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来自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教授一门四分五裂的语言

本文选自《疼痛部》转自 | 楚尘文化

[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 著

姜昊骞 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3.5

小说的主人公塔尼娅·卢齐奇是一名文学教授，因为战争流亡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一门理论上已经不存在的课程——使用由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创作的 南斯拉夫文学。

“来自一个已不存在的国家，教授一门四分五裂的语言，我像童话一样吐出舌头，然后它就分叉了。”

在伤痕累累的语言里如何描述疼痛，在所有共同的隐喻流亡之时，语言能记住什么，文学又能记住什么？

▲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Dubravka Ugrešic，1949.3.27 — 2023.3.17），克罗地亚裔荷兰籍作家，出生于前南斯拉夫，并坚持用克罗地亚语写作。代表作为《疼痛部》《芭芭雅嘎下了个蛋》等。

我们的语言，我们灵魂唯一的宝藏， 我们把它装在旅行箱里 放在家庭相簿旁， 接着，我们出去向风车挑战 与荷兰的冰冷空气战斗。 ——菲丽达·杜拉科维奇

我要求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文字回答几个问题。我问了他们对课程的期望，问既然南斯拉夫已经不在了，他们希望是把文学作品分到各国里面讲还是作为一个整体讲，问他们有哪些喜欢的作家和作品，等等。接着，我要他们写一段个人简历，用英语写。

“干吗要用英语？”

“你们写起来轻松一些。”我说道。

是真的。我害怕 （尽管我错了） 使用我们的语言会让他们开启忏悔模式，而这是我不希望的。至少当时不希望。

“随便吧。”有人嘟囔道。

“呃，怎么方便怎么来。”

“我们要把姓名写全吗？”

“只写名字就行。”

“你想让我们写什么？”

“想到什么写什么。”

“我小学才干这事。”又有人抱怨道。

我拿回家读了。他们的回答幼稚得让我吃惊。 （“文学是心灵的图画，是灵魂的歌声。”） 他们列出的最喜欢的作家和作品俗套得令人失望。赫尔曼·黑塞，当然有他了，代表作是几部长篇：《悉达多》《玻璃球游戏》《荒原狼》。然后是梅萨·塞利姆维奇 （为了文学中关于生命的有力思想而读书的学生 们将塞利姆维 奇视为南斯拉夫版的黑塞，说对也对，说错也错） 和他的经典作品《死亡与托钵僧》 (Death and the Dervish) 。我肯定他们都能背出书里的两段话，一段是鼓动他们脱离外地小镇的狭隘生活 （“人不是木头做的；人最大的悲剧就是被绑住”） ，另一段则为他们注入对于小镇生活的甘美的虚无主义态度（“因为死亡与生命同样没有意义”）。另一部高人气作品是《动物园站的孩子们》 (The ZooStation Kids) ，一部与他们那一代人有共鸣的小众青少年故事书。还有不容错过的布考斯基，他的叛逆局外人形象让好几代人大开眼界。他们用酷、潮、火来形容他；他代表了文学的全部意义、有种的文学。

本文图片丨Picture@erik witsoe、Robbie Lawrence

他们的回答唤起了久被遗忘的南斯拉夫地方小镇的形象：书店只有一家，卖文具多过买图书；影院只有一家，只要上新片就要去看——不看两遍，也要看一遍；几家烟雾缭绕的咖啡馆，他们经常聚在里面；还有korzo，是地中海沿岸地区公共广场的步道，大家像小狗一样闻着彼此的味道。他们的品味是由别洛瓦尔、维特兹、贝拉帕兰卡这些暗淡的地方小镇塑造的，再加上一批卡洛斯·卡斯塔尼达这样的作家，他从小就陪伴着他们，一点三手的佛教，一点新时代浪潮，一点素食主义，一点布考斯基，一堆摇滚，一点必读书目 （能把教授糊弄过去就成） ，大批漫画书 （藏在书桌底下） ，大批电影，一点主要是从电影而不是英语老师那里学来的英语。拼拼凑凑，有苦也有甜，燃起了他们追求的欲望，一有机会就去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萨拉热窝——或者更远的地方。

最后，我的小测试表明他们对文学的关心少得不能再少了。他们觉得烦。即便他们受过文学教育——梅丽哈有萨拉热窝大学的南斯拉夫文学学位——但战争改变的不只是他们对轻重先后的看法，还有他们的品味，梅丽哈写道：

从战争开始的那一刻，我的品味就开始改变了。现在，我几乎认不出自己了。战前我看不上的东西，嘲笑它甜腻得令人恶心的东西，我现在会为它流泪。以正义取得胜利结尾的老电影让我不住落泪。可能是讲牛仔的，或者罗宾汉，或者灰姑娘，或者《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我可能已经把大学里学到的东西都忘了。凡是不能拨动我心弦的书，我都会放下。我没耐心看那些精巧的废话，自鸣得意的文学手法或讽刺——它们恰恰是我当年看重的东西。我现在就喜欢简单，喜欢朴实无华如寓言一般的情节。我最喜欢的体裁是童话。我热爱弘扬正义、勇敢、善良、诚实的浪漫主义。我热爱的文学英雄是，普通人胆怯时他勇敢，普通人软弱时他坚强，普通人刻薄无耻时他高贵善良。我承认战争让我的品味低幼化了：我读小时候看的童书时会落泪——《学徒哈皮查的奇异冒险》《保罗街的男孩子们》《雪中列车》。要是有人在波斯尼亚跟我说，我会爱上讲述游击队员英勇事迹的故事，比方说，布兰科·乔皮奇的书，我肯定会以为他刚磕了药。

对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文学应不应该合起来讲这个问题，大多数人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当然应该了。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不是吗？不过再往下看，为什么不把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也包括进来呢？多多益善嘛。”马里奥写道。）

到了个人简历环节，他们都是用生硬的英语写了两三句话 （“1969年，我出生于波斯尼亚萨拉热窝，一直生活在那里……”“1979年出生于萨格勒布，母亲是天主教徒，父亲是犹太人……”“我1972年出生于兹沃尔尼克。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穆斯林……”“1972年出生于莱斯科瓦茨……”） 我读得越多，情况就越来越明显，用外语写作为他们提供了干瘪简短的借口。除了1962年出生于南斯拉夫萨格勒布，我自己也挤不出多少别的内容，因此看到伊戈尔那句“妈的，我没有简历”时，我不禁哈哈大笑，对他很是感激。

我本人的简历像我的公寓一样空荡荡，我不知道是有人趁我不注意搬走了家具，还是一贯如此。直面近年来的经历纯粹是遭罪，而展望未知的未来——我感到不安。 （话说回来，是什么的未来呢？那边的未来？这边的未来？还是在别处等着你的未来？） 这就是我们觉得标准的个人简历如此艰涩的原因。就连最基本的问题都会让我顿一下。我出生在哪里？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妈的！我有简历吗？

我对他们的出生时间也有点迷惑：他们的心智发展远远落后于实际年龄。或许流亡是一种倒退吧。像他们这么大的人应该干着有价值的工作，抚养子女长大，但他们却在这里，躲在书桌后面。流亡状态唤起了各种被深深压抑的孩童的恐惧。妈妈突然间看不见，摸不着了。这就像噩梦一样。我们在街上，在市场里，在海滩上，不管是我们的错还是她的错，我们的手都分开了，妈妈消失到了空气中。我们面对着一个庞大的、敌意的世界，它令人恐惧。我们穿行在人腿的丛林中，巨大的鞋子凶狠地向我们迈过来，我们越来越惊慌……

从学生们脸上一闪而过的阴影中，我常有一种看到了那种恐惧的全息图的印象。“流亡途中，你既过早地衰老，又永远长不大——两者是同时的。”安娜有一次说。在我看来，这句话里有着深刻的真理。

关于期望从课程中收获什么，乌罗什写道：“回去”。从他的用法来看，它的意思似乎不只是从冲击中缓过来、恢复意识、回到生活，还有回到自身，仿佛它预设了一片空间和一个人，他在空间里漫步，寻找着回家的路。我起初对乌罗什的回答感到气馁，后来却觉得害怕。我做好应对这种需求的准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