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在漳州人的不懈努力之下，“毒杨梅事件”爆发了，福建也从“五小福”晋升到“六大门派”：晋江的假药，云霄的假烟，漳州的杨梅，莆田的假鞋、医院和寺庙。这其中当属莆田人最没底线，“梅开三度”。
最初的晋江假药是家庭作坊式的“小打小闹”：几口大锅，几台压片机，几个本地师傅，照着正品药的包装盒描摹印刷，将淀粉、葡萄糖粉甚至石膏粉压制成药片或灌进胶囊。
这些“药”吃不死人，也治不了病，因此那时晋江的大多数假药仿制的是感冒、清火类药品。由于没有正规药厂的批文，这些假药主要流向农村的赤脚医生和小诊所。一则产量有限，二则这类病症不吃药，熬一熬也能自愈，所以影响有限，并未引起太大关注。
2000年后，国内医药监管体系逐步健全，药厂走向正规化和规模化。一批原本为正规药企做代工的小工厂失去订单。他们一不做二不休，全部转向“制假”路线。
这些工厂在多年的代工过程中掌握了全套成熟的工艺，以及正规药厂的批文模板。假药的包装用进口印刷机仿制，防伪标签找温州或苍南的制假窝点配套生产，连药品电子监管码都能批量复制。
自此，晋江假药进入“真假难辨”的高仿时代，不再局限于农村市场，而是进入药店正常售卖。更致命的是，为了追求高利润，这些药厂开始剑走偏锋，制造假的抗生素、降压药、降糖药、壮阳药等。
2004年，“晋江3·15特大假药案”爆发，公安部进行了一轮猛烈打击，查获假药成品、半成品价值超过5000万元，涉及头孢曲松钠、阿莫西林、盐酸左氧氟沙星等20多个品种，销往全国14个省市。
然而，晋江假药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2012年，记者暗访晋江假药产业链，发现当地一条不到两公里的街道上，藏着十几家假药包装材料供应商，从说明书、小纸盒到铝箔板、塑料瓶，一应俱全。
国内查获的各类假药案件中，每三起就有一起的源头指向晋江。全国卖假药的，十个里头五六个从晋江拿货。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公安部“昆仑行动”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双管齐下”，晋江假药产业15年的巅峰才告结束，但并未完全消除。
事情曝光后，晋江人说：“我们的假药无害，你们不该指责我们。”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晋江假药真是伤天害理——它吃不死人，却耽误人的病情。这些制假之人，可谓罪大恶极。
莆田假鞋和晋江假药的发展轨迹几乎如出一辙。
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相邻的两个地区——莆田和泉州，都走上了鞋业的代工之路，为耐克、阿迪达斯、彪马等国际品牌贴牌生产。
这些品牌的鞋子一双成本几十块，售价数百元，利润丰厚，于是假货开始出现。一开始也是小打小闹：几台缝纫机、几把裁皮刀和几个熟练工，照着正品鞋的样子依葫芦画瓢。做出来的鞋，远看像模像样，近看针脚歪斜，穿几个月就报废，但胜在价格便宜。
从2000年开始，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向东南亚转移，耐克、阿迪达斯、彪马等国际品牌停掉了大部分国内的生产订单。
代工厂失去订单后，泉州的代工厂开始自立门户，推出自己的品牌；而莆田的代工厂则进入规模化造假时代。这些专业人士和厂家的加入，让莆田假鞋进入“真假难辨”的高仿时代。
这些假鞋在外观、材质、合格证上足以以假乱真，不仅通过电商平台卖到全国各地，还反向出口欧美市场。国内市场上的10双假鞋里，有9双是从莆田发货的；全球每3双耐克鞋中，就有一双是来自莆田的假货。
莆田假鞋的名气大到《纽约时报》记者专程赴莆田调查。
面对指责，莆田假鞋产业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主要是出口赚老外的钱，对国内来说，增加就业和税收，有利无弊。”
后来事情的发展轨迹是：泉州靠自立门户，推出自己的品牌，打出一片天地（安踏、特步、361°等）；国外对假货加大打击力度。
此消彼长之下，莆田假鞋生意一落千丈。泉州和莆田紧挨，这些鞋厂的老板追溯起来都沾亲带故，但利益让莆田人开始六亲不认，不仿国际品牌，开始仿制国内民族品牌了。
泉州鞋业的人气得破口大骂：“你们造假耐克，丢的是中国制造的脸；造假安踏，那是直接砸我们饭碗。”莆田人当然不敢还嘴，躬着身子使劲干，使劲造假。
逼得泉州鞋业自发组队维权，就在最近的2025年，泉州丰泽法院就宣判了一起假冒“安踏、361°”等品牌的刑事案件，被告就是莆田的造假窝点。
莆田人能在假货行业占据三把交椅，不得不说他们很聪明，但这份聪明没用在正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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