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高一年，受益一生！

前言：本文依据《黄高往事——黄冈中学校友访谈录》中蔡恒进教授的访谈录改写而成。

蔡恒进

#校友档案

蔡恒进，1964年5月出生于湖北黄冈，民盟盟员，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导，国际先进技术与工程院院士。他15岁从黄冈中学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和空间科学系空间物理专业，1995年获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博士学位，2005年归国任教于武汉大学，现任中贝通信集团首席科学家。

黄高一年，受益一生

黄冈中学1979届 蔡恒进

我于1964年生在湖北黄冈一个普通农家。父母不识字，家里穷得叮当响，早上就二两稀饭，常常饿着肚子。谁能想到，后来我会走上一条从空间物理到人工智能、从中国科大到武汉大学的路。但若要问这条路的起点在哪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黄冈中学。

一、"快出人才"的二十三个人

1979年前后，恢复高考没几年，黄冈中学第一次在全黄冈地区招生，从各个县里选出两个班，大概六七十人。然后从这六七十人里再挑出一部分，单独编班，目的只有一个——"快出人才"。

所谓"快出人才"，就是一个学期把高中课全部学完，接着模拟考试、复习、参加高考。我们本该是1980届，却在1979年就上了考场。后来听说上级领导并不太支持这个策略，最终只挑了二十三个人一起参加高考。

那二十三个人，后来几乎都上了名牌大学。差不多一半去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随便挑。剩下的去了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北航、武大、华中科技大学。二十三个人里，出了六七个教授，有国企老总，有上市公司创始人，有金融从业者，还出了诗人。我们基本上都互相联系上了，散落在各行各业，但骨子里那股劲，是在黄冈中学那一年攒下来的。

我是1964年生的，还不是最小的——有1965年、1966年出生的同学也考上了科大，年龄都很小。那一年高考，我们三个物理考得特别高：一个100分，两个99分。三个人都上了科大，一个学现代物理，一个学凝聚态物理，我学空间物理。后来考100分那位在光通信方面做得很成功，去了美国；另一个在武大做教授，量子材料方向，做得非常好。而我，算是"改行"了。

二、饭盆、蚊帐与八块钱

在黄冈中学的日子，其实不到两年，但那些细节刻得很深。

我们那时候喜欢到饭点就敲着饭盆去吃饭，叮叮当当的，整栋楼都是声响。宿舍很小，老师会查寝——不是怕我们干别的，是怕我们躲在蚊帐里、捂在被子里看书。那时候有人拿着手电在被窝里看数学、看物理，不是看小说，是真看。老师怕我们伤眼睛，但谁也挡不住那股劲头。

那种氛围是自然形成的。我们能考上黄冈中学的，在初中都是各县成绩靠前的，到了一起，个个鼓着劲，都想做得更好。这是人之常情，但放在那个年纪、那个环境里，就变成了一种强大的推力。

我印象最深的，是学校有农场，给我们补贴吃的。我是农村去的孩子，学校每个月给八块钱。八块钱，对我来说一个月的伙食费就够了。在乡下早上就二两稀饭，到了黄冈中学，早上有馒头吃——这对我来说已经是巨大的飞跃。后来我去了科大，发现宿舍没有蚊帐，还觉得奇怪，因为黄冈中学是给我们发蚊帐的。

这些东西，当时不觉得有什么，现在回过头看，全是善意。生而得之的善意——你呼吸的空气是好的，吃的东西没毒，学校给你补贴、给你蚊帐、给你馒头。这些看起来不经意的东西，后来变成了我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

三、自由与爱因斯坦

我是跟黄冈中学的老师打电话，才知道自己被科大录取了，学空间物理。空间物理是什么？到了科大才找了一本书叫《太空揽胜》翻了翻，才知道原来跟太空有关系。

那年我十五岁，很多事懵懵懂懂。科大是五年制，我们四年学了大量数学，张鄂堂老师讲数学，试验新的教学方法，讲得飞快。物理课跟现代物理、少年班的同学一起上，基础打得非常扎实。但学习没有太多压力——没有人逼你考高分，学校有什么讲座我们都跑去听。

我那时候对爱因斯坦的东西特别着迷，只要有一点他的书、关于他的文章，一定要找出来看，不看就不舒服。科大非常自由，想学什么就学什么，就业也没压力，那时候是分配工作。我后来总觉得，我一路走来非常幸运，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征，我习惯从积极面看问题。

大四时我们去北京中科院空间物理所实习，很多人嫌北京春天风沙大，不愿意去，我倒觉得挺好。毕业后我在那里待了七年多，在职拿了个硕士学位。那时候我研究非线性动力学、混沌理论，试图把这些用在空间环境预报里。后来发现理论分析太难，需要超级计算机模拟，正好美国有个做粒子模拟的机会，我就抓住了。

在国内时，我很幸运地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首届青年基金的受资助者，是最年轻的入选者。

四、从地球到人心

1995年，我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拿到博士学位。研究方向还是沿着物理那条路——做计算机模拟，解决了空间物理里一个重要的能量转换过程：磁场重联。这个机制最早是一位叫Jim Dungey的教授提出的，他七十多岁时在学术会议上见到我，看了我的论文后非常高兴，说他找到了他的"holy grail"，说我的工作"marks the breakthrough"——不是"一个突破"，而是"标志着突破"。后来他写回忆录，最后一节标题叫"The Future Has Started"，引用的两篇文章里就有我的毕业论文。他还邀请我去英国帝国学院做博士后，我因为有别的考虑没有去。

但我心里清楚，空间物理不是我最终要去的地方。我对它不是特别感兴趣。我要做一个更有挑战性的事——了解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大脑是最后的frontier，人类对它的了解还太有限。

所以我坚决转了行。

最早想研究人性，最好的地方是金融市场，那里最活跃。1995年、1996年正好赶上互联网崛起，我在学术上找到了切入点。2005年，武汉大学国际软件学院有一个位置，我毫不犹豫地回了国。

五、自我肯定需求

回国后，我从金融市场入手，研究人的本性。2012年，我在论文《中国崛起的历史定位与发展方式转变的切入点》中正式提出了"自我肯定需求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很简单：人对自己的评价，一般会高于他实际的水平，或者高于他认知范围内的平均水平。在分配环节，人更希望得到高于自己评估的份额。这种需求，我称之为"自我肯定需求"。

这不是人性善、人性恶那种讨论，也不是经济学里"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能概括的。人的情感是很多因素在起作用，最能概括人的行为的词，就是自我肯定需求。

我从两千年来财富流转的历史现象中总结出这个规律：中国两千多年的朝代兴衰，西方五百年来从西班牙、葡萄牙到荷兰、英国再到美国的财富中心转移，背后都有同一个推动力——人的自我肯定需求。当一个组织处于上升期，员工的自我肯定需求能得到满足，人就变成强大的推动力；一旦走下坡路，需求得不到满足，行为就会改变，加速衰落。索尼在80年代扩张时管理体制是全世界学习的榜样，到了21世纪初开始衰落，很多人说是KPI的问题，本质不是——是人的状态变了。

我还提出了触觉大脑假说和认知坎陷三大定律，以自我和外界的剖分作为意识和智能的开端，将人对自我边界以外世界的理解看作一个开放、未完成的系统，抽象为与原子世界相对应的坎陷世界。2016年10月《自然》杂志还在讨论意识问题，我相信我找到了一把钥匙，而且很快能用在工程上。

六、带学生

回国十多年，我带了七十多个学生团队，拿了差不多十个国家级比赛的特等奖或一等奖——微软创新杯、花旗杯、英特尔比赛、微软-摩根士丹利超级计算机比赛，都拿过第一。

我带的第一个做深度置信网络的学生，从剑桥毕业后去了Google DeepMind，就是做AlphaGo的那家公司。第二个学生去了Bloomberg。2009年我就开始带学生做金融信息搜索引擎，用机器做摘要，像Twitter一样推送，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前沿的方向。2010年带学生做了云平台上的数据发票，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这是万亿级产业。

我既带工科学生，也带文科学生。我喜欢把他们学姐学长的事情拿出来说说，带他们见个面聊一下，他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我也可以做到"，然后就真的做到了。

七、黄冈中学给了我什么

有人问我，黄冈中学在你身上留下了什么印记，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是黄高人？

我想了想，就是两个字：自信。

黄冈中学给了我这种自信。这个平台让我觉得，我跟别人不一样，我可以做到。这种自信不是凭空来的，是那些善意一点一点堆出来的——八块钱的伙食补贴、学校发的蚊帐、早上的馒头、老师查寝时的那种关心。这些看起来不经意的东西，沉淀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到头来让我发出自己的光，回馈给社会。

我相信古人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也许当时他们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怎么来的，但我相信实际上就是这么来的。善意生出善意，自信生出自信，然后这些东西变成你对社会的善意。

黄冈中学是我人生中一个不可磨灭的节点。我是那种孔夫子讲的"好为人师"的人，我也很乐意为黄冈中学真正做点事情。

我走过很多弯弯曲曲的路，但都走通了。回头看，起点就在那个敲着饭盆去吃饭、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物理的少年身上。

那是1979年的黄冈中学。那是我的开始。

编辑 | 王 惠

审核 | 王建文 / 袁全军

终审 | 陈忠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