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棵：世界里的东园 | 天涯·新刊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3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编者按

本文从夏夜仰望星辰的童真发问落笔，将民间“人逝为星、陨落成刹”的古老传说娓娓道来，又顺着时光脉络，一步步铺展开东园的前世今生、家族脉络与人间悲欢。本文中，作家王棵以温柔沉郁的笔触写童年、写生死、写宗族和乡土，也写小人物在时代与土地间的挣扎与求索。每一片乡土，都藏着代代相传的故事；每一次回望故土亦是对来路、生命与命运的深度叩问。

今日，我们推送王棵《世界里的东园》全文，以飨读者。

世界里的东园

王棵

星空

我们将家中唯一的方桌抬到屋前，一家人轮流躺上去乘凉。

那时的夏夜，天上的星星很多。

“妈妈，我们在看星星的时候，星星是不是也在看我们？”我有时会问母亲这样的问题。

被问的人也可能是父亲。

这样的问题，只能问大人，不可能问同样是孩子的姐姐、哥哥。

“星星当然也在看我们。看！它们在朝我们眨眼睛呢。”真正回答我的人，却往往是姐姐或哥哥。我父母对这样的提问反应迟钝，他们的迟钝令我疑惑，大人对此更有发言权不是吗？所以如果我的提问换来的是我父母的沉默，接着到来的那个星夜，我会不依不饶地重复提问。

“我们在看星星的时候，星星也在看我们，妈妈（爸爸），你不觉得是这样的吗？”把提问内容的语序稍微打乱，他们可能不会逃避——我是这样想的。

我的小计谋得逞了。

“是，星星也在看我们。”父亲或母亲不得不回答。

“它们一直在看我们。”父亲，只能是父亲，因为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大人的世界里就是这样，沉默的人反而拥有更深邃的内心世界。父亲说：“我们看它，不看它，它都在看我们。白天也这样。”

“白天也有星星？”

“是啊。”父亲的嗓音低沉，“星星永远在，我们夜晚看到它的那个位置，白天也在。”

“你怎么知道它们白天也在的呢？爸爸。”

“星星是人变的。人死后，变成星星。变成星星后的人，再不会变成其他。它们一直在。”父亲的嗓音更加低沉了。

父亲想说“永恒”这个词——人死后，变成星星，此后永恒地存在于宇宙当中。他虽是乡间读书较多的人，却谈不上是文化人，所以表达能力有限。然而，语言的神奇之处却在于：并不是你表达得精准到位，旁人就能准确理解你的意思。有时，恰恰由于你的表达不到位，旁人不但能理解你的意思，还能理解你当时没想表达的意思。

比如我追忆那个夜里，在父亲那样的回答之后，我居然理解了父母前一晚为什么对我的问题避而不答——关于我看着星星时星星是否也在看我这个问题，会让他们想到生与死。

成年人，都习惯回避谈论生死。

可那时候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我才六岁，怎么可能想这个？我认为，我当时十岁的哥哥、十二岁的姐姐，也未必想过这个。所以，尽管我已领悟到父母前一晚为何回避这个问题，却无法洞悉我对这个问题穷追不舍会引起他们更多不适。

“你现在能看到你爸爸吗？”我问母亲。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在她还未成年时，就去世了。

或者我问父亲：“你现在能看到你爸爸吗？”父亲的父亲，这个我从未见过的人，也早就去世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父母总是对儿女们保持耐心，这是这个世界得以运转的规律之一。父亲认真地说：“因为，我不知道哪一颗星是我爸爸。”

这确实是个问题。我长望着星空。那么多的星星，谁知道哪一颗是我们死去的某位亲人？

“不知道也不要紧啊，”母亲接过话茬，“你觉得哪一颗是，就相信它是。人变成星星后什么都知道，不管你看哪颗星，那颗你应该看的星啊，也会知道你在看它。”

母亲不识字，但当我们谈起星星时，识不识字已不重要。识字似乎也不会令人们对星星拥有更深刻的见解。关于星星的故事，是通过一代代人的嘴传下来的，每个成年人都对此有深刻的见解。

有一个传说，是对应于人变成星星之说的。人在变成星星之前，会先变成刹——这个字，是我根据俚音敲定的。为什么我不把它敲定为“煞”“萨”“撒”或者“飒”？因为，它在人们传说中的样子，可以完美地解释什么叫“一刹那”。

我第一次知道刹的存在，也是在夏夜。但我已不记得彼时我几岁。那夜，我和父亲、母亲、姐姐、哥哥，还是像许多个夏夜里我们常做的那样，在我家屋前的场上乘凉。我们中有的人坐在桌下的桑木长凳上，有的躺在桌上。过一阵子，换凳子上的人躺到桌子上。

“我看到刹了。”哥哥从方桌上坐起来，手指着屋子西侧的钢芦丛。钢芦是一种高大的芦苇。夏天，钢芦长得茂盛，它们中最健壮的几棵，真的看起来如钢管般坚挺、硬挺。星空下的钢芦丛影影绰绰，阔大的叶片随微风轻晃，看上去像一群穿着黑纱肃立的高大巫婆。

“在哪儿？”姐姐、堂姐、我，还有我的两个堂哥，我们这些孩子，一个接一个地从方桌上坐了起来。

那时，我们的老房子里住着三户人。爷爷和奶奶是一户，住在堂屋。西屋住着伯父、伯母和他们的三个孩子。父母带着我们姐弟三个住在东屋。

那些夏夜里，屋前不只一张方桌。三户人各自在自家方桌上轮流躺卧。

“那儿！”哥哥的手指仍然对准那青灰色的钢芦丛。

“什么也没有啊。”大堂哥，我们六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那一个，他的声音很高。

“刚才在那儿的。”哥哥像是在辩解，“真的，刚才它在钢芦上面，闪了一下，就不见了。”

“谁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们。”大堂哥说。

“我骗你干什么？”哥哥急了。

“你真的看到刹了？”姐姐问哥哥。

“我真的看到了。”

“那你说说，刹是什么样子的。”大堂哥笑了。

我这才发觉大堂哥是在逗哥哥。哥哥也发觉了这一点。

“像一道光，烛光那么粗的一道光……比烛光长，长了许多……”

“到底多长？”这是堂姐的声音。她轻易不开口说话。

“这么长……”哥哥向着西边比量了一下。我看到他比量出来的长度，大概是裁缝量布的尺子那么长。“它是从天上滑下来的，刹那之间，就不见了。”哥哥望着钢芦丛，补充道。他用到了刚刚在语文课上学到的词：刹那。

“呀！那真的是刹。”堂姐说，“我以前也见过的，就是你说的这样。”

“你也见过？”姐姐好奇地问。那天之前，她还没见过刹。这么说的话，我没见过刹，跟我年龄太小并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后来我听说，有的人啊，一生都没有见到过刹。

“我见过两次。”堂姐说。

“两次有什么了不起？”大堂哥说，“我见过至少……十次。”

“你吹牛的吧？”哥哥说。

大堂哥当然在吹牛。他却显然不是个善于吹牛的人，不好意思地笑了：“反正，我见过的次数比你们多。”

“说不定你一次都没见过。”哥哥说。

“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没见过？”

大堂哥和哥哥争执了起来。大人们也参与进来。他们却是来阻止这个话题的。

“你们有完没完？”大伯父说，“不想乘凉，就进屋睡觉去。”

“小孩子是看不到刹的。”这是父亲的声音，他是在对哥哥说话，“以后，不许乱说看到刹，听到没？”

伯父烦躁的声音和父亲对哥哥的呵斥，让我隐隐觉得刚才被我们这些孩子津津乐道的这个话题，触犯了某种禁忌。

等我成年了、晓事了，会知道：在老人面前，是不能说刹的。

那些个夏夜里，爷爷奶奶始终沉默地坐在他们的方桌旁。那些时候，他们已经是超过七十岁的老人了。

东园

在我们这些孩子热烈地讨论着刹的那夜，默坐在中间那张方桌旁的我们的奶奶是嫡亲的，爷爷却不是。

关于我的亲爷爷，直到今天，我都知之甚少。这跟我对父母的童年了解很少的原因相似：各种来自日常生活中的烦恼，令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很难有心思倾心交谈。

有限的信息表明，我的亲爷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一个拉着黄包车在上海的弄堂、大街或码头上讨生活的车夫。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奶奶和我的继爷爷共同居住的堂屋的墙上，有一张她年轻时请人画的黑白画像，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我不知道在很久以前，那墙上有没有悬挂过我亲爷爷的画像。当我每次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回头向幽深的屋内望去，我会想象：我奶奶的黑白画像旁边，曾有另一幅一样大小的画像。两幅画像肩挨着肩，日夜相伴。另一幅画像中的那个人，与我奶奶在童年时就成了准夫妻，住在这栋房子的前身——一间茅草屋里。我奶奶是个童养媳。

拥有一个童养媳的家庭，生活不会特别捉襟见肘。在儿子成年前，提前抚养一个女孩在家中，这需要成本。我亲爷爷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太奶奶，是个持家有方的人。凭着身上取之不竭的吃苦精神，她创造了一个小康之家。

在我父亲对往事有限的追述中，与我太奶奶的相关故事是这样的：

“我们这边是东园。以一条河沟为界，往西，是西园。东园和西园，合在一起，就是王家园。西园建园早，住的人家多。东园建园晚，往前推一些年景，这儿是茅田。”

茅田指的是那种上面长满了茅草，其间筑有坟墓的田地。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王家园最大的坟场，孤悬在王家园之南。王家园东边的那条大河在此处一分为二，它是这被分出来的两条细河之间的一块飞地。我想象，东园曾经也是一块茅草丛生的飞地，所以当时王家园会有人家把先人葬在这里。

“住在东园，是因为穷、没有办法。我们家的老祖宗是被穷困赶到了东园。这里有坟，好在不多。他们就在坟边开荒，建房子，在这里安了家。”

当父亲讲到这儿时，我想到自己曾经在东园的一块田地里刨出过一片腐烂的棺材板，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所有的坟墓都将消失，成为活人的居住地，这是我当时脑中闪过的一句话。我又想起了小时候曾经见过的刹。在夜空中，刹拖着长长的尾翼向着大地纵深处滑落，转眼就不见了。我成年后当然会知道：这个在我们乡间被称作刹的事物，其实是流星。坟墓与流星，在我流泪的瞬间合二为一。

“我的爷爷和奶奶不是到东园扎根的第一代，他们的爷爷和奶奶才是。”父亲的声音低沉、缓慢，“但是我的奶奶，是我前面几代人中东园里最能干的人。”

“她是怎么能干的呢？”我问父亲。当我这么问时，我只能通过我在影视作品中看到过的故事来想象我的太奶奶——那些被划归为大女主剧情类别的影视剧。我的太奶奶，是个“大女主”呢。只是可惜，我无法像我所认识的、同年龄段的许多朋友那样，书橱里摆放着一本发黄的相册，里面珍藏着几代家人的照片或画像。我们王家园，连家谱都没有。在这样的村子里，人们不照相是可以理解的：起先，是无法支付照相高昂的成本；后来，也许是因为疏忽——就像我，能够找到的孩提时代的唯一照片，是初中时期团员证上的一寸免冠证件照。

“她啊，我奶奶，在东西园的界沟的这一面种树。沿着界沟，种了一溜一溜的树。树长大了，就卖掉。”

我努力想象，却怎么都想象不出来，凭着在界沟一侧的斜地、洼地里种几排树，怎么可能发家致富？因为，在我小的时候，也就是说我记忆中这界沟最大的时候，它就已经狭窄到许多地方几乎已连接起来，只是在顶端，它形成一个最宽处约有五米的豁口。一条连接着东河、从我家门前淌过的小河，途经此处，接纳从豁口的身后流出来的水。我不到二十岁离开家乡，从此在一个又一个地方漂泊，期间回来，眼见得那豁口一次比一次小，直到再也消失不见。河流、沟谷这类事物，跟人一样，也有一个生长、湮灭的过程。我只能猜测，我太奶奶在界沟边种树时，它正处于自己的旺年——一条深而狭长的河流。也许，它那时的名字被叫作界河，而不是界沟。

“我爷爷有兄弟三人，就是说啊，我奶奶还有两个妯娌。妯娌中，持家有道的，只有我奶奶。”我父亲的声音变得悠扬了起来，“因此，我爷爷、奶奶这一脉，人丁最兴旺。”

我父亲的这段话让我愣了半晌。我意识到，在我出生下来之后，我所见到的那一户户在东园生活的人家，大多是从我太爷爷、太奶奶这条血脉延续下来的。另外几条血脉，如孱弱的小鱼，在时间之河中，慢慢失去了许多向前游行的力气。

河流

原本茁壮的这支血脉也有变得孱弱的时候。我曾见识过，从我太爷爷、太奶奶这个血脉的源头流出来的一条支脉，如何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彻底断裂。

站立在这条支脉的起跑点的人，辈分上是我的堂伯。他自然是东园里我多位堂伯之一。这位堂伯有生之年诞下三子一女，女儿排行老三。老二最先让我们惊觉这支血脉的孱弱。三十出头，他就被查出患有严重的肝病，经过一年无效的医治，他成为这条支脉上最先干涸的一汪湖水。

第二个查出肝病的是老三，时间是在她二哥去世的第五年。她比她二哥小五岁。她嫁得不远。我曾在她去世那年远远见过她一次。冬天，我骑着自行车，迎着冷风经过她家东边的大土路。她独自坐在门口的长凳上，晒着太阳，撕心裂肺地哭泣。她认出了我，抬起头，手指着自己充满积液的腹部，喊着我的名字，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至今无法忘怀她的声音、她的悲痛、她的绝望。

她的大哥，也就是这家的老大，是第三个去世的，也是四兄妹中唯一活过四十岁的。她的弟弟，这家的老四，去世时和二哥、姐姐同岁。巧合的并不只岁数。老四去世的同一天，他的母亲，毫无征兆地随他去了。

“跟电视剧一样啊。”我的母亲多次向我讲述当天的惨状，“她的第三个儿子要死，园里人都去看。老三在西屋里，躺在床上，大家等着看他断气，都没有在意她。当时，她一个人躺在东屋里。老三断气的时候，大家都在西屋里喊：‘断气了！断气了！’忽然，东屋也转来一个声音，‘断气了！这边也断气了。’”我母亲说到这儿，叹了口气，“老三病了一年，大家都只知道他要死了。她呢，因为老三一直要死，并没有人朝她多看一眼。事后大家回忆，在她与老三一起走的那天之前，她早就是个病恹恹的人了。”

东园、西园活着的人在对这一家人惋惜之余，也都觉得破了案：十余年间，这家有三兄妹陆续亡故，且都是得了肝病，这说明，他们的父亲或母亲里面总有一个人肝里带了东西，遗传给了他们。这个携带肝病本源的人，到底是父亲还是母亲呢？本来大家一直在猜，如今不用猜了：一定是母亲。四兄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那位堂伯，是活到八十多岁寿终正寝的，这似乎也印证了大家的推论。

未能寿终正寝的，还有那个与我年龄最接近的堂哥，就是我们六个孩子讨论刹的夏夜里，那个唯一没有说过话的孩子。他只比我大一岁，从小就像人们身后的背景板一般，活在时而寂静时而喧嚣的王家园里。他三十八岁那年，人们再也无法不关注他了。在异国他乡一幢在建的大楼外，他站在脚手架上，却一脚踩空，坠亡了。他去世的那个秋天，人们不断讨论他的悲剧，一次又一次地无法相信：这件事在他身上发生了。

这位堂哥的英年早逝，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在我们还小的时候，我和他像同一条路的旁边长出来的两棵树，被途经我们身边的旅人不断对比，而我，从来都是用来证明另一棵树无法成材的依据。旅人们肯定不知道，两棵长在同一条路旁的树，上面的部分单独生长，在幽暗的地下，它们的根却是相连的。那棵被赞美的树所能感受到的尴尬和不安，未必比那棵被贬损的树心里的痛苦和自卑要少。当我的这位堂兄再也无法在东园出现后，我常在梦里看见他。他成了我梦见最多的亲人。仿佛，我要用这样的惦记，去化解他在人世三十八年里越积越多的痛苦和自卑，而这是我作为一个被迫获得某些赞美的一方所必须承担的义务。我和这位堂哥最神奇的一次重逢，是我在梦里看到他远足归来。在去往王家园的一个路口，我遇见了他。他停下来，不敢和我说话，但我知道，他迷了路，不知道怎么回到他位于王家园深处的家中。我便在前面领着他，他在我身后跟着我。我们默默地往王家园走去。在我快要把他领到王家园时，我蓦地想到，这一天，恰好是中元节。我惊醒了过来，在黑茫茫的卧室里，任悲伤漫过全身。

东园是一段坑坑洼洼的河床，一条又一条由共同的基因拓展出来的干流、支流途经此处，能流向远方的，并不比半路夭折的多。话虽如此，被东园这段河床滋养过，去远方叮咚流淌，甚至汇入大江大河的河流，也不乏其例。

远方

在那些夏夜里，爷爷、奶奶家的方桌旁，曾迎来过一位神秘客人。她比我奶奶年龄略小，瘦高的个子，剪着短发。她的皮肤白净、细腻，这一点提示着我：她是城里来的人。她几乎不跟我们说话，包括我的爷爷、奶奶。不论从谁面前走过，她都会垂下眼帘、加快脚步。她像一个哑巴、一颗流星，在我爷爷、奶奶那间屋中沉默地住了三天后，再未在东园出现过。后来当我回忆某年夏天她的到来，依稀会想到，那时母亲总在敦促我喊她姑奶奶。姑奶奶，哦！她是我亲爷爷的亲妹妹，一个出生于东园的人。

东园曾经诞下过多少个后来顺利长大成人的女婴，便有多少像我这位姑奶奶一样因为出嫁而离开东园的女人。她们中有一些人，因为嫁出去太远，最多像我这位姑奶奶一样，后来回过东园一次两次，之后不复再在东园出现。

我多次在我一位堂叔的家中，欣赏一沓照片。时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十岁左右。照片来自地球的另一端。一个花甲之年的女性，穿着旗袍，优雅地站在一张藤椅后，嫩白的手指轻搭住椅肩。藤椅上坐着一个显然是她丈夫的人。“这是我的姑姑。”我的堂叔指着照片中的女人说。他的姑姑，自然要被我唤作堂姑奶奶了。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以她为源头，一支旺盛的血脉在恣意地生长，日夜奔腾不息。另外的照片上，有她的那些儿孙，从他们的衣着、身材和笑容上看，他们个个出类拔萃。

东园像一条铁链，将一代又一代、一个又一个王姓男性的脚锁住，他们在这里生、在这里死去，在这里挣扎、在这里安睡，而东园的女性，却如同一群被东园放飞的鸟，自由地飞向各处，上海、苏州、宁波、纽约，只要翅膀足够硬，便可以飞得够高够远，这是我从我的亲姑奶奶和那位堂姑奶奶那里得出的结论。她们在我的生命中只是被我惊鸿一瞥，却为我树立了宏大志向：去远方。

通往远方的路何其艰难。不要说远方，仅仅是走过那条界沟、走过西园，走出王家园这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自然村落，就已经让我感到困难重重，叫我胆战心惊。这短到不足三四百米的路途上，有无所不在的目光，随时可能响亮在我耳畔的男女园人的声音，都令我双腿发软，想掉头回家。我能感受到一种虽然微弱但时刻存在的歧视。这种歧视在将近两百年前萌芽，从我的祖先决定将坟场开辟为家园的那一刻起，就在西园扎下了根，过去那么多年，它依然阴魂不散。

“把你的脚放下来，不要踩门槛。”西园一个面色黧黑的女人厉声对我说。

当时，我和几个西园的孩子，去找她家的孩子玩耍。她自己的孩子，还有那些西园的孩子，他们的脚，都碰到或踩过她家的门槛，唯独我的脚经过门槛、脚尖不小心碰到那儿时，引来了她的呵斥。

西园有一个拥有五兄弟的家族。五兄弟，五个小型家族，五栋砖瓦房，散布在东西园的界沟与一条通往外园的大土路之间那不足百米的路旁。东园的人只要想离开王家园，就必须从五兄弟及其家人加起来的数十双的眼睛前走过。那个女人是老四的妻子。

五兄弟还有嫁出去的姐妹。有一年，他们一个嫁至外县的姐妹回到王家园，与她一同归来的还有她十八九岁的儿子。这个一脸青春痘印的小子住在紧挨着界沟的老二家中。他身高约一米六，留着长长的卷发，唇边有两撇小胡子。他那营养过剩的身体被黑色紧身衣包裹。他不以流里流气的气质为耻，反倒以此为荣。他效仿武侠电影中的反派，拦截那些从东园家中走出来的比他年龄小或瘦的男孩。在他住在王家园的那些天里，他一次次地把包括我在内的东园孩子们拦住，然后练习抱摔的动作。抱摔毕，邪笑着任那孩子逃走几步，却又奔扑过去，再抱、再摔。他对到手的猎物重复着抱摔、放跑，再抱摔、再放跑的动作，脸上持久地展露出施虐得逞后那种得意又兴奋的笑。无论他怎样施暴，老二屋中的大人，都不会出言制止过他。

一个外来的孩子，如此肆无忌惮地霸凌东园的孩子，这很不合理，却是事实。也许，是他的族兄，老大家的二儿子，这人在王家园的所作所为，鼓励了他、令他得到自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二十余里，有一个恶棍，常年在王家园横行霸道。这恶棍就是那丑壮小子的族兄、老大家的二儿子。因他太矮，背地里园人们喊他矮鬼。

矮鬼一手拿着火柴，一手提着装有剧毒农药的瓶子，常年在王家园里为非作歹：点火烧人家的草垛、猪圈、羊圈、鸡窝、鸭窝或茅房；把农药洒进别人家的稻田、猪食槽或水井。矮鬼通常只把东园选作他的作案地点。放火、投毒对他来说只是小打小闹，他最大的恶行，是引诱或逼迫王家园里的柔弱女性与他苟且，东园有两名女性，成为受害者。某年春天，为了逃避一场专门针对他的抓捕，他不敢回家，最终饿死在麦田里。拥有这块麦田的人家，在五月割麦子时，才发现他爬满蛆虫、蚂蚁的半腐尸体。

一百多年前就播入西园人血脉里的傲慢种子并不会因这名恶徒的暴毙而消亡。即便是二○二六年的现在，它依然牢牢刻在西园某些人的基因里。

“他家不让做啊，有什么办法呢？”我年近九旬的父母如今常无奈地感慨。

他们说的是五兄弟家的老三和老四两家不让东园人修公路的事。具体说来，是老三家的房后与老四家的一块田地之间，有一条沙石路，它是东园去往远方的唯一必经之路。在早就实现了户户通公路的这个经济发达地区的乡下，因为这兄弟二人的阻挠，这条公路始终无法修成。也许寻遍全省十二万多个自然村落，这种无法修成的公路，也未必能找到几条。

东园通往远方的这个路口，盘踞着两只“老虎”。它们张开巨口，咬住东园人的命脉，绝不松口。我父母这一代之后的东园人，似乎从小就了解这样的不可抗力，于是，在他们间一度出现过一种潮流：出园。东园青壮年人，就这样一个个离开了东园，在远离东园的地方让政府批一块宅基地安家。留在东园的人，其实主要是老弱病残了。但扼守出园要道的“老虎”依然盘踞在那儿，如果它们死去，它们的子孙会回到这里，继续充当盘踞者。

“东园人懦弱。”许多年来，从外园来的人，经见过东园、西园的各种人与事后，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确是事实。回到那丑壮小子频繁霸凌东园孩子的那些时日，我必须指出：彼时，东园的孩子绝对不会呼救，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呼救迎来的很可能是东园大人的充耳不闻或回到家中后的一顿责骂。

东园自身的罪孽，可见一斑。

“马上这里就要整体拆迁了。”王家园里的人见面时，互相传播着这样的消息。

这句话，在王家园及其周边几个自然村落里传播了整整二十年。

二十年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一个中年人进入了暮年；一个婴儿成长到适婚年龄；一个游子在漫长的思索后终于不再在心里纠结何为故乡。从中年人进入暮年的，是我父母那一辈人；从婴儿长成适婚青年的，是我和我哥之下的那一辈人；不再在心里纠结何为故乡的，是我这种在外面漂泊太久后进入“所到之处皆故乡”之境的人。

最早，这里的人们散布即将拆迁的消息时，眼里燃烧着憧憬的火焰，声音富有乐感，走路趋于奔跑，仿佛有一束曙光在前方发出召唤。拆迁意味着在附近的城区拥有几套房子，在房地产行业持续辉煌的那一段时期，这是人们发家致富的一种方式，于是，大家无论嘴上表达出来的是对这件事情的认同或排斥，心里的期待都如火一般炙热。在多次的希望落空后，人们再散布这则消息时，眼神变得涣散，说话都不怎么有力气了。再看到上面派下来的人拿着尺子和本子在这里丈量、记录各家房产的面积、树木的数量时，他们会远远地站到一旁，用不信任的目光观察着这些外来者，一点上前攀谈的兴趣都没有。后来，这则消息再从人们口中传出的同时，大家还会发出笑声：冷冷的笑、嘲讽的笑、哈哈大笑。仿佛，大家正在传播的，是一个曾经威震四方、最后竟锒铛入狱的人的混乱情事，而这一切，与他们自己充满生存之忧的生活无关。后来的后来，有人着急了，主动向上面递交报告，申请拆迁，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需要排队等候批复。

“……这四家，都已经打过报告了。”我的父母在电话中跟我闲聊时，说到了东园某四户积极递交拆迁报告的人家。我听着父母的声音，在心里数着东园眼下还存在的那几户人家，惊觉：如果这四家消失于东园，这块如今两边被河道包围的小小陆地上，就只剩下两户人家了，一户是我老迈的父母，另一户是一对年近八旬的老夫妇。

“我们不想打报告。”我的父母或那对老夫妇反反复复地这样强调，“都这么老了，还能活几个年头，那么折腾一下，又有什么意思呢？说不定，房子拆掉、搬进拆迁房这中间住在周转棚的那一年半载里，因为吃不了那个苦，把命先丢掉了。我们不走，要老死在东园。”

东园在地理上其实已经不复存在了。将它与西园割裂的那条界沟，早已被时光抹平，东园、西园连成了一个园子。王家园整体都在发生变化，先是出现了南园，而东园、西园被统称为北园；接着南园、北园都被称为老园，在这老园的南方，散落着一栋又一栋新房，它们构成了王家园的新园。未来必将消失的王家园，比数十年前的那个自然村落要大数倍。如果消失本身也是一种事物，它也会成长。

王家园里外的河道却在河岸的慢慢垮塌中不断萎缩。小的河道已近乎消失不见，从前那些大一点的河道一天比一天变得狭窄。王家园所处的这个世界正在变得平整，所有裂缝状的事物都正在消失。

在目前存世的东园人里，只有我，是一条抵达了远方却因为不断绕回来看上一眼而变得辽阔的河流。无论流经何处，我身体里都装满了从东园带过来的血与泪，它们成为我生命的底色，滋养着我，牵绊着我，让我总有激情挥洒。

作者简介：王棵

作家，现居成都。主要著作有《珊瑚在歌唱》《风筝是会飞的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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