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老夏二三事

惊悉老夏去世，思绪翻涌，泪眼婆娑，40年前往事，清晰在目。

我知道，我走到今天，有许多的人需要感谢，有许多的人值得尊敬，但老夏绝对是许许多多里面，那个最当之无愧的，没有之一。

第一次见面

1986年10月，我经17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来到法兰克福。到机场，出海关，在楼梯上就看见楼梯口站着一个清清瘦瘦的男人，50来岁，笔挺地站着。也许因为瘦，显得高大精干。我看到他身后靠墙有一排椅子，椅子全空着，但他不坐，偏偏站着。我当时两个感觉，第一，这里只有他一个人在等，应该不是正常接机的地方，那么他是通过一定方法进来的，他很有心；第二，明明身后的椅子空着，他却不坐，这是对所接之人的期待和尊重，他很谦恭。

在确定我是他该接之人后，他伸出手并自我介绍，我是夏治沔，这便是我第一次见到老夏。因为我进社总共才一年，而且有半年在浙江分社实习，从浙江回京后没多久就开始做出国准备，所以来之前还没有机会认识老夏。

不过，老夏的名头是早就听说了的，他是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更是一位“名记”，是德国问题、欧洲问题、东西方关系报道方面的权威，当时正赶上东西方关系缓和，美苏达成裁军协议，美国开始拆除部署在西德的潘兴II型中程导弹，老夏一篇接一篇的评论，深入透彻，令人叫绝，因此被编辑部爱称为“捣蛋鬼”（导弹专家）。他的稿子，是老编们训我们这些刚进门好手痒痒的小编的好教材，带班编辑递过稿子来时总不忘跟一句，别瞎改，让你抄我还怕你抄错了。

我在毕业分配的时候曾听老师说，新华社有一条，去了之后5年内别想出国。我却成了例外，刚结束实习回到北京，就被确定派驻西德。我的幸运不是天上掉下馅儿饼，据说，这完全是因为老夏。

老夏主动跟总社要人，说，给我派个年轻的来，我来培养。当时的国外这种环境，一是责任大，就怕出事，无论国外生活还是新闻报道，年轻人愣头愣脑，毛手毛脚，肯定更容易出事，对领导来说，显然多了一份风险；二是压力大，总共三五人，一个萝卜多个坑，人少事多，来一个生手，派不上用场不说，还得管着带着，分散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对领导来说，兴许自找麻烦；三是影响大，当时出国还是一种“待遇”，年轻人没有资格，本不该享有这种“待遇”，被抢了这次出国机会的老同事们会怎么想？如果再出点事，会不会“授人以柄”？

老夏要年轻人来培养，没想那么多。文革20年造成的人才断层，让当时很多单位都有点青黄不接。他感觉自己已经年过半百，看身边也都50往上，他想的是，再过几年，我们都跑不动了，该退休了，现在还不培养年轻人，到时候谁来接班？所以，老夏要年轻人，我想他一定能预料到上面种种可能的“自讨苦吃”，但是他还是下定了决心要培养年轻人，那是出于他对他热衷的事业的忧患意识，后继无人，这也许不是他的麻烦，但却是国家新闻事业的麻烦，他责无旁贷。

决定派我驻德之后，人事局、外事局和国际部的领导们找我谈话，抱了同样的一种期待，你是我们派出最快、最年轻的驻外记者，你要给年轻人做个表率，你表现好了，说明这条路子可行，我们以后就可以多派些年轻人出国。我明确感受到肩上的担子不轻，但也让我明白，这样的机会来之不易。

所以，当我在法兰克福机场第一眼见到老夏，我虽有些拘谨，但并不感到陌生。

第一次挨训

老夏给所有人的感觉，都是很谦和，也许从来没有人见过他起高声发脾气。但是，我“有幸”见过一次，就只那么一次，那便是我第一次挨训。

老夏要来年轻人的目的是要培养，他说到做到。我到波恩后，我写的每一篇稿子，不论长短，都是他亲手改写，当时没有电脑，所有稿子都是手写，然后他改，改完后我再誊抄，成为成品稿。每次改完稿，他都要跟我讲解，为什么要这样改，并跟我说，你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讨论。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有时候不同的用词，意思非常接近，但仔细品味，语气态度，就会有那么一点点区别。在国际报道中，尤其在评论时，这样的分寸把握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的新华社，被外国人普遍看成是中国政府的代言人，新华社的态度，代表了中国政府的态度，语气上略有差池，就可能酿成一起外交事件。通过精准的用词，把握分寸，恰到好处，这便是一位国际时事评论员的基本功。

手写稿件，免不了写错涂改，有时候赶时间，或者更多是想偷懒，涂涂改改看着还算干净，就不想再誊抄一遍希望侥幸过关。有一次一篇半页纸的稿件，涂改了好几处，而且居然还出现两个错别字，刚交上去，老夏就把我喊过去，脸色不像平常随和，音量也有点放大，你自己看看，你觉得你这样的稿子能交吗？我给你改稿，但你尊重给你改稿的人吗？

他接着减缓语气说，你不是学新闻的，也不是学中文的，你刚来也还不了解情况，我不能要求你一上来就写出漂亮的稿子来，但是，我希望你首先培养一种认真的态度，一种严谨的作风，作为新闻人，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把稿子甩给我，毋庸置疑地说，拿回去，重写。

老夏的“翻脸”，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从此以后，我不敢再马虎。认真严谨，成了我这个新闻人40多年始终不弃的坚持。我也把这种态度这套方法教给了年轻人，我到欧洲时报德国版做主编，一开始带了两名实习编辑和两名实习记者，将近3年，每一篇稿子都是我亲手改写，虽然已经有了电脑，但我要求他们把每一篇稿子打印出来给我，我用红笔一字一句地修改，改完了给他们讲解，为什么要这么改，也要求他们，有不同意见可以提出来讨论。因为有了电脑，给我的稿子自然不会再有涂改，但有时候会出现错别字，我就跟他们说，我拿到你的稿子，我要先通读一遍，看完全文，找出该修改的地方，然后再仔细看该改的地方，考虑怎么改，改好的地方再读一遍，检查改得对不对，全篇改完还要再通读一篇，这样，一篇稿子我至少要读4遍。我说，你交给我之前自己读过几遍？你如果读过一遍，就不会有那么多错别字，你要是读过两遍，就不能有那么多病句，你要是读过三遍，你的句子就不至于那么冗长，行文就不至于语无伦次表达不清。你连一遍都不肯读，这不仅是对我不尊重，你连自己都不够尊重。我跟他们说，人正常说话，五六字七八字往外蹦，超过10个字气就接不上了，写稿也一样，你要是通篇每句都是十几二十字，你自己读一遍试试，你是不是会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所以，我们的报纸，无论对新闻的态度，还是对文章的要求，十几年保持了一种风格，严谨简练，我们不受网络或自媒体用语的影响，在海外，坚持传播着正统的新闻观和简洁的中国语言文字。

第一次表扬

到了波恩之后，老夏对我说，你先不用想着怎么写稿，你当前的头等大事，是学会开车。不会开车，你就出不去，没有人能带着你跑。所以，他对我的要求，只要驾校能排课，就排上，不要管一天一节还是几节，驾驶理论，自己在家里看，尽快去通过考试。他只给我定了一个原则，在拿到驾照之前，绝不允许自己动分社的车。

我学得很快，10月底到的，第二年1月初就拿到了驾照，总共两个月，在冬天，中间还隔着一个圣诞假，之前连方向盘都没有碰过，这样的速度不容易了。

拿到驾照之后，老夏取消了不让动车的禁令，鼓励我说，没事就开车出去，能跑多远就多远，尽快把开车熟练起来，才能独当一面。

我第一次出长途是去汉堡，波恩过去500来公里。在汉堡一条6车道的交通主干道，我第一次的长途，遭遇了第一场的车祸，而且是撞到了人。虽然警察判定责任不在我，我的车破损也不严重。我找了保险，并把车开到了附近的修车行，然后给老夏打电话汇报。

电话那头传来的第一句话，完全不合我的期待。你处理得很好，不用着急，我给你假，你全处理完了再回来。

没有一丝的责备，而是表扬我处理得好。我等待的应该是，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第一次出门就闯那么大的祸。写到这里，我跟当时一样，眼泪哗哗地下来了。对我一个刚20出头的年轻人来说，第一次出远门就遭遇那么大的事情，我内心的恐慌和自责是可想而知的，挨两句批评，兴许可以让我减轻负罪感，反而能让我心安，然而我却意外得到表扬，这种感知上巨大的反差，每次想到，都会犹如再临其境，让我心动落泪。

多少年，我对别人基本不批评不指责，而是多用肯定，这是经过这次车祸的经历，老夏的第一反应，教会我的做人原则。因为我的体会太深刻了，我做错了事，我已经足够自责，不用批评，我也会吸取教训避免有下一次，批评于事无补，而于人，就算批评得当，也无非给我以一种脱罪免责的安慰而已，但如果批评重了（毕竟警察判我无责），也许我还会抱怨一辈子。

第一次一线

分社一共就那么几人，都是各跑各的，很少一起出差，只有在国家领导人来访时，分社除了个别留守，其余可能全部随行。

老夏要培养我，所以给我所有机会。他说，我都50多了，该有的都有了，你不一样，每一次机会都是对你尽早能独当一面的历练。所以，老夏跟我一起随团，他说他二线我一线，我负责写稿他负责后勤。我感觉，他陪着我一起，只是为了能让我全身心做好报道，而有他在，他能替我把关替我担责，荣誉归我，责任归他。

分了一线二线，自然，在报道中，重要性便有了不同。到了第一站，要住酒店，为了省钱，我们订的是双人房间，这里的双人房间，很少有分开两张小床的，而是一张大床。忙完稿子该睡觉了，老夏抱起一床铺盖说，你睡床我睡地上，你一线，明天还要写稿，要保证睡眠保持精力，我不要紧。我自然不能以一线记者自居，要把床让给他，但他态度坚决不容争辩，坚决不肯睡床，如果是部队，这时候首长肯定来一句，这是命令。不管怎样，他睡在了地上。

睡地上也就罢了，更让我难堪的，还在后面。过去的高访都是一个礼拜，期间要跑五六站，也就是说专机要起起降降五六个机场。我们随团记者跟着上专机，到机场之后有专车，编入代表团车队前有开道一路绿灯到酒店，很是风光。但是我们有发稿任务，尤其是抵达一个国家或一个州府的那条抵达消息，是我们最大的麻烦。稿子不难，无非抵达某地开始访问，接下来将咋样咋样，这样的稿子可以事先写好，等抵达之后立即发出去。因为抵达都在傍晚，也就是国内后半夜，所有的报纸都等着新华社发抵达稿，然后开机印刷。

新华社是一个作风严谨的国家媒体，抵达稿本身不难，难在两点。第一，新华社必须在第一时间发出稿子；第二，必须看到领导人本人走出机舱，才算抵达，才能发出抵达稿。

晚了不行，早了也不行，但当时没有手机，虽然稿子在机器上等着，怎么在第一时间通知发稿？办法只有一个，去机场候机楼，找公用电话。

这时候便又分出了一线二线的不同。老夏说，你要报道，你跟着车队，我去候机楼找公用电话，通知发稿。我一个二十啷当的大小伙子，他一个年过半百的半大老头，而且他是声名显赫的老记，我一个还没入道的新瓜蛋子，显然，这种安排极不合理。但是，这时候他便是霸道总裁，他决定的事情，谁也说不动。

去找公用电话，这不是听起来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专机停机坪一般都在机场的军用部分，离民用的候机楼可能好几公里，里面也没有公共交通，发稿还要在第一时间，所有报纸都等着开机印刷，所以这时候是火急火燎一路小跑地赶，然后找到电话发出了发稿通知，算完事儿了，这时我可能已经坐上了晚宴的餐桌，感慨着国宴的奢华，而老夏却在赶着公交往酒店走。机场离酒店几十公里，节省惯了的老夏，从来不舍得打的。到了酒店也不舍得下馆子，啃两片面包充饥。等我脑满肠肥回到酒店，该睡觉了，他仍然一句，我睡地上。

……。

我跟老夏两任一共加起来五六年，第二任他比我早两年回国，临走他跟我说，你不用考虑别的，专心把报道做好，其他的事，我来。我31岁获聘主任记者（副高职称），全程不在国内，没有跟老夏提过，更没有跑过任何关系，但职称却毫无争议地落入了我手；当时职工宿舍还不是十分宽裕，而我却以处级待遇分到100多平方的房子。

无论派驻国外的速度还是评上职称的年龄，我也许保持了一些至今无人能破的记录，这里面一定有我自己的努力，但我清楚，努力不一定能换来我所得到的一切，我必须一辈子感谢老夏，我亦师亦父亦友的领导。如今你驾鹤西去，茫茫宇宙，天各一方，孤独的我，谨以此文，聊寄思念！

（欧洲时报德国版胡旭东撰文，转载请注明公众号GermanReport）

【德易知(GermanReport)】（原名“道德经”）秉持“以报道德国经典，成报道德国经典”这一宗旨，立足德国，辐射全欧，服务华人，是德国有关新闻资讯的主要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