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理化学博士到亚太区掌门人，要相信你可以做任何事！

1979-1989年间，李政道、吴瑞（Ray Wu）、William von Eggers Doering和陈省身（Shiing-shen Chern）通过物理、化学、生化、数学四个中美博士生考试与申请项目（China-US PhD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s, CUS-PhD-EA）选派1700余人赴美攻读博士，培养了大批顶尖人才。该系列访谈旨在通过展示这些校友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中国乃至全球发展所做出的集体贡献，彰显这些项目不仅对中国，也对全球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我叫王艾英，我是CUSPEA项目最后一期（1986年）的受益者。我的博士专业是物理化学，拿到博士学位以后直接进入工业界。我也做了一些研发类的工作，最有意义的有一项研发工作是做圆珠笔。可能大家会想，圆珠笔的墨水有什么好做的呢？但是我觉得很有意义，它有水质的、油质的，还有可擦性的。因为那份工作我有14项专利，所以还是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后来我在米其林也做过研发，大家可能觉得轮胎很简单，实际上轮胎有十几个不同的层次，我做过哪些配方，所以这都算是学了化学之后做的一些应用研发工作。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就去了工厂。我在美国有管理过800人的生产经历，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后来伊顿公司叫我去做它的亚太区业务，包括销售。我没做过销售，我做过研发、生产，但那份工作也让我学到很多。

我现在在一家瑞典公司做垃圾收集系统，负责亚太区的业务。我是一直对环境非常重视，可能我想改变世界，所以这份工作出现以后，我觉得我可以的。

墨子沙龙：您是什么时候加入CUSPEA这个项目的？这个项目对您人生的选择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艾英：CUSPEA一共有五期，我是86年的最后一期。这个项目对我而言，可以说是颠覆性的，它改变了我的人生——它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20岁就能看到不同的世界。我在中国长大，同时又看到美国的不同，给了我机会去判断、去过滤，把两个国家最好的东西努力放在自己身上。没有CUSPEA，我觉得我不会有今天这种格局和状态。

此外，它还影响到了我的下一代。首先，我有三个孩子，这在我这个年龄的人当中是很难得的。其次，我觉得CUSPEA、CUSBEA这些人，包括我们的孩子，改变了中国人在美国的形象。我刚去美国时，大家都会问你是不是家里开餐馆的，或者是不是洗衣店的。好像我必须得开餐馆才行，我不能在这里做科学家、读书、做高管。我觉得我们用实际行动让大家看到，我啥都可以做。开餐馆没问题，但我也可以做科学家，也可以去孩子的学校讲职业发展、鼓励学生。所以我觉得非常感恩，它改变了我们中国人的形象。

墨子沙龙：您觉得现在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王艾英：最大的成就，第一个是我有三个孩子。大家都觉得我是女强人，做到首席执行官很自豪，但我倒真没这么想——我觉得有三个孩子，他们能够负责、关心社会、爱自己，这是我最大的成功。

至于职业生涯，来到中国是我觉得最大的进步，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出更大的不同。原来在美国生活时，我没有太意识到CUSPEA给我带来的好处，因为已经习惯了——从20岁到45岁，不知不觉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但一旦回来才发现，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可以让团队更好。我回来是14年前，中国团队非常好学，反应快、有中国速度，这让我觉得真棒！

墨子沙龙：您在美国领导800人的团队，在中国也有非常大的团队，在管理不同市场的团队时，您觉得最重要的跨文化领导力是什么？要怎么协调全球战略和本地执行？

王艾英：我觉得首先要认识到不同。对于多元化，我是抱着非常开放的心态去拥抱，以一种尊重和包容的态度去交流。每个国家都有它的优势和优点。我们中国团队特别好，但敢于发言算是一个弱势，我就要去鼓励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同样，印度团队可能讲得多一些，我会说：很好，但接下来你需要把具体方案给我。所以对多元化一定要抱着开放的心情去拥抱，否则团队很难合作。

作为跨公司的领导，我觉得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起到桥梁的作用。我首先要让团队把事情做好，然后用各种方式去表达，转发邮件、汇报成功案例，一直去推广我的团队，让总部对整个团队有信心。这会让总部对我们团队有信任感。

至于本地化，从我来的第一天就面临这个问题。跨国公司有很多成本高、速度慢的问题。如果一切都要靠总部协调解决，会很困难。所以我们要去说服对方，把好的产品带过来，降低成本、提高交付，同时让团队发展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桥梁的概念。我鼓励团队敢于发言，我自己也敢于发言，有道理就要说清楚。在文化冲突中，有时候会遇到不被尊重的情况，我也会说出来。在跨国公司做领导，如何赢得尊重，就是要做正确的事情，该说的就要说。

墨子沙龙：基于您的成就和成长背景，您觉得女性领导者可以为科技和工业行业带来哪些独特价值？您对有志于进入领导层的女性科研人才有什么建议？

王艾英：我进过两次世界级的榜单。第一次在伊顿时进入福布斯技术榜，我觉得可以理解。后来进了“最具影响力女性”前50，我有点吃惊——因为上榜的都是沃尔玛、亚马逊、华为、通用电气这些大公司，而我的公司很小。我就去问福布斯，他们说我们不光看公司，还看个人。所以我想给大家鼓励，不需要非在大公司才能进榜，我就是一个好榜样。

在美国时，我不太讲女性、包容这类话题，我觉得好像没问题。但到了中国以后，我开始想做点什么。我原来以为 “妇女能顶半边天”，但当我看到中层及以上管理层时，发现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我开始参与女性领导发展项目，首先自我检讨——我觉得任何事情从自己做起，女性自己不要设障碍，这是第一点。我碰到很多人说不要学化学、不要学计算机，我不是鼓励你学什么，其实什么都可以学。希望年轻一代不要再为自己设限，更不要为自己的孩子设限。

在职场，我发现问题后，就会比较活跃地做指导，告诉女性要有信心、要站起来。我觉得在中国环境下，可能是教育中对平等概念认识不够。所以我会出去呼吁——一方面女生要站起来，另一方面男生要给予支持，希望高层领导去辅导和指导，重视女性的贡献。

我现在参加这些活动比以前活跃很多。因为我注意到，大公司也好，个人也好，你做很多事情可能不见得有用，但如果你不做肯定没有用。很多多元化的举措不一定管用，但如果你停止，比例会立即下来。我比较注重创造平等环境。

至于对下一代女生，我鼓励每个女生都意识到——你可以做任何事，你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