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以为是挂满奖章的人才，其实不过是受“非升即走”考核的耗材

8月5日凌晨，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刘海明教授走了。

突发疾病，抢救无效，终年38岁。讣告上列着一长串头衔：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专家、博士生导师、正处级院长。本硕博全部就读于山东大学，2016年博士毕业，入职山东财大任副教授。三年后，31岁晋升教授。又三年，博导。今年1月，刚履新院长。

从讲台到项目，从论文到行政，从带学生到管团队——他用9年走完了很多人一辈子都追不上的路。

然后，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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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里有人转发消息，配了一句：“太拼了。”底下跟了一排蜡烛。没人问拼的是什么，为什么拼，值不值得拼。好像所有人都心照不宣——高校里那个叫“非升即走”的东西，早就把“拼”变成了常态，把“不拼”变成了奢侈。

刘海明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2026年刚过半，至少二十一位高校中青年教师突然离世。平均年龄四十四岁。他们大多处在非升即走的紧要阶段，不是忙着赶项目，就是在拼职称。三十到三十五岁的科研人员中心血管异常比例比前一年增加了近一半。山西传媒学院副教授秦秀宇，39岁，在本科答辩现场突发心梗倒下。苏州大学薛艳华，36岁，博士毕业才8年，手头有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太原学院武冬莲，47岁，教书24年，走前三天还在回复学生邮件。

一条接一条。每一次都是“优秀”“年轻”“潜力无限”。每一次也都是“突发”“抢救”“猝不及防”。

有人把这归结为个人体质，有人说是运气不好。不过如果你把那些讣告并排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规律，那就是他们几乎都处在同一个系统里，承受着同一种压力，遵循着同一套时间表。

白天上课、开会、填表、报销；晚上写本子、改论文、回邮件、盯数据；周末是“隐藏工作日”。一份申报书反复修改十七遍，最后一次在凌晨三点发给领导，四点接到电话要求再增加一页内容。这不是个例，这是日常。

然后7月31日，同济大学扔出了一颗更大的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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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26年度全校专业技术评聘及考核续聘工作的通知》白纸黑字写着：全校所有专业技术岗位实行聘期考核管理，不再签订长期聘任协议。预聘教师每三年考核一次，长聘教师每六年考核一次、每三年中期考核。考核不合格？降薪、低聘、暂停招生、校内转岗、转入才中心分流、不予续聘。一套完整的“职场劝退梯度指南”。

以前进了名校是“娶了媳妇熬成婆”，现在成了“终身竞业协议”。那个“搞不动了也能躺平”的梦，碎了。

舆论炸了。有人叫好，说早该治治那些拿了长聘就躺平的教授。有人担忧，说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性大，三年一考不是在逼人注水论文吗。耶鲁一位教授甚至开喷“社会达尔文主义”。

可所有人讨论的焦点都整齐划一地落在同一个问题上：教师该怎么活。

很少有人问另一个问题：人是怎么没的。

刘海明31岁评上教授，是天赋，也是拼命。他研究的是公司金融、货币政策、金融中介，还跨进了“人文经济学”的交叉地带——两个高强度的赛道同时奔跑。他虽然不受非升即走的压力考核，可课题结项的截止日期追在身后，学生等着指导，学院等着成果，家里还有房贷和娃。

学院等着成果，家里还有房贷和娃。这句话里藏着一个几乎无法破解的困局：往前跑，身体扛不住；停下来，生活扛不住。

而考核制度的设计者似乎默认了一个前提：人的精力是无限的，人的身体是不会报警的，人的生命是可以用论文数、项目数、经费数来换算的。

于是，一个悖论诞生了：高校一边在考核标准上不断加码，一边在讣告里惋惜人才早逝。

考核周期越来越短，成果要求越来越高，角色叠加越来越多。三年一小考，六年一大考，容错率极低。论文、课题、经费、获奖，每一项都标好了分值。教书、科研、行政、社会服务，样样不能落下。谈学术可以滔滔不绝，谈压力往往只能苦笑一句“还行”。

“还行”。这两个字，是多少青年学者最后一道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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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讽刺的是，2025年教育部就提出要“减负”、要“破五唯”，中央也发了弘扬教育家精神的意见，强调减少考核、保证时间、加强身心。但到了下面，高校还在拼命追逐“双一流”指标，院系打分仍然看重论文、项目和经费。有位老师私下说了一句话，听着轻松，分量却很重：“政策是好的，落实却要看院长的良心。”

可惜，良心这东西，从来不在考核指标里。

我们怀念刘海明，不仅因为他年轻、优秀、前途无量。更因为，他本可以有更长的时间，去教更多学生，写更多文章，看更多风景。一个38岁就评上教授、博导、院长的人，放在任何评价体系里都是“人才”。但在这个体系里，他同时也是“耗材”——被使用、被消耗、被替换，用完即弃。

那些写在讣告里的头衔——万人计划、泰山学者、博导、院长——每一枚奖章背后，都对应着数不清的深夜、改不完的稿子、赶不完的deadline。你以为那是荣誉的勋章，其实那是消耗的记录。

消耗完了，换下一个。

武冬莲帮学生垫付过医药费的事没写进讣告，薛艳华养的三只猫没人提起，秦秀宇手机里存着三十七条未发送的语音留言，都是给学生做的反馈。有个学生在下面留言说：“我怕以后死了，大家只记得我发了几篇论文，没人记得我给猫取名叫小满。”

这些话，比任何学术论文都更接近真相。

高校的考核制度，本质上是一台精密的筛选机器。它不关心你几点睡觉、吃没吃饭、心脏舒不舒服。它只关心你发了几篇论文、拿了几个项目、评上了什么职称。它把复杂的人压缩成简单的数字，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可替换的零件。

你以为是人才，其实只是耗材。你以为是终身教职，其实只是定期合同。你以为挂满奖章就能高枕无忧，其实下一个考核周期已经在倒计时了。

刘海明们用生命提醒了我们一件事：在“非升即走”的规则里，升上去的人未必赢，但走掉的人一定输。 而赢的人，也不过是活到了下一轮考核的起跑线上。

同济的改革还在继续，更多的考核还在路上。但当我们谈论“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时候，能不能顺便也谈谈“能活” ？

毕竟，再优秀的教授，也得先活着。

秦秀宇最后的朋友圈里常写“再撑一撑”。薛艳华失眠严重，几次请假被驳回。刘海明走之前，没人知道他身体已经到了极限。

“再撑一撑”——这大概是一代青年学者最后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