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斌 | 城市更新，离不开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

非常感谢中国书画报社给我们人文学院老师举办了这场新书发布会。冰莹是我们艺术与人文学院的青年才俊，是我们学院重要的后备力量。我觉得《天津早期的现代艺术研究》这部书非常有价值，一提到近现代的天津，常常说到一句话“近代中国看天津”，这个话其实更多指向的是天津工商业方面。洋务运动之后，天津开埠，迎来了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现在学术界对于近现代天津工商业发展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而对于同一时期天津艺术以及艺术教育的研究，则相对较为欠缺。在近代艺术研究方面，学术界一直存在着重南方、轻北方的现象，对于北方艺术的研究相对薄弱。从这个角度来讲，冰莹针对天津1900至1949年早期现代艺术的研究，填补了北方区域近代艺术史研究的空白，打破了以往中国早期现代艺术研究过度聚焦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等南方艺术核心区的研究惯性，为中国现代艺术史的整体建构补上了关键的一块拼图。

上面谈的是这部书的学术价值，拉回到我们今天，现在一直在讲城市更新，所谓的城市更新，离不开文化艺术的蓬勃发展，这是一个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所以要把天津建设好，深入挖掘它的历史底蕴具有重要价值，我觉得这是冰莹这部书的现实意义。祝贺冰莹，希望天津美院的青年学者能够把个人的学术追求、艺术理想融入天津的发展进程，为天津的艺术发展、城市建设发挥更大的创造性作用。

《天津早期的现代艺术研究》这部书研究天津20世纪前50年的现代艺术发展，我对天津这段时期的艺术文化一直非常感兴趣。我认为研究天津，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文学艺术也好、历史社会也罢，这50年都是特别值得去研究的。因为它非常特殊，天津在20世纪的前50年，有很多特殊的地方。比如受到西方的强烈冲击，天津作为一个港口城市，相较于内陆这种冲击明显要大得多。而且之后不久，北京不再是首都了。我们现在说北京对天津有很大的虹吸效应，人才等都会被吸走。但在那个特殊时期，它正好是倒过来的。天津对北京产生了虹吸效应。那些遗老遗少、前朝的大臣、北洋政府下野的官员、失势的军阀甚至清朝的废帝，都因为各种原因纷纷移居到天津。这些人有钱，有一些残存的势力，有的还有一定的文艺功底。他们的到来客观上带动了天津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快速发展。所以天津这段历史非常特殊，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这部书让我特别感兴趣的还有冰莹对于现代艺术在天津并未如在上海一般蓬勃发展的探讨。对于冰莹给出的原因，我觉得既切中要害，也很有说服力。这里我想再补充一点，我感觉一个地区文化的发展，它是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累积和沉淀的。就像著名学府，它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慢慢积淀，所以我们常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也”，大楼可以很快盖成，一所大学的精神内核是需要很长时间培养出来的。如果把天津和上海作为我国北方和南方代表城市比较的话，天津和上海文化发展方面的落差恰恰体现了北方和南方的差距。

华夏文明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我国的早期文化中心都在黄河流域的周边省份：河南、山西、山东等，都在我国北方。这些地方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主要发源地。魏文侯时期的“西河学派”，地点在河南；之后的“稷下学宫”，地点在山东，孟子和荀子都曾在“稷下学宫”讲学，荀子在“稷下学宫”还当过相当于现在校长的职务。中华文明的繁荣，在先秦时期达到我国文明发展史上第一个不可逾越的繁荣高峰。中国古代后来再没有出现过能与孔子、孟子、庄子等相比肩的的先贤。一直到唐代，文化中心还都还在在北方，优秀的人才也大都出生在北方。把唐代著名诗人的出生地统计一下的话，会发现排在前三位的省份都在北方：河南、山西、陕西，这些省份都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比如韩愈、李商隐是河南人，王维、王勃是山西人，王昌龄、杜牧是陕西人。

北方什么时候开始逐渐丧失了文化中心地位的？追溯源头要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开始，燕云十六州覆盖了如今北京、天津全境，石敬瑭就是历史课本上提到的那个“儿皇帝”。割让之后，燕云十六州历经辽、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直到明朝，这片土地才重新回归汉族政权掌控，中间间隔了近五百年时间。在这近五百年的时间里，南北方从文化到人才的差距逐渐拉大。明朝虽然收复了北京，恢复了汉政权，明成祖还把首都定在北京，但全国的文化中心依旧在南方，画家、诗人等顶尖的文化人才也大多集中在南方。晚明时期文艺的兴盛、商品经济的繁荣、资本主义的萌芽，主要都集中在江南地区，南北发展的差距在明代就已经非常突出了。

冰莹在《天津早期的现代艺术研究》中对明清时期天津考中进士和举人数目做了统计，共2134人，而同一时期上海地区考中进士和举人的数目是4000多人。明清科举实行“‌分区定额制”，即按省份或地区分配录取名额，旨在照顾文教落后地区，平衡全国发展。由于江南地区文教发达、人才密度高、竞争激烈，于是出现了不少跨省应试的“科举移民”，类似今天的“高考移民”。所谓“科举移民”主要就是江浙等地考生暗地流入西南、西北及京畿地区（今河北、北京、天津）等相对录取率高的省份。明清两代朝廷虽然对发现的“科举移民”施以严惩重罚，但因为江南地区科举录取几率太低，所以“科举移民”一直屡禁不止。

所以，我认为研究近代津沪艺术发展的差距，应该把这些历史发展、社会变迁对人文环境的影响等因素考虑进去。上海现代艺术的蓬勃发展，独领风骚，与上海及整个江南地区发达的文化环境密不可分，这也是上海至今能够在很多领域始终保持领先的重要原因。

张世斌，天津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院长。此文为在《传统与变革：天津早期现代艺术研究》新书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