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城市的悖论：“美丽税”正在困扰欧洲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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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认为，一座城市越漂亮、越舒适、越有文化魅力，就应该越有竞争力。

历史悠久的街区、优美的建筑、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文化活动、高品质的公共空间……这些因素无疑会提高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也会吸引更多人才、资本和游客。

但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实践教授、咨询公司Spark X创始人萨米·马赫鲁姆（Sami Mahroum）近期在法国《世界报》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概念：

“美丽税”（taxe de beauté）

他的观点是：一座城市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宜居，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当城市的美丽达到一定程度后，如果管理方式不当，它可能会产生一种反作用——让住房越来越昂贵，让创业越来越困难，让年轻人越来越难以进入，让企业创新空间越来越有限。换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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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魅力可能从一种优势，逐渐变成一种成本。

城市的美丽，

为什么会变成一种“税”？

马赫鲁姆并不是反对城市美化，也不是认为历史保护、文化建设和改善生活环境没有价值。

相反，他承认这些都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

真正的问题在于：

当一座城市已经足够宜居之后，继续投入资源提升“美丽”，是否还能带来同等程度的经济回报？

例如，一座城市建设了更好的公园、更漂亮的街区、更严格的建筑保护制度、更高标准的环境管理，这些都会提高居民的生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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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与此同时没有增加住房供应，没有扩大商业空间，没有支持新企业成长，那么城市新增的价值可能不会转化为更多生产力，而会更多体现在：房价上涨；土地价值增加；商业租金提高；生活成本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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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城市的美丽带来的收益，可能更多流向拥有土地和房地产的人，而不是创造新财富的企业和劳动者。

这就是马赫鲁姆所说的“美丽税”。

一个关键区别：

宜居，不等于高生产力

马赫鲁姆引用经济学研究指出，一个城市拥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具有同样强大的经济创造能力。

简单来说：

“住得舒服”和“创造财富”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一座城市如果因为：高水平大学；先进科技产业；密集的人才交流；完善的基础设施；强大的企业网络；

而变得更有生产力，那么工资上涨、房价上涨、土地升值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企业在那里创造了更多价值，人们愿意支付更高成本。

但另一种情况是：

城市只是变得更漂亮、更适合生活，却没有同步提高经济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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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价格上涨就可能成为一种负担。

居民为了留在这里，不得不接受更高房租和更高生活成本；企业则需要承担越来越昂贵的办公空间；年轻创业者和新进入者则发现，进入这座城市的门槛越来越高。

最后，城市可能出现一种矛盾：

它吸引了更多成功人士，却越来越难产生新的成功者。

欧洲城市正在面对这种困境

欧洲许多城市花费几十年时间打造自己的吸引力。

例如：保护历史城区；修复传统建筑；发展文化产业；改善公共交通；打造高品质城市空间；强化环境和美学标准。

这些努力让欧洲城市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目的地之一。

巴黎、佛罗伦萨、威尼斯、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哥本哈根等城市，都拥有极高的生活品质和文化影响力。

然而，成功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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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美丽与创新空间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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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是一个典型案例。这座城市拥有世界级的文化资源：历史建筑；博物馆；艺术氛围；时尚产业；高品质城市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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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巴黎的魅力也推高了成本。

市中心住房价格长期高企，可用于商业和创业的空间越来越有限。

对于已经拥有资产的人来说，巴黎依然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城市。

但对于刚毕业的年轻人、小企业创业者、新进入市场的公司来说，高昂的租金和严格的城市规则可能成为巨大压力。

结果是：巴黎越来越适合消费和生活，却越来越难成为低成本创新实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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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罗伦萨、威尼斯和巴塞罗那:

旅游繁荣背后的问题

一些欧洲旅游城市也出现类似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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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它们拥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和文化魅力。

但是，当城市价值主要来自旅游吸引力时，就可能出现：房租上涨；本地居民减少；商业空间转向旅游消费；创新型企业减少。

城市变得越来越适合游客，却未必越来越适合年轻人创造新的事业。

在这些地方：消费比创造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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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旧金山：

创新中心也可能变成高门槛城市

这种问题并非欧洲独有。

美国旧金山湾区就是另一个例子。

这里拥有世界顶级创新能力，是科技公司的重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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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长期住房不足导致：房价极高；租金昂贵；普通劳动者进入困难。

对于已经成功的人来说，这里仍然充满机会。

但对于刚开始创业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没有高收入或者家庭财富支持，进入这个生态系统越来越困难。

城市仍拥有创新能力，却开始限制新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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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伦敦和纽约

没有完全陷入同样的问题？

伦敦和纽约同样昂贵。

高房租、高生活成本提高了进入门槛。

但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仍然拥有非常强大的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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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传媒、商业服务、国际贸易等行业持续创造大量经济价值。

因此，高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被更高的生产效率抵消。

问题不是“城市贵不贵”，而是：高成本是否对应更高的创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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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加坡和迪拜：

另一种城市发展模式

马赫鲁姆认为，一些城市提供了不同答案。

新加坡：把宜居和产业结合。新加坡拥有高品质生活环境，同时重点发展：金融；生物科技；高端制造；国际物流；区域总部经济。

它没有让城市美丽成为唯一目标，而是让城市环境服务于经济发展。

迪拜：用开放换取增长。迪拜通过：航空；国际贸易；金融服务；商业中介，将城市吸引力转化为经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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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允许“不完美”带来创新。深圳则代表另一种思路。按照传统欧洲城市标准，深圳可能并不算最精致、最完美。但它具有几个特点：对企业试错更加包容；城市扩张速度快；土地和空间供应更灵活；鼓励产业变化。

马赫鲁姆提出一个形象的说法：欧洲往往对“混乱”征税，而深圳则对“混乱”给予补贴。

这里的“混乱”并不是无序，而是指创新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

城市未来关键：

不让美丽成为门槛

马赫鲁姆认为，城市发展的真正挑战，不是选择“美丽”还是“经济”。问题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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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美丽成为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不是发展的障碍。

当城市达到一定宜居水平后，下一步重点应该从“继续美化”转向：

建设更多住房；简化城市规划规则；增加商业和创业空间；支持年轻企业成长；改善交通连接；容忍更多创新尝试。

因为真正有生命力的城市，不只是保存过去，也必须允许未来发生。

“美丽税”的本质：

成功不能成为排他性资源

一座城市因魅力而成功之后，往往会形成保护这种稀缺性的利益群体：

房地产拥有者希望维持高价格；

传统行业希望减少竞争；

保护组织希望限制变化；

已经进入城市的人希望保持现状。

于是，美丽从一种公共财富，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

最终：

富裕者可以享受城市的美好；

拥有资产的人获得升值收益；

但年轻人、创业者和新进入者承担更高成本。

这就是“美丽税”的真正含义。

一座城市最大的成功，不应该是让过去变得越来越漂亮，而应该是让未来仍然有机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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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优秀的城市，不仅值得居住，也应该允许新的企业、新的想法和新的人不断进入。

因为城市的美丽，最终应该降低创造未来的成本，而不是提高它。

文字：K

审编：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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