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新首相，与一桩横跨半个世纪的“毒血”惨案

铁打的唐宁街，流水的英国首相。

政坛更迭来来往往，但即将成为唐宁街10号新主人的安迪・伯纳姆（Andy Burnham），和其他政客截然不同。他数十年的政治生涯，捆绑着一桩横跨半世纪的医疗惨案。

这位新任首相的政治标签里，写着“前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也写着一项让他与无数英国家庭命运紧密相连的执念：为英国血液污染丑闻的受害者，追索被掩盖了四十多年的真相。

时间倒回2017年，当时即将从议会离职、出任大曼彻斯特市长的伯纳姆，在英国下议院留下了一段掷地有声的发言：“鉴于我所知以及我认为属实的情况，若我就这样离职，未能使其被记录在案，我将无法原谅自己。”

安迪·伯纳姆就血液污染调查接受媒体采访

安迪·伯纳姆口中的“事实”，正是那场导致英国超过三万人感染HIV或肝炎，约三千人死亡的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史上最大的医疗灾难。而他本人，正是当年顶着阻力推动独立调查的关键人物。

2024年5月20日，时任英国首相苏纳克向受害者及家属公开道歉。历时六年、长达两千多页的调查报告终于出炉，给这场横跨近半个世纪的悲剧写下了近似盖棺论定的结语：这一切，本可以避免。

可真相的残酷，远不止于英国。它始于大西洋另一头——美国监狱里为赚钱而抽出的血浆，穿过跨国药企的贪婪链条，最后变成一剂剂注入血友病患者体内的“毒药”。

官方报告只是冰山一角，这场横跨两国、持续四十年的悲剧，被《每日电讯报》调查记者卡拉·麦古根写进了新书《毒血：一场血液污染丑闻中的生与死》。而伯纳姆在2017年所说的那段话，也被记录进了书中。

要了解这场丑闻，需要先回到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汉普郡。

《毒血：一场血液污染丑闻中的生与死》

[英] 卡拉·麦古根 著

2026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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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命神药，埋下跨洋致命隐患

1976年，10岁的理查德·沃里克被父母送到特雷洛市长学院。这是一所专为残障儿童设立的寄宿学校，校内设有血友病治疗中心。理查德患有重度A型血友病，这意味着他的血液无法正常凝血，一次轻微的磕碰都可能引发关节内出血，疼痛堪比骨折。

那本是血友病治疗的黄金时代。1969年，一种名为“第八因子”的革命性药物在美国获批上市。患者只需将白色粉末与蒸馏水混合，自行静脉注射，十五分钟就能止血。在此之前，重度血友病患者很少有人能活到成年；而第八因子的问世，将患者的预期寿命提升至60岁。

在医患的眼中，第八因子是当之无愧的救命神药。年幼的理查德很快爱上了学院的新生活——射箭、划船、深夜在宿舍打水仗，他终于感觉自己“不再另类”。

彼时没人知晓，这款被全英国医患寄予希望的药剂，原料藏着致命漏洞。大量第八因子从美国进口，而美国血浆采集产业早已滋生灰色黑色产业链。一切罪恶的起点，是美国诸多的监狱，一个典型代表就是路易斯安那州臭名昭著的“安哥拉”监狱。

少年时代的理查德·沃里克

在路易斯安那州北部，密西西比河蜿蜒流过一个被铁丝网围起来的地方。这里曾是美国最大的奴隶种植园之一，后来变成了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绰号“安哥拉”，也被称为“美国最血迹斑斑的监狱”。

1997年，律师汤姆·穆尔在监狱高墙内发现了一个秘密产业：囚犯们可以去血浆中心献血换取现金，用来在监狱食堂消费。这些囚犯中，有人已经感染了HIV、乙肝或丙肝，却仍在定期献血。

“这不算稀罕事——还有人在厕所里发生性行为，完事后直接去献血。”一名前囚犯告诉穆尔。

制药公司把他们的血液收集起来，倒入容量约五千升的大桶中混合，批量制成第八因子。更可怕的是，制药公司甚至明知故犯。到了1982年，仍有制药公司在针对高风险的男同性恋群体定向投放广告，利诱他们捐献血浆。

路易斯安那州立监狱

这些披着药物外衣的致命毒药被运往全球数十个国家，送进无数血友病患者体内。

在英国，仅特雷洛市长学院患血友病的学生中，就有数十人因此感染HIV，而所有人都感染了丙肝。理查德·沃里克就是其中之一。

谎言层层包裹，他们无声赴死

风险早已暴露，但医院、医学界、卫生部门选择集体沉默，无数患者在不知情中持续注射污染药剂，直到病症暴发。

1983年3月，20岁的凯文·斯莱特走进加的夫的医院，出现了一系列症状——厌食、体重锐减、鹅口疮。诊治他的布卢姆教授在病历中写下“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却没有告诉凯文。他担心如果消息走漏，血友病患者会拒绝使用进口第八因子，而英国有一半的第八因子依赖美国进口，断供的后果他承担不起。

1983年4月，布卢姆在英国血友病协会年会上公开说：“我没听说过英国血友病患者中有人确诊艾滋病。”那时，凯文已在他的病历里被正式记录为艾滋病患者。

同样的沉默发生在特雷洛学院。

1983年5月，特雷洛学院的课间休息时间，13岁的阿德·古德伊尔在宿舍捡到一份被遗留的报纸。头版印着几个大字：“致命的血液”。旁边的朋友说：“哦，不，不可能，他们不会那样对我们的。”后来，一名女清洁工因为留下这份报纸，再也没在学校出现过。

阿德·古德伊尔

1985年5月，15岁的阿德被叫去特雷洛血友病中心见中心的负责人阿伦斯塔姆医生。被叫去的还有另外4个男孩，包括和阿德同一间宿舍的雷以及来自谢菲尔德的戴夫。

阿伦斯塔姆医生绕着房间逐一指向男孩：“你感染了。你没有。你感染了。你没有。你也感染了。”阿德便是感染者其中一员，和他同期接受检测的五名同伴，最终只剩他一人活在世间。

凯文在1983年确诊后被长期隐瞒病情，1985年离世，年仅22岁，殡仪馆工作人员因惧怕病毒，甚至不愿踏入病房收殓遗体。

英国各地，像凯文这样的故事不断重复。

1985年，血友病患者布莱恩在埃克塞特做了一项新的血液检测。六周后，他和妻子克莱尔一起去取结果。咨询师以不带情绪的语气说：“你的HTLV-III（当时HIV的别称）检测呈阳性，未来会发展成艾滋病。”然后告诉他们，布莱恩可能只有两三年寿命了。

几十年后克莱尔才知道，在这之前他的检测结果就已呈阳性，医院刻意封存病历，克莱尔在不知情中长期暴露感染风险，最终同样确诊艾滋病，而布莱恩早已于1993年离世。

布莱恩和克莱尔结婚照

在伦敦北部，法鲁贾一家三兄弟中有两人因第八因子感染HIV，另一个感染了丙肝，家族内还有两个亲戚也感染了肝炎。这五个人中，四人死于感染引起的并发症。在血友病患者群体中，至少有六个家庭出现三兄弟感染HIV或肝炎的情况。

19岁的弗朗姬，在丈夫乔感染病毒后意外怀孕，医生以母婴传染风险为由建议七个月引产，术后医生对她说：“你这种人该绝育”。这句话彻底击溃了她，终生困在自责之中，直到多年后她也被确诊艾滋病。

不止英国，法国同样上演了体制掩盖的悲剧。研发专家让-皮埃尔・阿兰多次呼吁给药剂增加病毒灭活热处理工艺，却被他的上司解雇。他最终把法国国家输血中心的内部备忘录交给媒体，令法国的丑闻得以曝光。

让-皮埃尔·阿兰

然而，法国政府却把他当作替罪羊送上了法庭。1992年，阿兰被判四年监禁。33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以及上千名医生呼吁释放他，仍无济于事。

漫长抗争，只为迟到的真相

阿兰教授在狱中时，大洋彼岸的律师们正在改写历史。

美国律师汤姆·穆尔和妻子罗琳代理了美国超过400个因第八因子感染HIV的家庭。他们发现，早在1982年11月，美国CDC就已警告制药公司艾滋病可能通过血液传播，建议筛除高风险献血者、引入热处理工艺。但没有任何公司行动。

更惊人的证据来自一本面向同性恋群体的杂志《倡导者》，直到1982年12月，制药公司仍在刊登广告招募乙肝抗体阳性者献血。

另一封内部信件显示，FDA曾要求制药公司排除同性恋献血者，却被成功说服改为“自愿”，理由是“会产生政治影响”。

以上证据都证明了，这些公司是在明知风险的情况下继续生产的。1982年之后，注入患者体内的每一瓶第八因子都携带了HIV和丙肝病毒。

铁证如山！但面对财大气粗的制药巨头，这场诉讼注定是一场“大卫与歌利亚之战”式的对决。

美国全国范围内掀起超过1000起诉讼，原告约7500人。这是美国历史上波及范围最广的法律战之一，但制药公司一次又一次利用诉讼时效赢得官司。在路易斯安那州，布拉德·克罗斯的父母加里和卡伦输掉了第一场官司。

但是，加里从未放弃，最终推动国会出台7.5亿美元救济法案，用余生为亡子追查完整真相。

在英国，律师们也在行动。

英国律师格雷厄姆·罗斯代理了近800名感染者起诉政府。他发现，1974年至1976年间任卫生部长的前工党政治家大卫·欧文曾试图让英国实现血液制品自给自足，却因资金不足和继任者搁置而失败。到1983年，英国仍有一半第八因子依赖美国进口。

而早在1975年，英国电视节目《世界在行动》就播出纪录片《血钱》，揭露洛杉矶贫民窟的流浪汉卖血换现金、血友病患者因此感染肝炎的事实。

1990年，主审法官建议双方和解，撒切尔政府最终支付4200万英镑特惠金，条件是受害者放弃进一步诉讼的权利。与此同时，卫生部在协议中悄悄增加条款：受害者必须放弃因感染肝炎再次起诉的权利。那些签署协议的人，在不知情中放弃了未来维权的机会。

大量关键内部文件还被系统性销毁，前卫生大臣想要查阅过往档案，却被告知已清理殆尽。

多年间，政府持续回避完整调查，直到2017年，曾任英国卫生大臣的安迪・伯纳姆在英国下议院掷地有声表态：“鉴于我所知以及我认为属实的情况，若我就这样离职，未能使其被记录在案，我将无法原谅自己。”

安迪·伯纳姆在血液污染调查中出庭作证

同一年，贾森·埃文斯带着二十多份自己挖掘出的政府文件走进律师办公室。文件白纸黑字记录着：政府对外否认艾滋病经血液传播的证据，但内部早已预判其风险，甚至测算血友病患者离世后能节省多少财政开支。

这份重磅材料直接推动维权规模暴涨，委托人迅速增至五百人。

贾森·埃文斯和父亲乔纳森·埃文斯

2019年，英国受污血液调查正式启动。主持调查的布赖恩·朗斯塔夫法官花了三年半时间，听取了数千名证人的证词，审查了数万份文件。

2024年5月20日，两千多页的调查报告终于出炉。朗斯塔夫写下结论：“这场灾难不是一场意外。”英国首相苏纳克在血液污染丑闻调查结果公布后，为本国历届政府的“失败”道歉，称这一天是英国的国家耻辱日，并承诺将不惜代价赔偿受害者。

但，真相对于逝者而言，来得太迟了。

这场跨越英美法、吞噬一代人的跨国人祸，完整记录在了《毒血：一场血液污染中的生与死》一书中。

英国《每日电讯报》调查记者卡拉·麦古根花了数年时间走访英美法的受害者、医生、律师和政客，翻阅了无数被销毁又重建的档案。她的叙事像一部推理悬疑小说，开篇是美国监狱，中段是英国寄宿学校，直到读过大半，读者才恍然大悟：那股将两者联系起来的暗流，是血液。

安迪·伯纳姆在推荐这本书时说了一句话：“真相纵使残酷，也必须公之于众，唯有如此，体系才能得以改变。”这句话如今印在《毒血》的封底上。

资本逐利、体系封口、无数少年无声凋零，这条沾满鲜血的产业链警示所有人：医疗不该只是一门生意。这或许正是卡拉・麦古根写下《毒血》的初衷。

一场被掩盖了逾四十年的丑闻

一出改变艾滋病蔓延轨迹的惨剧

一桩药企、医生、政府机构合谋的人祸

真相纵使残酷，也必须公之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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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6.7.18

编辑：闪闪 | 审核：孙小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