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时代，我们还能好好说话吗？

《乔乔的异想世界》

2020年以来，世界似乎在加速右转。

特朗普二进白宫，欧洲右翼政党风头正盛，各国民粹主义甚嚣尘上。从黑海到加沙，从加勒比海到波斯湾，全球各地战火纷飞。

另一方面，左翼却似乎逐渐被身份政治同化，变成一盘治标不治本的散沙。所有人都声称自己是受害者，所有人都声称自己的痛苦大于他人。

世界在撕裂，人们之间似乎越来越难以理解。

到头来，一切公共话题都可以成为口水战的导火索。握住麦克风的一瞬间，帽子与黑锅可能就会从四面八方扣来。

在德国，这种状况变得颇为典型：作为一个曾经犯下严重战争罪责的国家，今天的德国在许多人眼里是“政治正确”的典型，也面临着右翼政党崛起的危机。

一方面，大量纪念碑和博物馆不断提醒人们重新思考当年那场全社会共谋的大屠杀，另一方面，“反犹”成为相互攻击的最佳武器，许多人也越发对刻板的左翼教条感到厌烦，将票投给右翼政党。

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在这个撕裂的时代，我们该如何与他人共处，与世界和解？

在几次环德旅行中，记者杨潇和不同的当地人深入讨论了这些问题。他们从这个国家复杂的过去出发，试图思考，这个时代的人是否还能跨越藩篱拥抱。

下文摘自《另一个国度：在20世纪的废墟上漫游》

杨潇 著

01

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关于纳粹历史的争论，在德国几乎以一种“文化斗争”形式在进行——这是必要的，因为它迫使普通德国人面对过去，告诉他们，第三帝国的罪行不是一小撮疯子犯下的，整个德国社会都是同谋。

但如今，这些真相已经变成了，不只是德国人的常识，甚至是德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我们知道了，我们做到了，我们赎罪了，我们有那么多的纪念地，我们有堪为模范的记忆文化，几乎和我们出口的德国产品一样好，我们可以引以为豪，并且教育他人了。

这就是对过去最容易的使用，它已经变得泛滥，某种程度上已经变得无孔不入了。

不久前，荣与一位犹太女艺术家交谈，对方用非常挑衅的方式说了一句狠话：德国人喜欢死去的犹太人。

出生于柏林的犹太作家马克斯·佐莱克用“和解剧场”来形容这种局面。这一剧场的关键在于，“记忆文化和防止历史重演压根没什么关系。与此相反，是德国需要用那些死去的犹太人和他们活着的代表们，来把自己重塑为一个好的、改过自新的德国”。

《朗读者》

“也正因如此，德国的暴力历史总是在纪念仪式里以一种俗气的和解庆贺上演……和记忆的剧场一样，和解的剧场也为统治文化服务。它通过创造一个与犹太人和解，继而与自己和解的社会形象，得以将各类角色推入一个正常化的进程”。

佐莱克的断言让他的很多德国同胞感到委屈——在这种理解框架下，最善的善意也是在为建制添砖加瓦，所以不难理解，他的言论（包括“过去10年，德国主流文化把犹太人用作对付其他少数族裔的棍子”）即便在德国的犹太社群内部也很有争议。

“他是一个聪明人，”诺因加默集中营纪念馆副馆长卡斯滕·尤尔告诉我，“作为一名德国犹太人，他不想被右翼政客利用来反对土耳其或阿拉伯人民。我完全理解他不想被工具化，因为一些法西斯右翼政党会说，我们非常关注以色列，非常关注德国的反犹情况，德国本来是没有反犹主义的，反犹的都是那些阿拉伯地区的新移民……”

“这儿有一个词‘进口反犹太主义’。”荣告诉我，“他们会说，你知道吗，现在德国有反犹太主义，不是因为我们，而是因为他们。他们进来后带来了反犹主义，而我们在‘二战’后已经摆脱了反犹主义……”

《穿条纹睡衣的男孩》

荣认为，总体而言，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德国媒体，关于“我们要保护犹太人”的说法，并非发自内心。

“这不是为了犹太人，而是为了他们自己，为了不被贴上反犹主义的标签……现在我们面临这种情况，总是如此：移民、难民、有色人种被当作替罪羊。它是错的，但人们仍然愿意相信它，因为他们想要相信它。是的，因为这样就有了一个替罪羊。这是一个容易的选择：他们有罪，把他们赶出去，我们就安全了，我们就好了。”

02

在德国，许多问题都是并不遥远的历史回响。1995年德国战败50周年之际，一些右翼公众人物签名呼吁德国人“不要只看一种过去”，意思是，第三帝国只是德国历史中的一个章节而已，不要总是盯着这一段不放。

他们说，1945年的确是纳粹恐怖的终结，但同时也是另一种恐怖的开始：生活在东欧的德国人被驱逐出家园，流离失所——说起来，这不过是西德成立头10年流行观念的翻版。

纳粹时期流亡美国的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战后回到德国访问，她注意到，整个欧洲都笼罩在深深的悲痛之中，但德国却没有，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狂热、狂躁的勤奋，这种勤奋将现实拒之门外。

在“二战”结束后的10多年里，西德人更关注的不是集中营和大屠杀，而是他们自己的苦难，包括德国战犯及被驱逐的德国人的悲惨遭遇，他们把这种遭遇与“外国人在德国的悲惨遭遇”等量齐观，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受害者化，从而免除身为德国人的罪责。

《乔乔的异想世界》

大多数德国人把自己算作希特勒的受害者，从历史正义的角度，是令人愤怒和无法容忍的，然而对于在西德建立民主而言，则有可能是必要的，因为它构成了重新开始的精神基础：

毕竟，一夜之间对旧政权从忠诚狂热到划清界限，多少总会被视作不光彩、懦弱或者投机，但假如你坚信自己是受害者，就不存在这个道德困扰了。

不只是西德，东德把法西斯主义一股脑推给西方，以反法西斯神话立国，也是类似逻辑。东德与苏联的友谊，西德与美英的结盟，都是在这种受害者叙事的作用下建立起来的。

20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记忆转型”无疑是正义的，是一种有力的纠偏——但是，奈曼认为，这种纠偏如今已经过度，开始扭曲，用她的话说，一些人开始改写受害者的位置，暗示受害者的身份即是一种美德，甚至将他们变成新的英雄。

换言之，我们以保护弱者的最好的意愿，换来了一场又一场“受害者身份竞赛”。

在一个普世主义者的眼中，这里或许还包含某种更深层的律动：整个世界都在变得越来越部落化。

对于右派来说，部落主义是应有之义，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从来都是部落主义本身的原则：你只能与那些属于你的部落的人建立真正的联系，你无须对其他任何人做出深刻的承诺。

但真正令人痛心的，是左派也掉进了部落主义的陷阱。

曾经，左派是普世主义的支持者，他们会关心关心威尔士罢工的煤矿工人、西班牙的共和党志愿者或南非的自由战士，无论这些人是否来自他们的部落，因为，人有多重身份，属于多重部落，“团结我们的不是血缘，而是信念”。

但20世纪下半叶崛起的身份政治，放大了特定身份——无论是种族、性别还是别的，进而将人本质化、部落化，而从身份政治发展而来的“觉醒主义”，“始于对边缘化人群的关注，却以将每个人都简化为一面边缘化的棱镜而告终”。

《美国小说》

“多元交织性（intersectionality）理念本可以强调我们所有人都有不止一种身份，然而，它却导致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边缘化的身份上，并把它们放大成一片创伤的森林。”

奈曼的书房里贴着一句话，“犹太人反对各处的法西斯主义”，这句标语也贴在波茨坦的爱因斯坦论坛主席办公室里，作为一个“普世主义者”的宣言：

我是犹太人，我们这一族群在历史上遭遇了大屠杀，但这不会让我永远停留在受害者的部落里，相反，它会令我对其他族群的受害遭遇感同身受，反对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的不公不义。

03

在德国，对右翼气敏感，就像一个有慢性咽炎的人闻不得一点二手烟。黑暗历史的重负，会把人变成矿井里的金丝雀，对最微计量的瓦斯作出反应。

新右翼的问题在于他们总是把自己的立场视作“自然”和“正常”，无法与变化相处，进而把自己的失望、身份危机投射在他者身上 ——你看看德国和西方变成了什么样子！

基督教价值观不受重视，女人们一味追求自我实现不管家庭，沼泽毛茛和野兔的生命权比人类还重要，国家抢走了我们辛苦赚来的钱，把它送给那些偷懒甚至危险的移民，而自由派媒体还不断制造谎言为他们说话。“我们的问题是你们造成的！”

左翼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放弃了自己最宝贵的财富，辩证法与人文主义，同样以敌我二分法来思考问题，把一切都按照身份与权力来划分，随时举起道德大棒——在德国，这往往意味着指责对方是“纳粹”或者“法西斯”。

莱奥说，这种只要闻到右翼政治的气味就要立刻批判打倒的条件反射，反而被右翼所利用。右翼甚至不需要输出真正的内容，更不需要真正的辩论，他们只需要说出挑衅言论，坐等左翼发飙，再声称他们被误解了、他们成了受害者，就够了。

在这个意义上，今日世界的右翼，已经不是持有某种政治观念的群体，而更像是一种实践，一种特定的说话方式，一种四处寻找敌人的移情。

《万湖会议》

我对左翼的“条件反射”有复杂的感受，它当然引起了我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但另一方面，在一个有着棘手遗产的国家，这种条件反射是不是一个早期预警系统，提醒我们潜在的危险？

“当然，某些道德直觉有健康的一面，譬如你看见一条蛇，条件反射告诉你要逃走，这是有可能救命的，”莱奥说，“但如果你遇到的是一头熊呢？条件反射让你逃走，这只会让你更危险。

“我在阿拉斯加住过几年，所有人都会告诉你，如果遇到了熊，保持冷静，举起你的双手，冷静地、慢慢地对熊说话，告诉它，你不是它的威胁，一边看着它，一边一步一步慢慢往后退。这不是条件反射，这是知识。

“作为一种道德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条件反射、道德直觉、情感，和后天习得的知识、反思做某种结合，是条件反射与反思的结合，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道德的存在。”

04

A说，他能感觉到德国社会这几年的变化：人们觉得他们不再能够说出他们的看法，他们对此感到不满，并且这种不满的感觉在增长。社会对难民涌入有了负面情绪，而政治正确的观念阻止了人们去表达这种情绪。

也是2019年，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对我抱怨，每次曝出难民犯罪的新闻，（囿于政治正确的）德国媒体最先的反应不是关注受害者，而是提醒大家，此事不应当被极右翼利用。

A说，德国人在一些议题上太过小心了，其实可以更放松一些，而且这样也会有实际的好处：减少来自极右翼的反作用力。当然了，A也承认，这些观点他不可能公开讨论——在我们谈话的第二天早晨，他在上班的城铁上遇到同事，谈起前一晚和我的“有趣的聊天”，说到某些话题时两人都自觉地压低了音量。

但是，我俩也都同意，政治正确是必要且重要的。A相信，政治正确可以帮助一个社会创造彼此尊重的交流空间，而且很多时候，人们错误地责难了政治正确。

“有人会抱怨，因为政治正确，我无法批评默克尔的难民政策。不，你当然可以批评，只是这种批评有一定的方式，你不能在批评时说外国人就是劣等民族。”

《何以为家》

而在我看来，政治正确对抗的是人类本性中某种原始、丑陋的东西，用哥伦比亚大学第19任校长布林格在2023年哥大毕业典礼上的演讲的话说，那是“某种消极的下意识的冲动”，源于人类的“天性是趋于封闭而不是开放”。

当然，布林格的发言，同样也可以提醒那些喜欢用“政治正确”让人闭嘴的进步年轻人。

“我们会有自己的信仰，而且我们越是强烈地拥护它们，就越想保护它们免受矛盾和否定的侵袭。但是我们的冲动甚至更危险。我们不仅想要‘迫害’反对派，甚至还想加入其他人，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并构建防御的堡垒。”

保持开放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不断的练习，练习去对抗那种深藏于我们内心的原始部落冲动，练习去对抗那种让人闭嘴的冲动，练习去对抗那种简化问题并寻找单一解决方案的冲动。

封面源于电影《乔乔的异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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