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杂志丨美国如何造就了黑手党

How America Made the Mafia

20世纪的有组织犯罪与美国的全球影响力。

2026年6月23日

作者：瑞安·金格拉斯，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国家安全系教授。

佩普·蒙特塞拉特为《外交政策》所作插图

当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接受执导《教父》的合约时，他坚持影片必须充满真实感。他部分地通过影射真实人物与事件实现了这一目标。到了《教父》三部曲的第三部，科波拉的这部传奇故事已颇具纪实剧的风格。美国战后海洛因贸易的真实起源，正是首部影片中的一个重要副线情节。在第二部电影中登场或被提及的配角——莫·格林、海曼·罗斯以及里扎托兄弟——则向纽约一些最臭名昭著的黑帮分子致敬（包括巴格西·西格尔、迈耶·兰斯基，以及乔和艾伯特·加洛）。甚至在备受诟病的第三部影片中，也暗指了一桩真实的、与黑手党有关的银行丑闻——这起丑闻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席卷了罗马教廷。

然而，在描述自己的电影时，科波拉一直坚称它们并非纪录片式剧情片。用他自己的话说，《教父》本质上讲述的是美国权力与资本主义的本质。他指出，小说中的科莱昂家族及其大宅，其灵感均源自肯尼迪家族及其位于海恩尼斯港的故居。

“记住，”科波拉提醒道，“《教父》并不是一部关于黑手党头目维托·吉诺维斯的纪录片。它只是马龙·白兰度嘴里含着纸巾的样子。”

现代美国黑帮电影中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犬儒主义色彩，这反映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观察：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上，黑帮分子曾扮演过举足轻重的角色。试想一下，若要谈论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怎能不提及阿尔·卡彭或私酒贩子呢？就连高中课堂也会告诉你，这位举世闻名的黑帮老大正是那个时代的象征人物。

但有组织犯罪与美国历史的交织更为深刻，它犹如一面阴暗的镜子，映照出美国崛起为全球强国的历程。正如许多其他方面一样，这一过程也体现了美国通过移民汇聚国际影响，经由20世纪初的政治变革加以重塑，再借助媒体和军事力量将这些影响重新输送到世界各地。

一幅卡通石版画描绘了山姆大叔怒视着涌入美国的移民群体。该作品于1891年4月4日在纽约出版。格兰特·E·汉密尔顿，美国国会图书馆

美国人是在意大利初建为国家的头几十年间，首次了解到一种名为“黑手党”的组织。19世纪70年代的新闻报道将它介绍为一个秘密社团——“由‘危险阶层’组成的庞大组织”，给西西里岛带来了深重困扰。当时，美国各地并不罕见各种类型的帮派。全国的报纸读者普遍熟悉那些在纽约出没的爱尔兰团伙，以及在旧金山的洪门。然而，西西里的黑手党却与众不同。作为一个以秘密仪式和政治阴谋为特征的暴力组织，它似乎与巴尔干地区及沙俄境内活跃的革命者和激进分子有着更多共同之处。

美国首起黑手党丑闻发生在1891年春，当时新奥尔良的一伙暴徒在全市范围内枪杀并私刑处决了十一名意大利男子。他们被指犯下的罪行是谋杀了警察局长大卫·亨内西。在遇刺之前，亨内西一直在调查一个被媒体称为“黑手党”的意大利犯罪团伙。

这些私刑引发了关于美国对移民和公民身份持宽松态度的激烈辩论。本土主义者借此大肆宣扬，声称意大利人及其他新移民带来了犯罪文化、阴谋论以及激进政治。正如一位密西西比州编辑所言，偶尔犯下的小错尚可宽恕。“然而，当外国群体将他们的帮派、黑手党、仇杀、阶级对立与敌对情绪带到这里并公然活动时，这种异域且血腥的扰乱行为已超出了美国应有的容忍限度，美国根本没有义务也不应再继续忍耐。”尽管遭到如此反对，美国依然成为数百万世纪之交移民的首选目的地。

19世纪90年代的黑手党式偏执并未导致其他地方发现类似的阴谋。尽管意大利移民确实组建过一些犯罪团伙，但大多数在新世纪之交便烟消云散了。真正彻底改变这一局面的，是禁酒令的实施。对烈酒的广泛需求促使人们建立起一条条稳定的供应链，将境外的酒精来源与美国各州市场紧密相连。这些网络的构建者来自不同的背景，不过其中不少是移民或第二代美国人。

竞争加剧推动了整个禁酒令时期暴力事件的泛滥。到1933年，持续不断的帮派火拼逐渐让位于更广泛的整合与合作。随着一代新人接替老一辈，年轻的黑帮分子为建立更为稳固的犯罪组织奠定了基础。那些组建芝加哥黑帮和纽约五大家族的成员，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加年轻、也更不保守。在组织架构上，一些人借鉴了西西里黑手党的文化与模式；另一些则更具灵活性，对来自不同族裔背景的成员采取更为宽松的态度。

为减少摩擦，这些黑帮分子偶尔会在全国各地所谓的“全国首领委员会”成员之间召开会议。这种更加一体化的美国地下世界催生了非法事业的扩张，涉及范围从有组织赌博到敲诈勒索和毒品贩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初标志着西西里黑手党激进而异域特色的那些特征，如今却与美国合法商业世界愈发相似。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这些组织中的企业家们持续加强与海外的联系。迈耶·兰斯基——《教父II》中海曼·罗斯这一角色的原型——带领一众美国黑帮分子前往哈瓦那投资赌场和酒店。除了对现代拉斯维加斯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外，巴格西·西格尔还与墨西哥的海洛因贩子建立了合作关系。

这些早期犯罪集团中，最具进取精神却鲜为人知的，是来自纽约的博南诺家族成员。在1945年至1960年间，博南诺家族与设在蒙特利尔、巴勒莫和马赛的走私贩和分销商建立了密切关系。这一国际阴谋后来被称为“法国连线”，成为此后数十年间众多当代毒品网络崛起和壮大的基础。

美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性特征从一开始就为华盛顿的官员们所认识。20世纪初，美国外交官和活动家在起草首批禁止跨境无证贩卖麻醉品的国际协定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联邦当局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措施，以遏制违禁品流入美国。1930年，赫伯特·胡佛总统成立了联邦麻醉品局——这一机构是如今毒品执法管理局的前身。在首任局长哈里·安斯利格的领导下，该局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建立了众多办事处。

安斯林格对毒品问题的处理方式简单却雄心勃勃：要彻底终结毒品贸易，就必须由美国在海外采取行动。随着美国在战后时代实力与权威的不断增强，他及其特工积极向各国政府就毒品事务提供建议并施加压力。从墨西哥到土耳其再到泰国，美国的模式激励了各地禁毒机构的建立。

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当选后，美国总统越来越将打击毒品犯罪作为其外交与内政政策的核心内容。在尼克松执政期间，美国国会也更加积极主动地出台针对犯罪集团的立法。随着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他各国纷纷效仿。在美国的协助与推动下，取缔敲诈勒索和洗钱行为逐渐成为国际通行准则。

美国全球领导力的巅峰出现在2000年，当时120个国家正式同意签署《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为纪念这一重要时刻，意大利官员在科尔莱奥内镇——即马龙·白兰度在电影《教父》中所塑造的虚构角色的诞生地——举办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参加的活动。

1963年9月27日，热那亚犯罪家族的约瑟夫·瓦拉基在华盛顿举行的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揭露了有组织犯罪与黑手党的内幕。沃伦·K·莱弗勒，美国国会图书馆

随着这一隐喻性的重返科莱昂，美国在黑手党形成过程中的角色完成了闭环。美国不仅塑造了全球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方式，也影响了全球对这一现象的理解。诸如“黑手党”一词，与“奥梅尔塔”和“科萨诺斯特拉”一样，确实源自意大利。然而，全球对黑手党的认知，却反映了其在美国的演变形态。

有组织犯罪这一概念本身，植根于19世纪末美国的改革主义政治。当时，人们对卖淫、赌博和酗酒现象的普遍担忧促使激进分子开始将这些活动视为超越单纯社会弊端的存在。正如美国许多城市中的“机器”式政府一样，那些从事色情交易和非法赌博的人似乎构成了一个腐败的“有组织犯罪”体系。然而，对于19世纪的批评者而言，有组织犯罪并非某种特定类型的帮派或阴谋集团所独有。在他们看来，诸如卖淫和非法赌博之类的犯罪行为涉及众多参与者，其中甚至包括政界人士。

这种态度到20世纪中叶开始出现转变。以阿尔·卡彭、幸运·卢西亚诺等人为首的犯罪集团的崛起，促使许多人意识到，有必要将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实施有组织犯罪的团伙身上。此外，那些大名鼎鼎的私酒贩子及其爪牙往往出身于特定背景：他们多半是意大利裔、犹太裔，或者可能是爱尔兰裔。

作为华盛顿的首席禁毒官员，安斯林格抓住了这些关联，并对其加以进一步夸大。20世纪50年代，当国会调查人员着手调查美国有组织犯罪的猖獗程度时，安斯林格向议员们提供了数百份文件，详细记录了全国各地犯罪集团的历史、组织结构及其活动情况。这项首次官方研究于1951年发布，其结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报告宣称：“一种名为‘黑手党’的阴险犯罪组织遍布全国。”报告还指出，美国黑手党“与多国存在联系”，并主导着色情业、毒品交易及其他各类非法勾当。

震惊的美国民众认真对待并内化了这些调查结果。1951年，首次针对有组织犯罪展开的国会调查吸引了多达3000万电视观众，这一数字远超当年收看世界大赛的人数。随后的几次国会调查更是引发了空前关注。

1963年，一名被判贩毒罪的乔·瓦拉基向美国国会主动提出，愿意揭露美国黑手党诸多秘密。他的承诺果然没有落空。他详细阐述了该组织的内部架构、入会仪式以及各犯罪家族鲜为人知的历史。尤为重要的是，他公开了自己认为的美国黑手党的真实名称——“拉·科萨·诺斯特拉”。基于这些披露内容撰写的长篇调查报告《瓦拉基文件》很快便成为国际畅销书。正是依据《瓦拉基文件》及其他新闻报道，马里奥·普佐构思出了他小说《教父》的情节主线。在同意执导普佐作品的电影改编版之后，科波拉同样从《瓦拉基文件》中汲取了灵感。

安斯林格、瓦拉奇与《教父》之间的一系列事件，最终彻底改变了全球对有组织犯罪的讨论方式。1972年《教父》上映后，法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地的知名黑帮头目纷纷不再自称为“老大”。许多人转而更愿意被称为“教父”，或使用法语的“parrain”、西班牙语的“padrino”、土耳其语的“baba”等称谓。

在《瓦拉基文件》出版之前，黑手党成员从未将自己的秘密社团称为“La Cosa Nostra”。然而，当意大利报纸刊登了瓦拉基的证词后，西西里黑帮毫不含糊、毫无讽刺地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或许更具戏剧性的是，“黑手党”一词迅速渗透到世界各地的词汇中。随着变革的浪潮席卷东欧，记者们纷纷宣告俄罗斯和巴尔干地区新黑手党的崛起。

黑帮分子向来无法逃脱公众的关注，他们常常根据报纸、戏剧或电影中所见所闻来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二战后为例，日本黑帮成员便欣然接受了好莱坞黑帮形象的装扮。一些墨西哥贩毒集团甚至要求新成员观看《教父》三部曲，以便深刻理解他们所从事的新职业及其崇尚忠诚的文化。

的确，这种共享文化意识或许有助于促进全球各黑手党派系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当诸如泽塔斯、卡莫拉和沃里等不同团体聚在一起，共同挖掘非法商业机会时，他们彼此认同，因为各自都代表着黑手党传统的某种变体。

过去半个世纪里，美国黑手党的影响力已大幅减弱。然而，美国官员、改革者和艺术家对有组织犯罪这一概念所留下的印记，却依然强大如初。毫无疑问，黑帮分子在美国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但正是美国，使黑手党在全球范围内变得举足轻重。

本文作者：瑞安·金格拉斯是美国海军研究生院国家安全系的教授，专攻土耳其、巴尔干和中东历史。他著有七本书，包括即将出版的《 黑手党：全球史》。他的著作 《悲伤的海岸：暴力、种族与奥斯曼帝国的终结》 曾入围罗斯柴尔德图书奖和英科友好协会图书奖的最终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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