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秉彝：带领中国进入小型计算机时代 | 《中文计算机》人物志Vol.3

1979 年，支秉彝站在锦江饭店豪华的宴会厅里，这里距离七年前周恩来和理查德 · 尼克松发表《上海公报》的地方仅数步之遥。位于支秉彝左侧的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小罗伊·霍夫海因茨（Roy Hofheinz Jr.），该中心是世界著名的亚洲研究机构之一。现在是由支秉彝创造历史的时候了：带领中国进入小型计算机时代。

支秉彝出生于中国东部沿江的江苏省泰州市。他出生后的一个月，即 1911 年10 月，距离此地大约 400 英里（约 640 公里）的武汉（武昌）爆发了一场起义，这场起义最终推翻了清王朝。

他是那一代中国学生中的一员，他们的目标——甚至是使命——是通过学习各种应用学科来为国家的现代化做出贡献。为此，支秉彝于 1935 年完成了本科教育，获得了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位。毕业后，他享受到了当时的一项殊荣：赴欧洲深造。1936 年，他移居德国，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并于 1940 年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支秉彝在德国度过了近十一年的时光，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还娶了一位德国女子为妻。当她在中国生活多年之后，她的中文名字支爱娣也开始为人所知。

1946 年，这对夫妇回到中国后，支秉彝担任过各种要职，包括中央工业试验所电子试验室主任，也在浙江大学和同济大学任教过。后来，他还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然而，他长期的海外经历，尤其是他在纳粹德国的生活履历，使他在“文革”期间备受怀疑，并遭到单独监禁。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支秉彝盯着这威严的标语打发时间。于是，他读了一遍又一遍，一读就是几天、几周、几个月。接着，事情开始起变化了——这让我们想起了语言固有的奇异性。

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其母语是哪种语言，熟练掌握一门语言或通晓一种文字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忘记语言和文字是一种任意的代码的过程。例如，“坦”这个字本身谈不上有多么“直率、直白或坦率”，而“白”这个字也并不体现什么“白色、空白或明白”。与其他小孩一样，少年时期的支秉彝会把这些符号看作笔画的一种随机组合，它脱胎于一个复杂的惯例体系，而这一体系的起源是我们永远无法推倒重建的。但经过无数遍的重复，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语言的音和形开始趋向并达到一种不可见的既成状态——“白”这个字不再需要通过死记硬背来“指代”白色了，而已经毫不费力地同它融为一体了。我们可以把这种融合归功于每个孩子为说话、阅读和书写而付出的努力——他们为进入家庭和社会的符号世界而奋斗，将其从难以解读的代码转变为一种表达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流利性是一种代码潜意识（code-unconscious）。

支秉彝

虽然大多数人经历的这种转变是单向的，但有时也会发生逆转。已经成为人的第二天性的声音或符号仍可以从天性中剥离——变得陌生和奇异，也许不会回到最初的不被认知的状态，但至少可以被置于一种“双焦”的视角之下，使我们在继续流利地听、读和说母语的同时，充分地利用其中最原始的无意义质料。

这就是支秉彝所经历的。当他反复琢磨这八个字（如果考虑到有一个字是重复的，那就是七个字）时，这种重复行为恢复了它们固有的任意性。当读到第一百遍——也许是第一千遍时，我们不得而知，支秉彝开始在脑海中把这些汉字分解成各种元素和群组。例如，第一个字（“坦”）可以被轻易地分成“土”和“旦”两部分，然后分别被进一步拆成“十”与“一”和“日”与“一”。第二个“白”字也可以细分，比如“日”和上面的一小撇。然后是“从”字，可以视为两个“人”的并列。即使在这条简短的八字标语中，可能的拆分方式也是非常多的。

支秉彝将这一分析思路扩展到更加广泛的中文书写上面。在近三年的时间里，他将汉字分解成各种部件，再将每个部件与某个拉丁字母进行配对。他的目标是为每个汉字开发相应的拉丁字母编码或“拼写”。

起初，支秉彝对拉丁字母编码的兴趣与计算机的运行毫无关系。他的目标是开发一种更有效、合理和科学的方法来组织中文词典、电话簿、卡片目录、名单和其他用汉字编码的信息。支秉彝希望找到一种相当于中文“字母顺序”的东西。

支秉彝获释后不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开始发生巨大变化。1971 年，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为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并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1972 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率代表团访问中国，震惊了世界。

在地缘政治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计算机和信息处理领域也发生了同样巨大的变化。中国新研制的 DJS-6 计算机拥有每秒 100000 次的运算速度（OPS），内存容量高达 32000 个全字长单元。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制的 111 型计算机的运算速度达到每秒 180000 次，核心内存为 64000 个全字长单元。接着，在 1974 年 8 月，清华大学完成了 DJS 130 小型多功能计算机的研制工作，该计算机是仿照数据通用公司的 Nova 1200 型计算机设计的。与此同时，在全球计算机产业领域，随着消费技术市场和个人计算机市场的爆炸式增长，大量基于 QWERTY 键盘的量产化系统涌入全球市场。所有这些设备厂商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市场，虽然此时的中国依然可望不可及。

支秉彝开始以新的眼光看待他的编码，将注意力从字典和电话簿转移到了计算机——也就是输入法上。支秉彝认为，它可能不只是一个用于重组中文图书馆卡片目录等的系统，其真正影响或许在于开创一个基于 QWERTY 键盘的中文计算机的新时代。毕竟，尽管这些西式计算机在中国日益普及，但对于任何想要输入和输出汉字文本的人来说，这些机器几乎毫无用处。普通的电脑用户坐下来用 IBM 公司的设备——或后来的苹果电脑——处理中文信息的时代尚未到来。

支秉彝凭借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为一种新的中文输入法奠定了基础，这种输入法被称为“见字识码”（OSCO），简称“支码”。这一代码使支秉彝受到了中国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两个外国组织——德国奥林匹亚工程公司（Olympia Werke）和美国图形艺术研究基金会的关注。许多人认为，支秉彝的代码有望最终使中文书写系统在全球计算机时代站稳脚跟。

奥林匹亚工程公司研制的奥林匹亚 1011 型汉字自动打字机

支秉彝的故事集中体现了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中文计算机领域最重要的两大转变。首先，这一时期标志着 QWERTY 键盘在中文计算机领域的重新崛起——也就是说，回归了由西式键盘和拉丁字母主导的人机交互方式，而不是定制设备。尽管 QWERTY 键盘和拉丁字母的主导地位与日俱增，但这一时期的中文输入法并没有用拉丁字母来“拼出”中文字词的语音。支秉彝的输入系统是用拉丁字母来描述汉字的形状和结构，而不是它们的音值。这是对（语言文字）拉丁化或罗马化历史进程的背离——这一进程在现代世界的其他地方曾发生过，或者说被试着推行过。传统上，将一种文字拉丁化或罗马化，就是用拉丁字母来表示该文字的发音，就像土耳其语或越南语的罗马化一样（还有许多失败的尝试，主要包括阿拉伯语、孟加拉语、希伯来语、波斯语、乌兹别克语等）。因此，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在中文计算机技术领域出现了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即“非拼音化的罗马化”：用拉丁字母（有时也包括阿拉伯数字）表示汉字，但不涉及汉字的发音。

不过，支秉彝并不是在孤军奋战。支码是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发明的数十种输入系统之一，而且很快又有数百种输入系统被提出来，每种系统都给出了一种新方法，即如何利用拉丁字母和阿拉伯数字，通过 QWERTY 键盘将汉字信息输入计算机。与支码一样，这些系统绝大多数都是基于汉字结构的，也就是说，是拼形而非拼音的。事实上，基于拼音的输入法在当时非常不受欢迎，以至于有人猜测，中文计算机的进一步发展是否会导致拼音的消亡。“各种拼音系统从一开始就不受欢迎，”当时的一篇报道强调，“如果被计算机革命抛在后面，它们可能会走向消亡。

第二个转变同样重要，即从只能处理单一输入系统的计算机和文字处理器向能够处理多种输入系统的计算机和文字处理器的转变。与考德威尔的华文排字机或之前的 IBM 公司打字机的故事不同，微型和个人计算机的兴起使计算机处理多种输入法成为可能，用户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支秉彝是少数几个在这个转变中（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幸存下来的人之一，他先是致力于开发一个仅面向自己的代码的计算机系统，然后又投入另一项事业中——让支码成为可供操作者选择的多种输入系统之一。“一台机器，一套输入系统”的时代即将结束。

中文计算机

作者：[美]墨磊宁

译者：张朋亮

出版时间：2026年5月

作者简介：

墨磊宁（Thomas S. Mullaney），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历史。著有《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等。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中文打字机：一个世纪的汉字突围史》的续作。

目前有十数亿人在计算机上使用汉字，这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如今所熟知的种种输入法是如何诞生的？它们运用了怎样的技术逻辑？背后又有怎样波澜诡谲的历史故事？

本书追溯了诞生于二战后的汉字数字化技术，及其发展至今的历程。借助作者提供的技术语言学视角，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汉字，这种中国人似乎再熟悉不过的古老文字的顽强生命力与尚未被完全发掘的魅力。这是一部数字时代的汉字史，也是中文计算机发展史的重要侧面。

*特别鸣谢：刘钊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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