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西方哲学范式中的种族主义——访美国瓦萨学院詹姆斯·门罗·泰勒哲学讲席教授万百安

作为西方知名汉学家，美国瓦萨学院詹姆斯·门罗·泰勒哲学讲席教授万百安（Bryan Van Norden）深耕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30余载，致力于探讨哲学在人文学科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他主张学术界应进一步发掘中国哲学、印度哲学、非洲哲学等非西方哲学的价值，以思辨性的书写倡导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开启多元文化对话。近日，万百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从中西比较视野的角度畅谈中西哲学思想。他犀利地指出，如今，西方主流哲学变得愈发狭隘，不少西方高校将亚洲、非洲和美洲原住民的哲学排除在哲学核心教学体系之外。这一现象可被归因为西方哲学范式中的种族主义。

万百安（Bryan Van Norden） 受访者/供图

中西哲学在发源早期存在相通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

有观点认为，早期中国哲学更重视天人合一、心物相容，而早期西方哲学更重视身外的客观世界和抽象理性世界，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期超越感性、超越经验的哲学范式。您对此作何评价？

万百安：这种观点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它强调的是中西哲学的差异。事实上，在哲学发源的早期，中西哲学之间的共通点比大多数人认为的要多。从传统意义来看，中西哲学均围绕着四个问题展开探讨：何为幸福的生活？需要具备哪些品格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如何培养这些必要的品格？人类的本性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培养并运用这些品格以实现幸福生活？

此外，在哲学诞生之初，中西哲学对宇宙起源与世界本质都有着深入探讨。在18世纪的西方哲学界，“存在巨链”（Great Chain of Being）是较为流行的概念。这一概念界定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定位，其理论起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例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均对此有过相关论述。这一点与中国哲学家周敦颐的宇宙演化论有相似之处。

在中西方多种语言中，我们都能找到与这些哲学命题相对应的术语。例如，“幸福生活”在古希腊语中被称为“eudaimonia”，字面含义是“善的神圣使者”，也即如果有一位天使在守护你，你会过上怎样的生活。当古罗马人最早接触到古希腊哲学时，他们使用“beatitudo”一词来翻译这一概念。“Beatitudo”字面含义为“至上的精神幸福”，指代一种终极幸福与灵魂圆满的状态——该词延续了古希腊哲学中“幸福生活”与神的恩赐之间的关联。一些西方哲学家也常常使用“flourish”一词来表达这一概念，这是一种偏向生物学层面的隐喻。

而在中国文化中，理想的生活方式被描述为“人道”，即用一条道路的隐喻，传达出基于生命尊严的价值观。“人道”在中国哲学中与天道、地道并称，该哲学思想于12世纪由阿拉伯学者传入欧洲，深刻影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演进。尽管这些隐喻所强调的内容各不相同，但中西方语言和文化都相信，某些特定的生活方式优于其他生活方式。

中西传统哲学对人类本性均有深刻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报》：

谈到生活方式，您如何看待中西传统哲学对于“美好生活”的具体定义与标准？

万百安：在西方，哲学家们设想了三种主要的生活方式：第一种是追求理论探索与认知深度的生活，例如，成为纯粹意义上的科学家；第二种是为社会福祉而工作的生活，例如，成为政治家；第三种是类似宗教修行的生活，例如，成为基督教或佛教中的隐士。儒家哲学对于“美好生活”的定义更注重家国情怀，终极理想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如孔子所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纵然每个人都希望过上美好生活，但并非所有人都能真正实现这一愿望。这是因为一些人缺乏能够实现美好生活所具备的优良品格，即“美德”。那么，一个人要过上美好生活，需要具备哪些品格？柏拉图认为，最重要的四种美德是智慧、正义、勇气和节制。这四点与孟子提出的四条伦理原则不谋而合——仁、义、礼、智，西汉董仲舒将其扩展为仁、义、礼、智、信。

在我看来，孟子所提出的伦理规范非常合理。“仁”指代对他人怀有同情心，当别人快乐时自己也快乐，当别人悲伤时自己也悲伤，并根据这些情感作出恰当的反应与行为。“义”指代因未能履行自己的责任而感到羞耻，尤其是在面对财富、权力等诱惑时。“礼”指代通过社会习俗包括正式礼仪等事项，向他人表达尊重与敬意。“智”则指代善于思考如何实现自身目标的实践能力，以及判断他人品行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培育美德是一件较难的事情。柏拉图认为，道德教育始于理论教育。在他看来，学习数学能够锻炼一种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的思维，而这正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所必需的。无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著作还是西方传统哲学著作，都对人类本性作出了清晰的解释。在中西方多种语言中，也可以窥见这一点。英文用“nature”来表达该含义，源自拉丁语“natura”。希腊语中对应的词汇为“physis”，汉语中对应的词汇为“本性”，指代人类与生俱来的倾向。

众多中西哲学家都认为，任何关于人类如何过上美好生活、如何培养美德的理论，都必须基于人类实际生存状况提出，才显得合理。在此有一点值得一提：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并不善良，需要通过后天的习惯培养、修身养性等才能变得善良，这一观点实际上与荀子的“性恶论”十分相似。在荀子看来，人性本恶，需要礼法约束与礼义教化。

中国实践哲学影响深远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不少西方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的思想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启发。例如，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坦言，在实践哲学，也即将伦理运用于现实生活与政治准则方面，中国人超越了西方人。对此，您如何看待？

万百安：当西方耶稣会士首次接触到儒家思想时，他们认识到这是一种深刻的哲学体系。16世纪，欧洲耶稣会士将《论语》引入欧洲，并用拉丁文译出。事实上，耶稣会士并非唯一热衷于中国哲学的西方群体。德国知识分子莱布尼茨就称赞中国伦理学比西方伦理学更为实用。他认为，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二进制算术，即西方现代计算的基础。

德国另一位知识分子、西方启蒙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沃尔夫也大力称赞中国实践哲学。1721年，他发表了一场公开演讲，称我们可以从儒家思想中建立一种伦理体系。当时，沃尔夫的言论在西方极具争议，导致他失去了教授职位。幸运的是，沃尔夫获得了另一个教授职位，并于1730年再次公开讲授儒家思想，称赞中国执政者善于倾听孔子和孟子等哲学家的建议。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弗朗索瓦·魁奈主张自由放任思想。他曾表示，自己深受老子“无为”理念的启发。

西方哲学原有的开放心态有所消减

《中国社会科学报》：

有观点认为，一些西方哲学家选择将中国哲学知识体系排除在世界哲学“经典”知识框架之外，是深受“白人种族优越论”影响的结果。这部分群体将抽象思维能力与“白人种族”绑定，断言非白人学者无法发展真正的哲学。这种偏见被制度化，渗透进哲学经典编纂中，对此您如何看待？

万百安：之前，我提到一些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浓厚兴趣，人们或许会认为西方哲学将继续以此作为欧洲哲学课程的核心内容。然而，如今不少西方高校的哲学系几乎已不再研究中国哲学了。一个可悲的现实是，西方哲学在历史上曾经具有的开放性与接纳性正在逐渐消失。当今流行的所谓西方主流哲学开始变得狭隘，缺乏想象力且带有排外色彩。

我在著作《哲学的价值：一种多元文化的对话》中也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当代西方哲学对东亚、南亚、非洲以及美洲等地区原住民的丰富哲学传统持有淡漠态度。许多欧美大学哲学系选择忽视非西方哲学传统，将亚洲哲学知识体系排除在世界哲学“经典”知识框架之外。

我在瓦萨学院任教期间，曾经多次呼吁推动哲学课程的多元化改革。我坚持认为，亚洲、非洲和美洲等地的非西方哲学传统应被纳入哲学核心课程。

回顾过往，曾经的西方哲学更具有世界性意义，更关注如何让公民过上美好生活。然而，近现代西方哲学已逐渐背离其初心。其中一个原因在于近年来“伪科学种族主义”（pseudo-scientific racism）的兴起，这种思潮成为西方帝国主义为其自身辩护的一种方式。

《中国社会科学报》：

“伪科学种族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原因是什么？这种思潮会带来哪些后果？

万百安：19世纪末西方帝国主义兴起后，欧洲对其他文明的剥削与压迫需要一种合理化解释。这导致了“伪科学种族主义”的兴起。西方著名哲学家康德虽并未发明“伪科学种族主义”，但却积极接纳了这种观念。在关于人类学的讲义中，康德将各民族按等级划分，欧洲白人位居首位。他认为，只有白种人才天生具备一切才能，因此唯有他们才配得上哲学。由于康德影响深远，他的学生和追随者重新编写了欧洲哲学教科书，将亚洲和非洲哲学从一些教科书中抹去。

近十年来，我注意到，西方同行们对传统主流经典之外的哲学思想表现出更为欢迎、接纳的态度，许多西方有识之士也热衷于重新学习亚洲和非洲哲学。然而，不幸的是，在今天的西方，“反智识主义”浪潮逐渐兴起并日益加剧，这使得西方哲学原有的开放心态有所消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责任编辑：王俊美

新媒体编辑：常畅

如需交流可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