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的一个关键选择,让他的人生轨迹处在失速状态,从此逐渐地被边缘化。
1955年新中国大授衔时,陈昌浩昔日的战友和部下不少人都成了共和国的开国将帅,而曾经意气风发的红四方面军政委、鄂豫皖苏区的第二号人物、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此时却早已脱离了军队系统,屈居在一个并不显眼的副部级——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位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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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昌浩
1937年3 月14日晚,西路军在祁连山石窝召开最后一次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会议决定:陈昌浩、徐向前离开残部,化装东返陕北,向党中央当面汇报西路军失败经过,剩余部队分成三支就地分散打游击。
3月16日,徐、陈二人带着由警卫排长肖永银(1955年的开国少将)组成的二三十人的警卫人员出发,为躲避马家军搜捕,缩小行动目标,不久即遣散警卫人员,仅两人结伴潜行。行进至甘肃山丹大马营子一带时,投宿在湖北籍行医老乡但复三家中。
此时陈昌浩胃病严重发作、身体难以支撑。徐向前考虑到自己的山西口音,长期停留极易暴露,两人商议后决定分开行动。
徐向前独自继续向陕北行进,一路历尽艰险,昼伏夜行,途中还乔装成流浪老羊倌,身穿破旧羊皮袄,靠乞讨充饥。4 月下旬,徐向前在陇东小屯遇到援西军红四军参谋长耿飚的侦察分队,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的怀抱。
6月18日,徐向前顺利抵达延安。毛泽东亲自接见并安慰徐向前:“不要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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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
而陈昌浩则留在老乡但复三家隐蔽休养数月。这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时局逐渐转向国共第二次合作,陈昌浩听说红军在西安设有办事处,便与但复三一起,乘车辗转抵达西安。
此时西安虽已经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但城里仍然住满了国民党的军队,而且特务密探横行,为了安全起见,陈昌浩不敢贸然现身,而是住在旅馆里,让但复三帮他去找八路军办事处,但却一无所获。
无奈之下的陈昌浩只得给在延安的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朱光写了一封信,但出于保密,信的内容写得语焉不详,也迟迟未收到回信。
鬼使神差的陈昌浩,这时竟然没有直接北上延安,而是在但复三陪同下,乘火车南下湖北,回到湖北汉阳的老家与家人短暂团聚,见到了久别的原配妻子刘秀贞和陈祖涛(东风汽车的主要创建人)。
不甘心失败的陈昌浩还想重新拉起一支队伍,随后他又去了大别山腹地的大悟,想寻找红四方面军当年西征后留在当地坚持打游击的高敬亭的红二十八军,但因故没有联系上。遂于8月回到延安。
而更加诡异的是,在一份保存下来的高敬亭就鄂豫皖边情况向中央进行汇报的历史文献中,提及“(此外,于九月五号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八月二十四号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
高敬亭、何耀榜关于鄂豫皖边情况致中共中央信
(1937年9月9日)
中共中央:
兹有位、海、述、宏四位同志给我一封指示信,我于九月七号收到了。我接到这封信就欢天喜地的详读一番,但对客气套言一概不叙,主要我将这里的情形一一简单报告前来。
一、自红四方面军向外开展以后,二十五军亦于二十三年退出了鄂豫皖的苏区,那么就算是干干净净的脱离了上级,孤孤单单的在这一遍片广大的被破坏了的苏区内,东爬西奔的领导一股坚忍的同志向敌人决一死战。可是自二十五军走了以后,这老苏区内只剩下东一点西一点地方的零细武装,对于一股群众被敌人统治势力压迫下受了不小的残害。
二、对于一切地方工作布置,在未接到中央的文件和这次信以前的几年到现在,我们的便衣队散布在这三省边区"赤""白"之间,不过非常零细的,大约要占二十多县的范围,固然是叫他代替的执行苏维埃的政纲法令,但成绩却异常不够。说到正式武装部队,直到二十四年春季才集合一部分力量,正式成立二十八军,其数量不满一千人,但在任务上给了散人很大的打击,也得了很相当的胜利。可是,这几年经过敌人的几次"围剿"以及"追剿"、"堵剿",长期的斗争,我们亦是采取持久战术,积报的游击行动以对付敌人,大的损失也来受到。
三、自脱离上级这几年的当中,我曾派了很多的交通来找上级的关系,恳求指示,但未得到回音,而且每次受绝望损失的结果。同时据这次来信上说,上级派很多的到我处,并带有许多文件,我全无收到,但不知其中到底是何阻隔。
四、在皖西(金山、太湖)方而我派榜同志在该方照料地方工作,方有他派姜同志直接的去找到上级,得到了两种文件,我方知道目前中国革命有了新政策的转变,但我没有具体把握去执行。既而姜同志仍然复去,后来才又得到一封指示(此外,于九月五号收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于八月二十四号寄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信,是陈同志送来的)。
五、关于鄂豫皖的交通我当然是紧急布置好的,以便与上级取得交通的方便。不过该处得前次中央寄来我处的文件,他处迟顿多时,直到我特务团[去]该方游击通碰而拿来的。
六、既已得到中央的几种[文件]及两个信,我已开始提出与国民党议和,停止内战,现也在进行谈判。此时谈判的结果,是白军久驻六七里坪、仙花(宣化〕店、黄坡[站]等地已经撤退,我们已驻扎这一线的地方。
七、各处的地方现已准备集中,但是到处地方工作亦有保持实力的布置。
八、同国民党议和,现在缓和的局面,我们虽然驻在坪、店一带,但白军还有二十五路全部及一 O 一、一○二、八十二、一二七、一 O 五等师和一个独立旅、混成旅,还有十余个保安团以及地方反动武装很多,形式上是企图对峙的情况。上级若不及时派人前来指示,恐马上还有要受到胁制,是因他说要马上调往前线抗战。
九、经过长期的战争到现在,干部完全缺乏,对于军政两方而的工作均受极端困难的。
十、这次陈同志送信给我,我依着该同志送一报告前来,大约内容比这一封信还要详细一点。
十一、对于党的组织,只是下层零细组织,上层未有建立具体机关,遂以我一人一面充当二十八军军政委,一面应付地方各种工作的一切。
十二、因信不详,故特着直惠同志前来,将这几年经过的详情当面报告。
此外,同国民党谈判时,他要我们收集各处便衣队,我尚未收来。以上情形及一切问题,祈上级急急的派一主要负责同志前来,以作主张一切,是为至盼。
此致
党礼
高敬亭、何耀榜
九月九日
高敬亭写给中央的这封信中提及的有关陈昌浩的相关活动,不禁让人细思极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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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敬亭
在中央看来,陈昌浩先是脱队迟归,后又私自南下去大别山找老部队,已经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了,更加恶劣的是,陈昌浩在归队后,竟然又背着中央,使用已不能继续使用的名义(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和总指挥及西北革命委员会)去与老部队建立联系。
陈昌浩是一错再错,是可忍,孰不可忍?
开国少将吕黎平在其回忆录《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中回忆:
1939年8月,陈昌浩从延安随周恩来去苏联。周恩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野营地接见当时在新疆航空队学习的我和严振刚时,顺便告我说: “陈昌浩不仅因为是张国焘路线的坚决拥护和执行者,更主要的是他在西路军失败后,并非如开会时说的那样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情况,而是私自回到了他的家乡武汉,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才到延安。所以党中央决定,需要把陈昌浩这段历史审查清楚,先送他去苏联学习,这次我带他一道赴苏。”
此后,陈昌浩开始了长达十二年漂泊异国他乡的生涯,直到1952 年经中央批准才回国,先是被安排到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任副教务长,1953年调任中央编译局任副局长。运动初期的1967 年因遭受冲击而自杀身亡。
1980 年党中央为陈昌浩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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