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程梁建章的两幅面孔，一面反内卷，一面拼命卷

2026年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一纸公告震动业界：携程因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被依法处以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的行政处罚。

处罚决定包括三项：

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

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

处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计35.21亿元。

这是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首次同时给予三种处罚的第一案。

人民日报评论文章说：携程的行为“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文章写道，“‘全网最低价’迫使其他竞争性平台和酒店经营者逐底竞争，形成了低层次、同质化的不良竞争生态”。“平台赚钱、商家薄利、劳动者负重”的恶性循环，正在多个行业蔓延。

不过，我却发现一个巨大的反差——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恰恰是中国舆论场中最著名的“反内卷”倡导者之一。一边“反内卷”，一边“拼命卷”，实在有点儿奇怪啊！

一、携程的“内卷”机器

按照《人民日报》的通告，携程的垄断手段，比早期平台经济简单粗暴的“二选一”可高明多了，已经升级为更具隐蔽性和技术性的复合型垄断。

首先是一套以流量分配为核心的隐性控制体系。

携程将合作酒店分为“特牌”“金牌”“无牌”三个等级。“特牌”享受最多流量倾斜，代价是只能与携程独家合作。这套“挂牌体系”并未将独家要求写在纸面合同上，而是由业务经理口头传达。一旦酒店在其他平台上架，便以降级、限流作为惩罚——有酒店反映，开业至今被撤销金牌三到五次，每次降为无牌后面临十五天到一个月的流量惩罚期。调查显示，“特牌”独家合作执行率高达90%以上。

其次是“全网最低价”的强制推行。

“金牌”需承诺比其他平台低20元或5%。携程通过“调价助手”系统实时扫描竞争对手价格，未经商家同意强制下调酒店房间定价。江苏一位酒店商家抱怨，携程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先后9次强制开通调价助手功能，其店内480元一晚的节假日房价被改成了130元。

更恶劣的是佣金压榨。

特牌酒店需支付高达15%以上的佣金。有民宿店主向媒体诉苦：基础佣金10%至15%，叠加隐性推广费后，综合佣金率最高可达50%以上。云南大理一位民宿主理人说：“携程要求我签署‘最优价格条款’，保证在携程的售价必须比其他渠道低，而且佣金从最初的10%左右，到现在部分房型超过25%，利润空间被严重挤压，算上房租、人工、能耗，我的净利润已不足5%。”

酒店经营者普遍希望多平台经营以获得更多交易机会，但携程对流量分配权的绝对掌控，胁迫商家被迫放弃跨平台经营。有四川酒店经营者坦言：“携程占我们线上订单的80%—90%。可以说离开携程活不了，用上携程活不好。”

二、梁建章的“反内卷”面孔

与携程的商业手段形成刺眼对比的，是梁建章在公共领域的“反内卷”人设。

梁建章的身份远不止企业家。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从2011年起，他开始深度研究人口对创新和经济的关系，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人口创新力》《人口战略》等多部著作。在公众眼中，他是一位兼具学术视野与社会关怀的人口经济学家。

2025年12月，在港大经管学院上海中心开幕仪式上，梁建章应邀发表演讲，主题正是“如何减少内卷”。他将内卷定义为“一种无效的竞争”，“造成了双输甚至多输的局面”。他开出“四多一少”的药方——多引外宾、多发钱、多生孩子、多放假、少考试。他呼吁通过财政赤字给消费者发钱，规模可达GDP的2%至3%。他主张大力扩大入境旅游，认为这是创造新增需求、缓解内卷的重要途径。

他的反内卷主张并非停留在口头。在携程内部，他推行了一系列看似“反内卷”的福利政策：2023年推出“程二代程长礼金”，入职满三年的全球员工每生育一个孩子可获得每年一万元的现金补贴，发放至孩子满五周岁，携程计划为此投入10亿元；2025年又新增“陪娃假”，为子女未满18周岁的员工每年提供3天带薪假期。他甚至开通了两个微博账号，一个用于商业，一个专门关注人口问题。

在《十三邀》的访谈中，他关注的始终是人口与生命的议题。他似乎真的相信，中国的问题在于“万物过剩，唯缺孩子”。

这种日复一日的行为和言论，我觉得不是假的。

三、矛盾之源：一个人的两副面孔

那么，矛盾从何而来？

答案并不复杂：梁建章同时运行着两套逻辑。

作为人口学家，梁建章关心的是宏观层面的社会问题。他眼中的“内卷”，是高考刷题、是行业产能过剩、是需求跟不上供给。

他的解决方案是“做大蛋糕”——通过增加人口、扩大消费、提振需求，让整个社会从零和博弈走向正和博弈。这套逻辑在宏观上是自洽的，甚至是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

作为企业家，梁建章的首要任务是携程的利润与市值。在“蛋糕”尚未做大的现实面前，他必须确保携程在现有市场中分到最大的一块。

垄断，正是实现这一目标最有效的手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早已揭示：资本具有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垄断的结果则是形成超额垄断利润。竞争通常会产生垄断，而且竞争越激烈，走向集中的速度越快。

梁建章的处境，恰恰印证了马克思的论断。他一面“反内卷”，一面作为资本的代言人“拼命卷”，只不过卷的是别人。

当他坐在携程的决策桌前，他面对的不是人口数据，而是财报、股价和市场份额。在那张桌子上，“反内卷”的学术理想，必须让位于“活下去并活得更好”的商业现实。

四、资本家的根本矛盾

把视线从梁建章个人身上移开，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具普遍性的命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资本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既是一种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建立在阶级剥削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在前者，资本家与工人是普通的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在后者，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其行为逻辑被资本增殖的冲动所支配。

马克思指出，资本兼具生产要素和生产关系属性，在创造财富的同时，“有时为了维持垄断利益，会不断突破道德乃至法律底线，扰乱正常社会秩序”。资本“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的冲动，与任何个体的道德意志无关——它内嵌于资本的运动规律之中。

梁建章的矛盾，正是“人格化的资本”与“有血有肉的人”之间的冲突。作为一个人，他可以真诚地关心人口、关心社会、关心“内卷”；但作为携程的掌舵者，他必须服从资本的逻辑——扩张、垄断、利润最大化。当这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矛盾便不可避免。

这并非梁建章一个人的困境。这是所有身处资本体系中的企业家的共同困境。区别只在于，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而梁建章偏偏选择了发声。于是，他的言论与行动之间的裂隙，便格外醒目。

五、如何认识这种矛盾？

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并评价这种矛盾？

辩证地看。 一方面，我们应当肯定梁建章作为学者的真诚与善意。他对人口问题的长期关注、对生育政策的持续呼吁、在企业内部推行的员工福利，都是有价值的。这些努力，指向的是一个更少内卷、更多人性关怀的社会图景。

在资本逻辑无处不在的时代，一个企业家愿意拿出真金白银去关心“人”的问题，这本身就值得尊重。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批评他作为资本代言人的行为。携程的“特牌”体系、“调价助手”、强制“全网最低价”——这些手段对酒店经营者的压榨、对行业生态的破坏、对“内卷式”竞争的加剧，都是事实。人民日报的评论已经给出了明确的判断：头部平台为垄断动用不正当手段，是加剧“内卷式”竞争的关键。

这两种评价并不矛盾。肯定一个人的善意，不等于原谅他的恶行；批评一个人的行为，也不等于否定他的人格。人性的复杂之处正在于此——同一个人，可以同时是关怀社会的人口学家和冷酷无情的垄断者。

更深一层看，国家“反内卷”的根本指向，正是审慎地应对资本主义的弊端。反垄断法、平台经济监管、对“内卷式”竞争的整治——这些都不是针对某个企业或某个人的惩罚，而是对资本无序扩张的制度性约束。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当垄断成为生产方式的桎梏，国家力量的介入便成为必然。

携程被罚51.79亿元，标志性的意义不在于金额之大，而在于它所释放的信号：平台经济不是法外之地，资本的扩张必须有边界，“内卷式”竞争必须被遏制。

梁建章的矛盾，是这个时代的缩影。在一个资本逻辑无处不在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包括那些试图反叛它的人。但恰恰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反内卷，不能只靠企业家的道德自觉，而要靠制度的刚性约束；不能只靠个人的善意呼吁，而要靠国家力量的果断介入。

梁建章可以一面反内卷，一面拼命卷——这不是他的虚伪，而是他的宿命。而我们这个社会要做的，恰恰是打破这种宿命，让“反内卷”从口号变成现实，从个体的道德呼吁变成系统的制度安排。

这才是携程案留给我们的最深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