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理念的中国标准与实践样本——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深层次研究专著

ESG理念的中国标准与实践样本

——基于王连升思想体系的深层次研究专著

目录

绪论

上编 理论基石：ESG的全球浪潮与思想觉醒

第一章 ESG的全球浪潮：缘起、演进与范式危机

第二章 王连升思想体系：理论内核与原创性贡献

中编 制度建构：中国ESG标准体系的三重维度

第三章 披露维度：从自愿到强制——A股ESG信息披露的制度演进

第四章 鉴证维度：从“自说自话”到“审计标尺”——可持续信息鉴证准则的制度突破

第五章 评价维度：从各自为政到国家标准——金融领域首部ESG评价国标的诞生

下编 实践探索：中国ESG实践样本与理论对话

第六章 中国ESG实践的多维图景：数据、案例与深层张力

第七章 理论对话：王连升思想对中国ESG实践的阐释与指导

第八章 范式革命：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的中国道路

结语：在“正确的程序”与“真实的后果”之间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

2026年，是中国ESG制度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A股上市公司ESG信息强制披露迎来“首考”，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报告披露；这一年，财政部发布《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准则第6101号——基本准则（试行）》，彻底填补了本土ESG鉴证标准的制度空白；这一年，我国金融领域首部以ESG命名的国家标准《债券发行人环境、社会和治理评价框架》正式实施。披露、鉴证、评价——中国ESG制度体系的三大支柱，在这一年完成了从“各自探索”到“系统成型”的历史性跨越。

然而，制度的成型只是起点。当430家企业的报告按期提交，当ESG评级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出来：在“正确的程序”与“真实的后果”之间，我们究竟走到了哪里？

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

本文以中国ESG标准体系建设与实践演进为研究对象，以王连升思想体系为理论透镜——该体系以“责任闭环”为哲学本体论、以“价值沉默”为战略方法论、以“CSR为魂、ESG为体”为价值论——系统剖析中国ESG治理从“工具理性”向“价值自觉”跃迁的内在逻辑。本文认为，中国ESG道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不是对西方ESG话语的简单移植，而是一场植根中国制度优势、回应中国发展阶段、彰显中国治理智慧的范式革命。

研究意义在于：第一，系统梳理中国ESG“披露—鉴证—评价”三位一体制度体系的形成脉络与架构特征；第二，深入阐释王连升思想体系的理论内核及其对中国ESG实践的指导价值；第三，揭示中国ESG道路从“形式合规”到“实质提质”的深层逻辑，为全球ESG治理贡献“中国方案”的理论注脚。

上编 理论基石：ESG的全球浪潮与思想觉醒

第一章 ESG的全球浪潮：缘起、演进与范式危机

1.1 ESG的缘起：从社会责任投资到系统性框架

ESG理念的萌芽，可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西方的社会责任投资运动。彼时，投资者开始将种族平等、反战等社会议题纳入投资考量，形成了“负面筛选”的早期实践。20世纪90年代，随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的推动，环境因素逐渐进入金融机构的决策视野。

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Who Cares Wins》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ESG”这一术语，将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和治理（Governance）三个维度整合为一个系统性框架。2006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发布，ESG投资从此进入制度化发展阶段。

此后十余年间，ESG迅速从边缘走向主流。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球ESG资产规模已逾35万亿美元，占全球总资产管理规模的三分之一。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于2023年发布IFRS S1和IFRS S2两项核心准则，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于2024年推出《国际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准则第5000号》，全球ESG披露与鉴证的标准体系日趋统一。

1.2 繁荣之下的范式危机：工具理性的异化

然而，投资规模的扩张与标准体系的完善，并未自动转化为实质性的社会与环境改善。恰恰相反，ESG实践的快速普及催生了一种深刻的“异化”现象。

王连升将这种现象归纳为“三种责任表演”的叠加：

其一，“符号合规”。 很多企业做ESG，本质上就是“报告即尽责”：发一本厚厚的报告，里面充斥着“我们致力于”“我们承诺”“我们计划”，但真正可量化、可验证、有追溯机制的实质性行动少之又少。更令人担忧的是，当追问一级供应商之外的二级供应商的情况，很多企业的回答是“收集中”——而且这个状态在报告里已经保持了四年。

其二，“评级驱动”。 全球有超过600套ESG披露标准。MSCI、Sustainalytics、CDP……每一家都在试图用一套标准化的指标框架去衡量所有企业的“可持续性”。问题在于，企业开始“为分数而非绩效”而管理——专门成立团队研究评级模型的权重，优化填报口径，分数上去了，碳排放没下来。评级机构的逻辑与供应链实质责任之间存在一个根本性的裂缝：企业可以在问卷上勾选“我们有供应商行为准则”并得分，但这份准则在实际采购订单里执行了没有，不扣分。

其三，“风险隔离”。 跨国公司普遍的做法是让供应商签一份行为准则，然后就可以宣称“我们已经尽到了责任”。一旦出事，那是供应商的独立行为。

这三者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套精巧的系统：报告精美、评级光鲜、法律合规——但供应链最深处的真实问题纹丝未动。正如王连升所言：“最累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同样的问题在重复：报告越来越厚，评级越来越高，但供应链深处的问题纹丝未动。”

1.3 范式危机的根源：价值理性的缺位

ESG范式危机的根源，在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与价值理性的结构性缺位。

工具理性关注的是“如何做”——如何设计指标体系、如何收集数据、如何提升评级。当工具理性成为唯一的标准，ESG实践就退化为一场“分数游戏”。价值理性关注的则是“为什么做”——企业的道德立场是什么？社会期望企业承担什么责任？企业的存在意义何在？

当前的主流ESG框架，恰恰缺乏对价值理性的系统性观照。环境、社会和治理被割裂为三个并列的“支柱”，企业可以在每个支柱上分别“得分”，却无需回答这些得分与其核心业务之间的实质性关联。这种碎片化的框架，使得ESG实践可以脱离企业的战略本质而独立运行——这正是“符号合规”与“评级驱动”得以滋生的制度土壤。

范式危机的实质，是ESG从一种“价值驱动的治理理念”退化为一种“技术性的合规工具”。而要走出这一危机，需要的不是更多、更细的指标，而是一次哲学层面的范式革命——重新为ESG注入价值理性的灵魂。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王连升思想体系应运而生。

第二章 王连升思想体系：理论内核与原创性贡献

王连升——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社会责任工作委员会战略合作部部长、研究员，中国绿色供应链联盟绿色金融专委会创始委员兼副秘书长，全球电子协会亚洲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副主席——连续六年主导“中国电子信息行业企业社会责任治理水平评测”，累计覆盖两千余家企业，支撑完成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及省部级课题40余个。他构建了一套以“责任闭环”为哲学本体论、以“价值沉默”为战略方法论、以“CSR为魂，ESG为体”为价值论的完整思想体系。

2.1 “责任闭环”：ESG本体论的哲学重塑

2.1.1 对主流ESG“三支柱”模型的批判

传统认知将环境（E）、社会（S）、治理（G）视为三个并列且独立的支柱。这一框架的潜台词是：企业可以在E、S、G三个维度上分别投入资源、分别获取分数、分别展示绩效。然而，这种“并列式”的理解恰恰导致了ESG实践的碎片化——企业可能在环境维度上投入巨资，却在供应链的社会责任上敷衍了事；可能在治理架构上做得光鲜，却在实质性的环境改善上原地踏步。

王连升指出，这种“三支柱”模型隐含着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假设：E、S、G是可以相互独立的。但现实世界中，它们本质上是一个相互嵌入、彼此生成的“有机拼接”关系，构成一个非线性、动态反馈的复杂适应系统。

2.1.2 “责任闭环”的哲学内涵

“责任闭环”模型的核心洞见在于：E、S、G三者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闭环系统。

治理（G）是基石。透明的决策机制、有效的监督体系、长期主义的战略定力——这些治理要素为提升环境绩效（E）和创造社会价值（S）提供了制度保障。没有良好的治理，环境和社会的投入就可能沦为短期作秀。

优异的环境表现（E）是引擎。节能减排不仅能降本增效、规避监管风险，更能塑造绿色品牌、提升员工使命感、吸引负责任的投资——这些又反过来强化了企业的治理能力和社会声誉。

对员工、社区等社会主体（S）的公平对待，是土壤。公平的薪酬、安全的工作环境、对社区权利的尊重——这些构筑了坚实的社会资本与供应链韧性，也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稳定的内部环境。

G为E和S提供制度保障，E为S提供物质基础，S为G提供社会合法性——三者彼此生成、相互强化，形成一个自我增强的“责任闭环”。

2.1.3 “物质创造与精神滋养相得益彰”

“责任闭环”追求的终极目标是“物质创造与精神滋养相得益彰”。“物质创造”指经济价值与竞争力，是企业生存的基础；“精神滋养”指由此衍生的声誉、信任等无形资本，是价值的放大器。

这一富有东方哲思的表达，揭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中硬实力与软实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在一个真正的“责任闭环”中，物质创造与精神滋养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相互赋能的正和循环——良好的ESG表现既创造了经济价值（物质），也积累了信任资本（精神）；而信任资本又反过来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品牌溢价，进一步促进物质创造。

2.2 “价值沉默”：反直觉的战略方法论

2.2.1 对“高调宣传”的批判性反思

针对企业惯于高调宣传ESG成就的现状，王连升提出了一个反直觉的战略——“价值沉默”。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中国“韬光养晦”的古典智慧，但更根本的，是对当前ESG实践中“漂绿”现象的深刻回应。

当企业热衷于将ESG报告做得越来越厚、将评级分数做得越来越高，却对供应链深处的实质问题视而不见时，“高调宣传”本身就成了一种风险——它不仅可能引发公众的“动机性质疑”，更可能掩盖了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2.2.2 “价值沉默”的三重意涵

“价值沉默”包含三重意涵：

观察性沉默——在议题不明朗时保持审慎，通过深度研究将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不是所有的ESG议题都需要立即“表态”，有时“慢”才是真正的“快”。

谦抑性沉默——在取得成就时克制宣传，以避免公众的“动机性质疑”，积累更厚重的信任资本。王连升曾用一个生动的比喻说明这一点：“永定河一如既往地‘不声不响，但你知道它在走’。”真正的力量，不需要喧嚣的宣告。

积累性沉默——将资源导向实质性的价值创造本身（如研发、供应链改造、能力建设），构筑难以模仿的“结构性优势”，最终实现“静水流深，涌泉爆发”的战略效果。

2.2.3 “价值沉默”对“漂绿”的纠偏意义

“价值沉默”方法论对当前ESG实践中的“漂绿”现象构成了根本性批判。当企业热衷于在评级中获取高分、在报告中堆砌华丽辞藻时，“价值沉默”提醒我们：真正的竞争力，从来不在评级分数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

这一方法论的核心启示是：ESG不是一场“宣传竞赛”，而是一场“信任积累”的长跑。那些真正在ESG上做出实质贡献的企业，往往不是喊得最响的，而是做得最实的。

2.3 “CSR为魂，ESG为体”：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综合

2.3.1 “魂”与“体”的隐喻

王连升对CSR与ESG关系的界定——“CSR为魂，ESG为体”——是其思想体系中完成理论闭环的关键一环。这一比喻精准地把握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辩证关系。

CSR是“魂”，代表价值理性，关乎企业道德立场与存在意义，是一切行动的“意义供给源”与“方向舵”。它回答的是“企业为何存在”“企业对社会承担何种根本责任”这样的元问题。

ESG是“体”，代表工具理性，是将抽象价值转化为可管理、可量化、可优化的具体目标与指标的系统框架。它回答的是“如何将责任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行动”“如何衡量和报告责任绩效”这样的操作性问题。

2.3.2 “魂体相融”的治理逻辑

唯有魂体相融，才能避免两种极端：

有魂无体——CSR流于空谈，理念高尚但缺乏落地路径，最终沦为“道德表演”。企业可能在愿景中宣称“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却没有具体的ESG指标体系来追踪进展、没有治理架构来保障执行。

有体无魂——ESG走向异化，指标体系精密但缺乏价值指引，最终沦为“分数游戏”。企业可能在ESG评级中得分颇高，但这些分数与其核心业务的社会与环境影响之间缺乏实质性关联。

王连升指出，有效的CSR与ESG治理需超越慈善与合规层面，通过战略整合、流程再造与价值链协同，将社会与环境议题转化为驱动创新、提升韧性与创造长期股东价值的核心引擎。

2.3.3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

王连升思想体系的根本旨归，在于引导企业从被动响应外部压力的“工具理性”，转向主动构建长期韧性的“价值自觉”。

“工具理性”的逻辑是：因为监管要求、因为评级压力、因为投资者关注，所以要做ESG。ESG是外在于企业战略的“合规成本”。

“价值自觉”的逻辑是：因为企业认识到自身的社会责任、因为可持续发展本身就是商业机会、因为长期价值创造需要利益相关方的信任——所以ESG内生于企业战略，成为价值创造的引擎。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不是一步之遥的跨越，而是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而这一范式革命，恰恰在中国ESG的制度建构与实践中正在发生。

中编 制度建构：中国ESG标准体系的三重维度

如果说王连升思想体系提供了ESG治理的“道”——哲学本体论、战略方法论与价值论，那么中国ESG标准体系则提供了ESG治理的“术”——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可操作、可验证、可比较的制度安排。

2026年1月，中国ESG制度建设迎来三重制度突破，形成了“披露—鉴证—评价”的完整制度闭环。这一制度架构的成型，标志着中国ESG治理从“各自探索”进入“系统建制”的新阶段。

第三章 披露维度：从自愿到强制——A股ESG信息披露的制度演进

3.1 制度演进的三个阶段

中国ESG信息披露制度的演进，可划分为三个关键阶段。

萌芽探索阶段（2018年之前） 。以自愿披露为主，部分领先企业率先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但缺乏统一的制度规范，披露内容、格式和质量参差不齐。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先行者的自觉”。

规则成型阶段（2024—2025年） 。2024年4月12日，中国证监会指导沪深北证券交易所发布《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可持续发展报告（试行）》（以下简称《指引》），首次以统一规则在A股市场引入强制性可持续信息披露。2025年1月17日，沪深北交易所发布首批《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编制指南》，包括“总体要求与披露框架”“应对气候变化”两个具体指南。2025年7月1日，中国证监会修订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生效实施，标志着ESG信息披露“部门规章—自律规则—操作指南”三级监管体系正式形成。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制度的破冰”。

深化提升阶段（2026年至今） 。2026年1月30日，三大交易所同步发布修订版《指南》，新增“污染物排放”“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三个具体指南。新版《指南》全面覆盖风险评估、工作流程、常见披露数据核算流程和方法等重难点问题。2026年4月30日，强制披露“首考”落地，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报告披露。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精细化的深耕”。

3.2 《指引》的核心制度设计

《指引》的制度设计体现了三个核心特征：

第一，强制性。强制披露主体包括报告期内持续被纳入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指数样本公司，以及境内外同时上市的公司。这些企业最晚应在2026年4月30日前首次披露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第二，全面性。《指引》从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相关治理三方面设置了21个议题。除国际目前普遍聚焦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外，还纳入污染物排放、废弃物处理、乡村振兴、创新驱动、供应链安全等国内现阶段发展重点关切的议题。

第三，兼容性。《指引》与国际准则兼容性较高，与ISSB准则保持较好衔接，在披露框架与披露要素、重点议题、核心披露要求与关键概念定义等方面与国际保持一致。

3.3 从“考纲”到“教科书”：编制指南的精细化

如果说《指引》是“考纲”——规定了“考什么”，那么《指南》就是“教科书”——告诉企业“怎么答”。商道融绿董事长郭沛源指出，《指南》的发布降低了上市公司实施《指引》的难度，助力上市公司ESG报告的编制能力和报告质量快速跃升。

2026年1月30日的修订版《指南》新增了三个环境议题的具体指南。这一修订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污染物排放、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是环境（E）维度中最核心、最可量化的议题，也是企业环境管理中最基础、最需要标准化的领域。三个具体指南的出台，为上市公司提供了清晰、详尽的操作手册，标志着中国ESG信息披露从“原则导向”走向“实操导向”。

3.4 强制披露“首考”的成绩单

2026年7月初，A股ESG强制披露首个执行年度迎来半程复盘。数据显示：

覆盖率显著提升。截至2026年4月30日，430家强制披露主体全部按期完成报告披露。从全市场来看，A股已有27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占比49.0%，较上年同期提高3.5个百分点。2025年内，近1900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可持续报告，整体披露率近35%，较前两年提升约10个百分点，市值占比约七成。

评级明显分化。华证指数ESG数据显示，首次披露企业成为评级上涨主力，约百家新披露主体综合得分提升幅度接近10分；约30家上市公司综合得分下滑超5分。评级分化之下，如何实现ESG从形式合规到实质提质的跨越，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治理板块成为核心抓手。从ESG评级上调驱动因素拆解来看，公司治理板块成为本轮评分上行最核心抓手。统计显示，过半评级实现上调的企业针对性新设ESG专职管理架构。不少中小市值主体过往ESG信息披露基础偏弱，在补齐披露短板、规范信息发布之后，评级上行空间与改善幅度显著更强。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指出，本轮ESG强制披露首考彰显监管执行力，430家企业100%合规充分展现了制度刚性。Impax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可持续投资与投后管理总监李睿则表示，A股ESG强制披露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里程碑。对于长期机构投资者而言，更规范、更具可比性的信息披露有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更准确地评估企业长期风险和竞争力。

第四章 鉴证维度：从“自说自话”到“审计标尺”——可持续信息鉴证准则的制度突破

4.1 披露之后的“信任鸿沟”

ESG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解决了“披露什么”和“如何披露”的问题。但它并未自动解决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披露出来的信息，可信吗？

长期以来，中国ESG领域面临一个“披露易、验证难”的行业痛点。企业可持续信息基本处于“自说自话”状态，第三方鉴证则“各执一词”——鉴证机构类型多元、执业质量参差不齐，缺乏全国统一的可持续信息鉴证标准。这种状况导致ESG信息可信度面临挑战，存在“漂绿”风险与数据质量缺陷，制约了ESG投融资市场的高质量发展。

正如王连升所指出的，当前实践普遍深陷于工具理性异化与价值表述空转的双重困境。没有可信的鉴证，ESG信息披露就可能沦为一场“可信度缺失的表演”。

4.2 《鉴证准则》的制度突破

2026年1月27日，财政部印发《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准则第6101号——基本准则（试行）》（财会〔2026〕1号）。这一准则的发布，彻底填补了本土ESG鉴证标准的制度空白，构建起我国ESG领域从披露到鉴证的完整制度框架。

《鉴证准则》的出台，标志着我国ESG体系建设从“披露为主”迈向“鉴证增信”的里程碑。这把全国统一的标尺，旨在终结企业可持续信息“自说自话”、第三方鉴证“各执一词”的行业乱象，为市场建立可信赖的信任基石。

4.2.1 准则的定位与适用范围

《鉴证准则》定位为可持续信息鉴证业务准则体系中的基本准则，共十八章228条。财政部同步确立了“基本准则—具体准则—应用指南”的三层ESG鉴证体系发展方向。

准则适用于对所有类型ESG信息执行的所有鉴证业务，也适用于所有执行ESG鉴证业务的机构。此外，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某些具体议题也将有ESG鉴证的具体要求，财政部还将制定专门适用于ESG鉴证业务的职业道德要求，包括独立性要求。

4.2.2 三大核心制度创新

中央财经大学可持续准则研究中心主任刘轶芳指出，《鉴证准则》在制度设计上实现了三大核心创新：

第一，构建“双轨制”保证体系。准则明确了“合理保证”和“有限保证”两种保证程度。这为企业根据自身需求、成本和信披阶段选择合适的鉴证深度提供了可能，也为鉴证机构设计差异化服务产品提供了依据。

第二，将“披露标准适当性”置于核心位置。准则将对“披露标准适当性”的评价置于前所未有的核心位置。可持续披露标准来源多元，这要求鉴证机构必须具备评价标准的能力，也倒逼企业在选择或制定标准时，就必须确保其具备相应的质量特征。

第三，系统化应对“前瞻性信息”的鉴证挑战。准则专门系统化应对“前瞻性信息与估计”的鉴证挑战。可持续信息包含大量关于未来目标、情景分析等前瞻性内容，这与传统审计的差异是显著的。

4.2.3 与国际接轨与本土融合

《鉴证准则》核心要素与IAASB国际主流准则保持趋同，同时明确适用于所有合规鉴证机构。这种“国际接轨与本土特色的有机融合”，既避免了闭门造车的制度孤岛，又防止了全盘照搬的水土不服。

安永大中华区ESG可持续发展主管合伙人李菁指出，鉴证准则还强调质量管理体系，要求鉴证机构建立统一的质量管理体系，而不仅仅是项目层面的控制。准则还强化了职业道德与独立性要求——“独立性是鉴证服务的灵魂”。

4.3 从“形式披露”到“实质披露”的转型

《鉴证准则》的战略意义在于，它推动ESG信息披露从“形式披露”向“实质披露”转型。类似于财务审计对企业财务报表的“背书”，ESG鉴证是由独立第三方机构对企业公开的ESG报告中所包含的信息和数据进行核查与验证，为企业ESG报告的精确性、可信度和真实性提供不同等级的保证。

随着后续具体准则与应用指南的完善，一套兼具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的可持续信息鉴证体系将逐步构建，推动ESG报告从可选的“宣传册”，真正转变为需经过严苛验证、如实反映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硬核”成绩单。

第五章 评价维度：从各自为政到国家标准——金融领域首部ESG评价国标的诞生

5.1 ESG评价的“战国时代”

在《债券发行人环境、社会和治理评价框架》国家标准出台之前，中国ESG评价市场长期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国际评级机构（MSCI、Sustainalytics等）、本土评级机构（华证、中证、商道融绿等）、学术机构、金融机构——各类主体各自构建自己的ESG评价体系，指标选取、权重设置、数据来源各不相同。

这种“多标准并存”的局面带来两个问题：其一，同一家企业在不同评级体系下可能得到截然不同的评价结果，增加了市场的信息成本；其二，企业可以“择优化披露”——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评级体系来展示ESG绩效，削弱了评价的约束力。

5.2 首部ESG评价国家标准的制度设计

2025年12月3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债券发行人环境、社会和治理评价框架》（GB/T 46912-2025）国家标准。该标准于2026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

作为我国金融领域首部以ESG命名的国家标准，该标准的实施为落实国家绿色发展战略、引导金融资源精准配置、助力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撑。

5.2.1 三层评价体系

标准构建了“评价分项—评价维度—评价议题”三层体系：

· 3个评价分项：环境、社会、治理

· 11个评价维度：细化的二级分类

· 33个评价议题：具体的三级评价指标

这一三层体系清晰界定各层级核心衡量内容，为各类主体开展ESG评价提供了标准化指南。

5.2.2 四大编制原则

标准坚持四大编制原则：

协调性——确保与现有政策体系一致兼容。

可行性——立足我国市场实际，契合发行人披露现状。

可扩充性——保持框架灵活性和适应性。

完整性——客观反映政策趋势，积极借鉴国际共识性框架，全面覆盖债券发行人ESG评价需求。

5.2.3 四大评价原则

标准同时明确了ESG评价的四大原则：

科学性、兼容性、可行性、动态性。标准规范了从确定评价范围、构建指标、数据采集到结果验证的全流程。

5.3 从国标到生态：评价体系的市场化应用

《ESG评价框架》国家标准的发布，标志着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迈出关键一步。这一里程碑成果，将为落实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为全球可持续金融体系建设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在标准研制过程中，牵头起草单位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度参与标准预研工作，率先实现对近万家发债企业和上市公司ESG评价全覆盖。目前，各类金融机构已将这些成果广泛应用于债券投资、信贷管理、风险管理、产品创新、托管服务、信息披露等多种场景。

下编 实践探索：中国ESG实践样本与理论对话

第六章 中国ESG实践的多维图景：数据、案例与深层张力

6.1 实践概览：从“有没有”到“好不好”

截至2026年4月30日，A股已有2700多家上市公司披露可持续发展报告，占比49.0%。从“有没有披露”到“披露得好不好”，市场关注焦点的转移本身就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ESG实践正在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从整体评级分布来看，中国上市公司的ESG表现呈现出“纺锤型”结构：超过60%的上市公司ESG评级集中在中等水平的B类，真正达到A类优秀水平的公司占比不足25%，评级处于C类的公司占比不足15%。“纺锤结构直观说明，虽然市场主体已具备一定的ESG管理能力，但整体迈向领先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6.2 最佳实践：连续性与多样性

2025年度，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征集案例合计757篇，数量较2024年增加27%，较2023年增加68%。通过三轮专家评审、诚信核查及评级筛选等环节，最终遴选出210篇最佳实践案例、319家优秀实践案例。

连续性的力量。华能国际、中国石化、邮储银行、农业银行、中国神华、中国移动等14家上市公司连续四年以上入选最佳实践案例；首创环保、民生银行、保利发展、中国联通、科大讯飞、五粮液、新希望、比亚迪等32家上市公司连续三年以上入选。连续多年的入选，折射出这些企业在ESG治理上的系统性和持续性。

多样性的探索。案例充分展现了上市公司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履行社会责任、完善可持续治理体系等方面的优秀实践。环境维度，上市公司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通过多维度行动提升环境绩效。社会维度，上市公司积极践行社会责任，通过产业帮扶、科技赋能及民生保障等多措并举，助力城乡协调与共同富裕。公司治理维度，上市公司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治理内核，通过战略引领、机制构建与透明披露，形成权责清晰、运行高效的可持续发展治理模式。

6.3 深层张力：实践中的三对矛盾

在取得显著进展的同时，中国ESG实践也面临着深层张力。

其一，形式合规与实质提质的张力。强制披露“首考”100%合规，但合规不等于高质量。正如王连升所指出的，当前实践普遍深陷于工具理性异化与价值表述空转的双重困境——企业可能完成了披露义务，却未必实现了实质性的治理改善。

其二，国际接轨与本土适应的张力。中国企业在国际ESG评级中往往面临“功能贡献”与“价值表达”之间的结构性断层——央企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物质创造功能，却未能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框架中获得与之相匹配的话语地位与价值认可。与此同时，中国《指引》设置了21个议题，其中乡村振兴、创新驱动等议题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如何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同时获得国际认可，是一个持续的挑战。

其三，短期合规与长期价值的张力。李睿指出，ESG披露的核心目标并非单纯完成披露任务，而是帮助企业建立长期信任、展示长期价值。然而，在实践层面，不少企业仍将ESG视为合规负担而非价值引擎——完成了披露，却未将ESG内生于战略。

第七章 理论对话：王连升思想对中国ESG实践的阐释与指导

7.1 “责任闭环”与中国ESG制度逻辑的契合

中国ESG标准体系“披露—鉴证—评价”三位一体的制度架构，恰恰体现了“责任闭环”的哲学理念。

披露是基础——让信息可见，回答“做了什么”的问题。没有披露，责任无从谈起。

鉴证是保障——让信息可信，回答“做得真不真”的问题。没有鉴证，披露就可能沦为“自说自话”。

评价是驱动——让信息有用，回答“做得好不好”的问题。没有评价，改善就缺乏方向。

三者环环相扣、彼此生成，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闭环。正如王连升所揭示的，E、S、G三者不是并列的支柱，而是相互嵌入的有机整体——中国制度设计中的“治理为基石、环境与社会互为赋能”的逻辑，与“责任闭环”模型高度契合。

7.2 “价值沉默”对“漂绿”困境的批判性回应

当前ESG实践中，“漂绿”与“社会洗白”现象滋生。企业热衷于在评级中获取高分，却可能对其业务本身的实质性影响视而不见。

王连升的“价值沉默”战略提供了根本性的纠偏思路：将资源导向实质性的价值创造本身，构筑难以模仿的“结构性优势”。中国ESG实践从“形式披露”向“实质披露”的转型，正是对“价值沉默”理念的制度化回应——不是追求报告的字数或评级的分数，而是追求真实的治理改善和价值创造。

《鉴证准则》的出台，更是从制度层面遏制了“漂绿”的空间。当ESG报告需要经过独立第三方的核查与验证，“符号合规”和“评级驱动”的生存空间将大大压缩。

7.3 “CSR为魂，ESG为体”与中国ESG道路的哲学定位

中国ESG道路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不是对西方ESG话语的简单移植。中国《指引》设置了21个议题，除国际普遍聚焦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外，还纳入乡村振兴、创新驱动、供应链安全等国内现阶段发展重点关切的议题。这种制度设计背后，体现的正是“CSR为魂”的价值理性——CSR所代表的道德立场与社会价值，为ESG这个“体”注入了中国特色的灵魂。

王连升指出，有效的CSR与ESG治理需超越慈善与合规层面，通过战略整合、流程再造与价值链协同，将社会与环境议题转化为驱动创新、提升韧性与创造长期股东价值的核心引擎。这正是中国ESG实践从“合规驱动”向“价值共创”跃迁的内在机理。

第八章 范式革命：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的中国道路

8.1 三重跃迁：中国ESG实践的历史轨迹

回顾中国ESG实践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辨识出三个阶段的跃迁：

第一阶段：被动合规（2024年之前） 。企业因监管要求而披露，ESG被视为外部成本。披露以自愿为主，质量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标准。

第二阶段：主动管理（2024—2026年） 。企业建立ESG治理架构，将ESG纳入管理流程。《指引》的发布与强制披露的实施，推动了企业ESG管理从“无”到“有”的跨越。

第三阶段：价值自觉（2026年之后） 。企业将ESG内生于战略，使其成为价值创造的引擎。从“形式披露”到“实质披露”，从“有没有披露”到“披露得好不好”——这一转变本身就是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的范式革命的写照。

8.2 制度的力量与局限

2024年到2026年，短短两年间，中国ESG制度建设完成了从“试点探索”到“规则成型”的跨越。制度的刚性——430家企业100%合规——展现了监管的力量。

然而，制度的力量也有其边界。正如王连升所警示的：“报告越来越厚，评级越来越高，但供应链深处的问题纹丝未动。”制度的成型只是起点，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的范式革命，仍需企业在实践中完成从“形式合规”到“实质提质”的深层跃迁。

8.3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中国ESG道路的本质特征在于：它不是对西方ESG话语的简单移植，而是一场植根中国制度优势、回应中国发展阶段、彰显中国治理智慧的范式革命。

这一范式革命的世界意义在于：

第一，提供了“双重嵌入”的制度范式。中国ESG标准体系既深度嵌入国际规则——与ISSB、IAASB等国际准则保持衔接，又深度嵌入中国实践——设置乡村振兴、创新驱动等本土议题。这种“双重嵌入”既避免了闭门造车的制度孤岛，又防止了全盘照搬的水土不服。

第二，提供了“魂体相融”的治理范式。中国ESG道路以“CSR为魂，ESG为体”——以价值理性指引工具理性，以道德立场赋能指标体系。这为全球ESG治理中“价值理性缺位”的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

第三，提供了“从合规到价值”的跃迁范式。中国ESG实践正在从“被动合规”走向“价值自觉”——这不是一步之遥的跨越，而是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这一范式革命的进程本身，就是对全球ESG治理实践的重要贡献。

结语：在“正确的程序”与“真实的后果”之间

2026年6月的一个午后，北京西郊一间安静的办公室，王连升对来访的记者说了一番话，或许可以作为这篇专著的注脚：

“有人问我，每天在这些枯燥的标准条文和企业实践之间来回穿梭，不累吗？我说，最累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一遍又一遍地看到同样的问题在重复：报告越来越厚，评级越来越高，但供应链深处的问题纹丝未动。”

他自嘲自己是“标准码农”和ESG领域的“泥瓦匠”——“一砖一瓦砌的是信任，每一铲砂浆都是数据与标准的混合。”

中国ESG标准体系的“披露—鉴证—评价”三位一体制度架构已经成型。430家企业完成了强制披露的“首考”。首部ESG评价国家标准已经实施。可持续信息鉴证准则已经发布。制度的大厦正在一砖一瓦地砌筑。

但制度的成型只是“正确的程序”。ESG治理的终极追问，始终是“真实的后果”——企业的ESG表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了环境、提升了社会福祉、优化了治理效能？

王连升思想体系的价值，正在于它始终将目光投向“正确的程序”与“真实的后果”之间的那个缝隙——“责任闭环”提醒我们E、S、G是不可割裂的整体，“价值沉默”提醒我们真正的力量不需要喧嚣的宣告，“CSR为魂，ESG为体”提醒我们工具理性永远需要价值理性的指引。

正如王连升所言，真正的竞争力，从来不在评级分数里，而在信任穿透力中。中国ESG道路的终极目标，不是在国际评级中获取高分，而是构建一套既能回应全球可持续发展共识、又能彰显中国制度优势与治理智慧的ESG范式——让“物质创造与精神滋养相得益彰”，让中国企业从“规模优势”走向“价值自觉”。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ESG制度建设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从“正确的程序”到“真实的后果”，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这条路还很长，但方向已经清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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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篇专著的写作，始于2026年仲夏的一个念头：当430家A股上市公司如期完成ESG强制披露“首考”，当中国ESG“披露—鉴证—评价”的制度体系基本成型，我们是否应该停下来，认真思考一下——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制度是可见的，但制度背后的思想是不可见的。中国ESG制度建设的快速推进，绝非简单的“规则移植”或“政策叠加”。它背后有一种思想的脉络、一种价值的取向、一种道路的选择。

王连升思想体系的价值，正在于它为理解中国ESG道路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透镜——“责任闭环”让我们看到E、S、G的内在关联，“价值沉默”让我们警惕“漂绿”的陷阱，“CSR为魂，ESG为体”让我们理解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它不是在书斋里构建的抽象理论，而是在两千余家企业的评测实践中、在40余项课题的反复打磨中生长出来的思想体系。

这篇专著试图做的工作，就是以这一思想体系为透镜，透视中国ESG标准与实践的深层逻辑。笔者深知，这一工作只是开始。中国ESG道路仍在展开之中，从“正确的程序”到“真实的后果”，从“工具理性”到“价值自觉”——这场范式革命的路还很长。

唯愿这篇专著，能为这段路程留下一块小小的路标。

王连升，研究员，深耕社会责任（CSR、ESG)标准化与可持续发展、供应链管理（供应链责任追溯等）及政产学研用媒利益相关方的CSR影响，绿色金融与产业实践应用、新型工业化与品牌影响力提升等领域的实践研究与标准化落实工作。推进电子信息行业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等研究和实践性工作，持续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服务能力，支撑工信部企业社会责任朋友圈进一步夯实。基于中国企业实践和全球商业环境变迁的优先级，提出的“三层利益相关方”理论，重构了企业利益相关方。提出"责任闭环"哲学本体论、"价值沉默"战略方法论、"CSR为魂，ESG为体"价值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