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他们说“中国建筑没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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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可以清晰梳理唐宋木构到明清殿宇完整发展脉络，读懂斗拱、藻井、开间里独属于华夏的营造智慧，却少有人知晓，这份完整、客观、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建筑认知，在一百年前几乎一片空白。

二十世纪初，古建筑研究枯燥清苦，鲜少有人愿意深耕。德、法、瑞典、日本学者抢先踏遍华夏大地测绘著书，牢牢攥住中国古建的研究话语权，却处处带着外来者的偏见：西方经典建筑史将中国建筑划入“无历史” 的边缘范畴，否定我们连贯独立的建筑脉络；日本学者仅凭少量遗存，武断认定国内没有辽宋之前的木构建筑；更有日本学者直言，实地田野考察应由他们完成，中国人只配整理文献。

一切转机，藏在一本险些彻底失传的宋代古书《营造法式》中。朱启钤偶然寻得抄本，耗费心力校勘重印，由此创立中国营造学社；留美学成、拥有顶尖建筑专业背景的梁思成，在父亲梁启超的引荐下读了这本晦涩天书，毅然放弃安稳前路，和林徽因一同归国钻研冷门古建。

林徽因、梁思成

没有成熟的本土研究体系，他们摸索出田野测绘、实物对照考据的科学方法；为驳斥海外学者的片面论断，踏遍荒山野寺搜集实物证据，耗时十余年整理海量测绘手稿，写出第一部由中国人独立完成的完整《中国建筑史》。

一代人翻山越岭、伏案苦研，所求从不是名利，而是不让延续千年的营造文明，任由外人评判定义。

以下内容摘自《这就是中国古建筑》总序

梁思成与中国古建筑（节选）

这就是中国古建筑

重走营造学社之路

王澍、王贵祥、方拥 等著

在20世纪初，建筑专业的学子很少有人从事古建筑相关工作，因为这是个坐冷板凳的事情，非常艰苦。梁思成作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先生的长子，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他是如何走上中国古建筑研究之路的呢？

首先，从大背景上讲，中国古建筑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真正引起关注是在 20世纪初，一些外国学者，如德国的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瑞典的喜龙仁（Osvald Sirén）、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及日本的关野贞、常盘大定、伊东忠太等来中国对古建筑进行了考察。

应县木塔西立面，伊东忠太摄，1902年

中国人关注古建筑稍晚了一些，是从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开始的。在1919年南北和谈时，朱启钤作为北方的代表到南京谈判，其间他去参观了南京图书馆（时称“江南图书馆”），在那里发现了宋代《营造法式》的一个抄本（即“丁本”）。

《营造法式》是由12世纪初一位名叫李诫的官员兼学者编修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百科全书，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公开印刷的建筑大书。欧洲人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虽然撰写于公元1世纪，但一直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其正式印刷出版是在15世纪。而《营造法式》甫一问世，就得到皇帝的批准，“以小字镂版”的形式“海行天下”。不过，后来因为战乱，这本书没能真正推广开来。在南宋时期，曾经有过一次重新印刷流行的过程，历代也出现过很多抄本。明清两代，《营造法式》都曾被纳入官方搜集整理的典籍。

朱启钤发现丁本《营造法式》后非常兴奋，马上将这一抄本印刷、传播。最初是石印版本，但是朱启钤发现其中有很多问题，于是请陶湘找来当时能获得的其他版本对其加以修订。据说，其中还有在故宫发现的一些残页。他们结合几个不同的版本加以核对、校正，在1925年出版了陶本《营造法式》。

陶本《营造法式》

陶本《营造法式》的出版让朱启钤意识到，中国建筑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关注、研究。最初，朱启钤、陶湘都看不懂《营造法式》，只好请一些工匠来对《营造法式》中的图样进行注释。这些清代工匠加注的名词全是清代的术语，跟《营造法式》中的宋代建筑术语毫无关系，《营造法式》仿佛是一本天书。朱启钤成立营造学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本书。1929年，朱启钤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学者关注中国古建筑的开端。

那么，这件事是如何跟梁思成发生联系的呢？

1924年，梁思成从清华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这所大学是常春藤盟校，并且受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影响，有非常深厚的建筑史、艺术史研究传统，其建筑系在当时全美领先。梁思成在这里受到了非常好的建筑学培养与训练。陶本《营造法式》问世时，梁启超先生认为正在学习建筑的儿子也应该了解中国的建筑，所以给梁思成寄去了一套。这是梁思成与中国古建筑最初的关联。

1925年，梁启超在给梁思成、林徽因的陶本《营造法式》扉页上题词

拿到建筑学硕士学位以后，梁思成原准备进一步开展博士论文研究，但为了搜集资料，他需要先回国。于是，他与林徽因于 1928年回国任教，在当时的东北大学创立了建筑系。完整接受了西方建筑学教育的梁思成认为，建筑系的学生也应具备艺术修养，所以任教第一年便计划开设“中国雕塑史”课程。雕塑史与建筑史看似无关，但其实是相通的，梁思成在备课期间开始进一步留意中国古建筑。1930年，他完成了《中国雕塑史》课程讲稿，并带领学生对沈阳的清代建筑——北陵进行了测绘。梁思成由建筑教育切入，关注到中国艺术、中国建筑，并希望从中国艺术史研究进入中国建筑史研究。

1931年，受朱启钤的邀请，梁、林二人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紧接着，刘敦桢也加入了营造学社。当时营造学社已经成立一年多，朱启钤邀请了一些学者，试图从文献的角度去弄清楚《营造法式》，也尝试建立一套与之相关的中国建筑术语，但都没有太多进展。这时的营造学社仍处于比较盲目的摸索状态。此时，梁思成等人的加盟成为中国独立开展古建筑学研究的开端，对中国营造学社的发展、对中国古代建筑和中国建筑史的学术体系的建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为之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40年代梁思成在四川李庄的中国营造学社

梁思成进入营造学社以后，希望建构一部中国建筑史。

有些人批评梁思成和林徽因，说他们早期的文章中有一些观点是借鉴自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比如将亚洲建筑分为三大脉络——阿拉伯、印度和中国。其实，这样说的人恰恰暴露了自己的知识贫乏。伊东忠太的这一观点并不是由他首创的，而是源于著名世界建筑史学家弗莱彻在19世纪出版的《比较建筑史》。梁、林接受西方建筑学教育，受西方建筑思想影响，所以虽然观点相似，但梁、林的观点与伊东的观点并无直接关联。事实上，伊东忠太的书被翻译成中文的时间也晚于梁、林二人文章发表的时间。

梁思成要建构中国建筑史的原因之一就是弗莱彻在书中居然把中国建筑列入了边缘的“非历史”建筑范畴中。这让梁思成无法接受：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弗莱彻却说我们的建筑没有历史。

此外，梁思成也留意到早年来到中国的一些国外学者的文章。比如，德国学者恩斯特 ·柏石曼早在1902年就前来中国，在中国两次畅游后写成七本书，对中国建筑非常有感情，也非常用心。但是他多少还是受到欧洲人对中国建筑认识的影响，所以只把中国建筑看成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化现象，主要关注中国的风水、风景、家具以及佛塔等建筑元素的象征性，唯独没有关注历史。

日本人也对中国建筑做了很多考察，他们的研究缺乏中国史学的深厚基础，虽然对中国建筑史的早期研究功不可没，但是一些结论还欠严谨。例如，常盘大定和关野贞认为中国没有辽宋以前的木结构建筑遗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遗存只有大同下华严寺的薄伽教藏殿，这座建筑是11世纪（1038年）建造的。

梁思成对此持怀疑态度，觉得他们的结论下得过早。他从外国人发表的研究图片中看到了敦煌的窟檐，认为这种形制应比大同薄伽教藏殿要早，于是专门给法国学者伯希和写信，请他帮助查阅窟檐的相关资料。伯希和告诉他，图片中显示的敦煌窟檐建造于宋初，这说明中国木结构的产生至少可以向前推至10世纪，比日本人判断的时间要早。

当时伊东忠太也试图构建中国建筑史，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建筑史》。但其研究只涉及南北朝、明清的建筑，因为他对中国中古时代的建筑实例并不熟悉。而且伊东忠太在态度上也仿佛高人一等。他在中国营造学社演讲时提出，应由日本人来做田野调查，中国人来做文献研究。这让梁思成感到无法接受，大家都是同行，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考察、研究中国自己的建筑呢？

中国人应该在世界建筑史之林中确立中国建筑史的地位，并且应独立建构本国的建筑史，而不是依赖外国人的研究。所以，建构一部中国建筑史在当时成为非常迫切的工作。

在营造学社，梁思成引入了现代田野考察、古建筑考古和测绘的体系，对中国古建筑进行了系统的实地考察，并用实例验证的方法建构起中国建筑史。1943年，他基本完成了《中国建筑史》文稿。这是第一本由中国人完成的、比较科学和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对自秦汉到明清的整个中国建筑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既有文献也有实物，而且有大量实例支持。梁思成与营造学社的同人突破了中国传统史学专于文献梳理的建构模式，用科学的方法建构起一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史。

几乎在同时，梁思成又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版），这反映出他希望把中国建筑史纳入世界建筑史体系之中的构想。可惜的是，这部用英文撰写的书稿几经波折，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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