守低龄老人的劳动能力相匹配。随着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升，耕种收等生产环节对高强度劳动力的依赖显著降低，老年人独立维持农业生产已具备现实可行性。需指出的是，此类农户的产出虽以自给为导向，除玉米少量进入市场外，油菜、小麦、紫苏等多用于家庭消费，但其对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积极功能不应被忽视。

第二，适老型农业制度具有显著的基层治理效能。农业生产活动的持续参与使留守老人保持规律性的劳动节奏与社会交往，客观上减少了因闲暇过度而引发的邻里摩擦与利益纠纷，缠访闹访等现象亦随之减少，基层社会秩序的维护成本得以降低。从更深层看，老年群体对土地经营的维系，实际上构成了村庄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来源，有助于缓解农村“空心化”带来的治理压力。

第三，适老型农业制度有利于密切干群关系、重塑基层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在日常包村工作中，农业技术推广、农机购置补贴申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核实等具体事务，构成了包村干部与留守老人高频互动的制度化渠道。这些围绕农业生产展开的常规性接触，使干群关系从应对“上面来人检查”的偶发性对接，转化为“群众时时需要我”的持续性联结。老人在播种时节向包村干部领取地膜、种子、化肥等物资，干部在收割季节协调机械调度；遭遇自然灾害时，干部协助农户兑现农业保险、发放冬春救助。此种基于共同生产关切而形成的互动模式，有效消解了行政体系与乡土社会之间的疏离感。尤为重要的是，当老年农户切实感受到国家政策对其土地经营权的尊重与保护时，基层政权的治理合法性便获得了具体的经验性支撑，这种支撑并非源于抽象的话语宣传，而是植根于“我的地我种、不仅有人管我帮我，而且最终收成都是我的”的日常确认。

第四，适老型农业制度有助于构建城乡联动的治理网络。以N县实践为例，该县为外出务工的脱贫劳动力申报交通补贴时，与外出人员取得联系仍需依托留守在村的低龄老人。而将留守老人的事务处理妥当，其在外务工的子女亦能安心工作；部分在外创业成功者日后返乡反哺乡村，由此形成“留守—外出—回流”的良性互动机制。从治理技术层面看，适老型农业政策为基层干部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工作抓手，使“为人民服务”从原则性表述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路径，进而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治理体系的优化完善积累了重要的组织资源。

当前，村庄的“空心化”现象日趋严峻。正如书中所言：“农村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自20世纪末开始离土离乡、进厂进城，农村人口不断减少，农村之前紧张的人地关系也有所缓解。”这一论述在J乡得到了充分印证。据调查，该乡规模最大的村庄中，举家外出务工且无返乡意愿的农户占比已高达三分之一；其余留守农户中，“人口结构普遍呈现‘去中间留两头’的图景，即青年劳动力多外出务工，在村人口多为老人和儿童。”（选自《农民需求视角的乡村振兴》），亦存在部分季节性流动的“候鸟型”农户,即农忙时节回村种地，农闲时间外出务工。在此背景下，农民的身份属性发生了深刻异化，许多农户已由专职从事农业生产转变为兼业农户，甚至仅保留了“农业户口”的符号意义，而实际的耕作重任则被迫向留守老年群体转移。值得注意的是，外出务工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往往处于脆弱地位，他们在教育、医疗和住房等方面都存在“边缘群体”的风险，一旦遭遇重大疾病等风险冲击，极易陷入困境。此时，农村便成了他们最后的生存退路与社会安全网。尽管乡村的生活条件或许不及城市体面，但相较于在城市中的漂泊无依，村庄仍提供了基础的生计兜底功能。以J乡C姓村民为例，该村民终身未婚，长期在外务工。然而，去年在确诊肺癌晚期后，他被迫返回村庄。基层组织第一时间介入，通过上门核查情况、协助申报低保及申请临时救助等一系列帮扶措施，为其提供了必要的生存保障。遗憾的是，该村民于今年年初病逝。此类因病因老返乡、依赖乡村社会救助托底的案例，在N县农村地区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与代表性。

未来，农村城市化进程仍将持续深化，村庄人口结构或将进一步向老龄化与“中农”群体集中。这样的趋势并不必然意味着农业发展的停滞。相反，随着大规模农业转移人口向城镇流动，其在农村的资源要素（如土地经营权、社会化服务需求等）将形成新的市场空间，为在村群体创造多元化的增收机会。正如笔者在前文所述，传统小农经济下人均耕地资源稀缺的困境，正随着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身份的职业化转型而逐步缓解。在村农民可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化经营，亦可依托农村社会化服务需求（如留守老人照护）拓展就业渠道。例如，留守妇女可依托地缘优势，通过提供集中照护服务实现家门口就业，既满足了外出务工群体对家庭照护的需求，也为其自身创造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形成多方共赢的良性循环。因此，笔者高度认同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帮助农民的乡村振兴并非一定要留农民在农村。乡村振兴的目的是帮助农民生活得更好，哪里有机会就让农民到哪里去寻找机会。”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乡村振兴的本质逻辑——以农民需求为导向，通过制度创新激活城乡要素流动，而非简单追求人口的空间固化。就目前情况来看，“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并非面临单一困境，而是置身于进程与流向的双重压力之下。一方面，进入城市受阻，难以平等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返乡发展受限，面临‘回村无业’困境”(选自《求是网》陈文胜，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抓住农民这个关键）。归根结底，“人民至上”理念的实践关键在于尊重农民主体性，即“看见他们，走近他们，讲述他们”（选自《像弱者一样思考》叶敬忠），在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基础上，为其提供多元化的发展路径选择，而非以行政意志强制其回流农村。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与农民福祉提升的有机统一。

综上所述，农民身份的流动性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的现象。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尊重农民的主体选择并为其提供坚实的兜底保障，实质上是在维护农村作为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的功能。这种立足于“大国小农”基本国情的治理逻辑，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效率考量，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初心，即通过制度化的退路安排，确保农民在剧烈的社会转型中拥有应对风险的底气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