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祥松｜墙外的北风

凡是看史书的人，大约总难免生出一种“不过如此”的感慨来。

史官们挥舞着兔毫笔，在黄卷上涂抹些“受命于天”、“大义凛然”的字样，仿佛每一块龙椅的下边，都垫着千斤重的道德与文章。

然而若是把那层厚厚的金粉揭开，露出里面的骨肉与血污，你便会赫然发现，那高高在上的“万岁爷”，有时竟连寻常巷陌里的无耻小儿都不如。

比如公元九三六年的那位石敬瑭先生。

彼时他还是后唐的节度使，镇守着太原。

皇帝猜忌他，大约是嫌他饭量太好，或是脸色太阴，总之是起了杀心。

石先生是明白人，知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道理，与其等死，不如造反。

造反本来是五代十国时的常态，今天你杀我，明天我砍你，无非是换个名号，抢几个女人与金帛，老百姓也早已麻木，连眼皮都懒得抬一抬。

然而石先生觉得自己的力气小了些。

太原的刀枪虽利，到底敌不过四面八方涌来的朝廷大军。

他坐在帅府里，盘算来盘算去，忽而福至心灵，想到了塞外的契丹。

契丹人是有马的，而且是成千上万的铁骑。

倘若能借得这股风，吹倒后唐的木架子，龙椅便可唾手可得。

只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连城隍庙里的泥塑神仙，受了香火还要保佑人无病无灾，何况是嗜血如命的异族君主耶律德光？

石先生开出的价码，委实是大方得令人咂舌。

第一，认耶律德光当“父亲”。

那时石先生四十五岁，耶律德光比他小了近十岁。

四十多岁的大汉，拜三十多岁的人作爹，这在寻常人家，大约是要被唾弃得连祖坟都保不住的。

但石先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口口声声自称“儿皇帝”。

第二，割让十六个州。

即所谓的“燕云十六州”——也就是今日的北京、大同这一带。

身边的将领刘知远大约还有一点未曾死绝的良知，或是觉得这买卖亏得太离谱，急忙劝道：“认爹当臣子，已经够耻辱了；割地是把自家的命门交给别人，万万不可！”

刘先生的意思很明白：尊大人为父，不过是嘴皮子上吃点亏，日后翅膀硬了，大可翻脸不认账，再骂一句“老贼”便是；可那十六个州，却是太行山与燕山山脉的要隘，是中原大地的门闩。

门闩一旦拔掉，人家的骑兵便可如履平地，想什么时候来打秋风，就什么时候来打秋风。

然而石先生摇了摇头。他那双精明而狭隘的眼睛里，大约只有那张黄灿灿的龙椅。

门闩算什么？后人的死活算什么？只要今日能穿上黄袍，听一听“万岁”的呼声，莫说是叫爹，便是叫爷爷，叫祖宗，也是极其划算的。

于是契丹大军浩浩荡荡地南下了。

铁蹄踏碎了后唐的河山，也踏碎了中原防线的最后一道屏障。

石先生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龙椅，史称“后晋高祖”。

他在位六年，勤勤恳恳地当着他的“儿皇帝”，每逢契丹使者到来，都要叩头谢恩，送上无数的金银财宝、锦绢美女。

这大约是历史上最昂贵的一张龙椅了。

石先生只坐了六年便咽了气，留下一具腐烂的尸骨和满城的骂名。

可那笔账，却并没有随着他的死亡而清算。

相反，这笔巨额的债务，利滚利，滚成了后世四百年中原百姓的噩梦。

燕云十六州一失，北方的门户大开。

没有了太行山和燕山的高峰阻隔，没有了关隘的坚城固守，中原的平原大地，在游牧民族的铁骑面前，便如同一个脱光了衣衫的妇人，任人宰掠。

宋朝建立之后，历代皇帝都悬着一颗心，做梦都想着把这十六州赎回来、打回来。

赵匡胤算是个英雄，攒了满库房的金钱，准备去向契丹人“买”回土地；后来的赵光义带兵北伐，结果被人家打得骑着驴车逃命，连大腿上都中了箭。

宋朝的花花绿绿的文官们，写了无数篇慷慨激昂的文章，骂石敬瑭是“千古罪人”，可骂归骂，面对那呼啸而来的北风与弯刀，除了奉上“岁币”，战战兢兢地苟延残喘之外，竟毫无办法。

这一等，就是四百年。

四百年间，黄河两岸不知流了多少人的血，不知烧毁了多少村庄与城池。

中原的人民在战乱与屈辱中挣扎，今天降辽，明天降金，后天又沦为蒙古人的蹄下之泥。

这一切的源头，不过是因为四百年前，有一个叫石敬瑭的聪明人，为了自己能当六年的皇帝，顺手把门闩卖掉了而已。

直到明朝的徐达率军攻破大都，这片土地才重新回到汉人的手里。

然而四百年的时光早已逝去，四百年的血泪早已干涸，当年的石敬瑭，骨头大约都已被野狗嚼碎成了泥土。

史书上说石敬瑭是“奸雄”，我倒觉得他不过是一个极纯粹的“奴才”。

中国的历史，大约可以分为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时代，一种是脱离了奴才而做成了主子的时代。

石敬瑭先生则是创造了第三种境界——为了做主子，宁可先去当最卑贱的奴才。

在他看来，只要能骑在亿万老百姓的头上作威作福，给远方的异族当个儿子又算得了什么？

百姓的死活，国家的存亡，在他那颗精打细算的脑袋里，不过是筹码罢了。

只要筹码够大，连祖宗的颜面也是可以按斤两出售的。

可怕的倒不是一个石敬瑭。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石敬瑭从来不是孤例。

每逢风雨飘摇之际，总会有那么一些聪明绝顶的公卿大夫，或是坐镇一方的节度使，站出来做同样的买卖。

他们嘴里喊着“拯救苍生”或是“迫不得已”，手里的契约却签得比谁都快。

他们用后人的脊梁骨去换取眼前的花红柳绿，用子孙的血肉去垫高自己的坟墓。

而后人的记性，往往又是极差的。

当灾难降临时，人们只会捶胸顿足，痛哭流涕，骂一骂当年的奸臣贼子；可一旦风平浪静，大家便又围着新的龙椅，高呼“万岁”，仿佛那门闩从不存在，那屈辱也未曾发生过。

北风依然从太行山吹过来，带着黄沙与血腥气。

我翻开史书，字缝里密密麻麻写满的，不过是“自私”与“苟且”四个大字。

石敬瑭的龙椅早已坍塌，后晋的江山也早成了灰烬，可那股卖国求荣的馊味，却历经千载，依然在历史的廊道里飘散不绝，熏得人直想呕吐。

这大约就是所谓的“历史的教训”罢——只是这教训，代价实在太大了些，大到了四百年的苍生，都用白骨替他付了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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