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农工商的界限，如何在明清时期日益模糊？

“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明中叶后，商人受到追捧，读书人却穷困潦倒。

读书人弃儒而贾，商人“咸近儒风”。士农工商的界限，就这样在商业浪潮中逐渐模糊。与此同时，地权在流转，家业在更替。贫与富、贵与贱，似乎都在加速交换。

当身份不再固定，贫富不再世袭，一种前所未有的流动性，在中国社会内部涌动起来，波及的远不止个体命运。它松动了扎根千年的四民结构，重塑了各地的人际格局与利益版图——一个流动的变迁的明清社会由此浮现。

本文正文摘选自“长城砖”第三辑

《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

王日根 著

因篇幅原因，内容、注释有省略。

明清社会随着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呈现出许多新旧交替的变动，在社会经济关系上，体现出如下特征。

一、弃儒就贾：“四民”观念的模糊化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士农工商的“四民”格局长期维持，少有变动，人们也多将其奉若圭臬。可是到明中叶以后，因政府的开明经济政策而引发的市场的发育、成长，却将士农工各阶层都卷入了市场经济的洪流中，弃本业而从商者纷如。上至皇亲国戚、朝廷重臣，下至士人乡民、地主豪绅，“凡对金银财利看重者”纷纷走向市场，墟市、市镇、大都市兴盛起来，地区之间的贸易亦由此发达。对利的追求甚至使“农、儒、童、妇亦皆能贾”。安徽休、歙“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以致“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骛，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

这些人经商谋利而富，势必会提高当时的社会生活水平。商人凭借手中的财富雄踞于社会生活的上层，像江南“迩来则又衣丝蹑缟者多，布服菲屦者少，以是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给于贸居”。广州“人富而俗侈，设席宴客，日费二三十金，常有荡文以千金买一顽童者，虽希有之事，其奢淫亦可概见矣”。……

追求气派之风在明中后期几乎遍及全国各地，过去天下“望其服而知贵贱，观其用而明等威”的规制日益为世俗所冲破。它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果”，又转而为“因”，继续驱使一部分人走上经商求利之途，以至出现区域性商业繁荣和地区性商帮兴起的局面。

明 仇英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 （局部）

在这商业繁荣、商人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现实面前，传统的官僚和士人等便相对贫困化了。孙枝蔚感叹：“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斯文扫地，如何能保证“无恒产而有恒心”？于是，官僚、士人中便纷纷有人弃官、弃儒而从商。在辽州，“士其民之首也，但忧道夺于忧贫，谋生急于缮性”。江南的南浔镇于隆万以后亦“贫士多奔走衣食”。在苏州，“士大夫家多以纺织求利”。在新安，“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贾游于四方”。其时“文士无不重财”，何良俊叹说：“由今日而观之，吴松士大夫为商不可谓不众矣。”……

反过来看读书人，清人沈垚在写给友人许海樵的信中说：“明人读书却不多费钱，今人读书断不能不多费钱。”即使想读书，各类费用亦已大增，这必然逼使本就清贫的士子更加贫困。他们若想皓首穷经，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无法做到的。正如汪道昆所说：“夫养者非贾不饶，学者非饶不给，君其力贾以为养，而资叔力学以显亲，俱济矣。”在这里，汪道昆揭示了一个简单而基本的事实，即明清时期越往后发展，业儒者便越要得到商业利润的滋养。顾炎武也感叹这是一个“金令司天，钱神卓地”的时代，“求利”风气给传统的社会秩序带来极大的冲击。……

《太函集·明故太学生潘次君暨王氏合葬墓志铭》说：“ （潘次君治父） 丧毕，辄白长君：‘往仕（次君名仕） 废儒而贾，慎毋伤考氏心，乃今籍考氏之灵，贾而成业，仕将舍贾而归儒也。’”由此看出，业贾往往只是人生的一段插曲，我们亦须重新理解“稍有积蓄，即捆载而归”的意义，经商所得利润用于补足儒业，恰成为明清科举之兴盛、文化之繁荣的经济基础。……

明 仇英 观榜图卷 （局部）

总之，许多业贾者都有业儒的经历，有的人仍不废诗书，或秉灯夜读，或把无穷的期望寄托在子孙后代身上，恭敬延师、严厉束子，以期光宗耀祖，世居宦途。有的干脆自己由贾返儒，士与贾的界限已变得不分明了。不过，众多弃儒业贾者加入经商致富者的行列，丰富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内容，儒者经商甚至多少影响着明清商人的形象内涵。……

当部分知识分子意识到业儒入仕也不过是把自己的学问售于帝王家从而谋求经济利益这一点之后，他们甚至已心安理得地弃儒经商了。或许他们中的部分人会以儒家思想约束自己的经济行为，或者于将来以自己的财富来滋养儒家道德规范的生长发育。他们注重“文行出处”，反对作为入仕之敲门砖的“八股文”制度，有的甚至公开打出“不入仕”的旗帜。思想家陈确把读书与治生都视为“真学人之本事，而治生尤切于读书”，“真志于学者，则必能读书，必能治生”，从而树立起全新的人生观。清初思想家唐甄则于晚年由学转商，并把经商之道当作保全人格、不致沦为小人的最佳选择，他说：“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业商或成为儒士们为摆脱贫困而做的随机应变，或成为儒士们对当时政治腐败的消极抵抗。

于是，无论是“士而贾其行”，抑或贾而“咸近儒风”，儒与贾的身份认定都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儒与贾的对立似乎已不存在，只是职业的不同选择。……

四民观念的模糊化，特别是儒生与商贾的身份互动使商人阶层中亦拥有一批颇具儒行者，这成为商业性会馆得以组建并实现整合的作用的思想基础。

清 苏州市景商业图册（其一）（局部）

二、贫富流转：社会地位的变动不居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因为科举制度的推行，官职多不世袭，这便从体制上造成了贫富贵贱的变动不居。到明中叶以后，因为商品经济的发育与成长、商业利润的大起大落和人们对职业选择的不同，贫富贵贱的变化更为急剧。人们常用“千年田，八百主”“百年田地转三家”“人无三代富，人无三代穷”“你唱罢来我登场”等俗语来概括这种社会现实。显然，科举的中与不中、官吏的升迁降调、俸荫的延续与中断等都对贫富贵贱的变化产生影响。

随着商品经济向农业、手工业的渗入，土地、房产乃至牲畜都进入流通渠道。地权被分成若干不同层次，既表明了土地买卖本身的发达，也由此使社会上的阶层区别更加复杂。而且土地的买卖并不纯粹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政权、族权、亲邻权、原业主权、地方霸权等非经济因素也渗入其中，从而使明清社会各阶层的阶级地位和经济力量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之中，即“人之贫富不定，则田之来去无常”。有的人通过务农而致富，扩大地产；有的人通过经商或放高利贷来增加收入、购置土地，从而跨入地主阶级的行列；有的经商客居者在当地大肆购入土地，甚至足以使当地人沦为他们的佃仆。……

明 仇英 南都繁会景物图卷 （局部）

流寓在外的人们遇到的偶然情况更多，贫富贵贱的升降速度势必更快。原来贫困潦倒、四处谋生的人数年后摇身一变，富甲一乡。像李光缙的“兄伯先世业儒，后徙居安平”，受商业发达的影响，转而贾粤，成小贾，因善夷言，在外贸中“收息倍于他氏”而升为中贾，继续远迹海外便成了大贾。何守吾“世居晋江安平镇之西安里……蚤孤且贫，是用束身从贾，然具有信断而大之，以好行其德，不离于儒术。始客潮……其服贾也，本之以信，佐之以智，因之以天，以处厚为丈夫，以任遇为明达，常舍竞而多奇中，中经折阅，亦无所苦，故始为末，继为中而终之大”。有的原属中产之家，离乡行商，一二十年后居然积镪十万。反之，亦有人挟重资经商，“数年所向失利，辗转耗尽”，“遂受佣他商，为之掌计以糊口”，或者是“家巨万，与人争数尺地，萧然矣”。……

如果说由贫入富、由贱入贵易使人们产生“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愉悦的话，那么由富返贫、由贵返贱，却多带给人们悲戚、怨望乃至让人想要反抗。

三、追利逐富：社会利益的凝聚倾向

商品经济的发展激发了社会上追利逐富的竞赛，一方面社会的两极分化在加剧，另一方面家族的纽带也面临着松解的挑战。早在明嘉靖时，皇室、勋戚庄田便大为发展，景王朱载圳封国湖广德安，占地数万亩。万历时，潞王在湖广有田五万亩。福王在河南、山东、湖广等地有田四万亩。其他藩王占有土地也很多，连小小武冈州岷宗也“每每强占人田房子女”。……农村田地向为官作宦者集中，许多农民失去生产资料被迫沦为佃户、奴仆，“民产渐消，乡官渐富”的现实成为佃农、奴仆起而抗争的社会背景。

清 徐扬 姑苏繁华图 （局部）

在流寓者较为集中的商业领域，不平等的竞争无处不在。清初人屈大均说：广东地区自唐宋以来最称富庶，时下在广州做官的，不分大官小官，“率务朘民以自封，既得重资，则使其亲串与民为市，而百十奸民从而羽翼之，为之垄断而罔利，于是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官之贾本多废居易，以其奇荚绝流而渔，曾获利数倍。民之贾虽极其勤苦而不能与之争。于是，民之贾日穷，而官之贾日富；官之贾日富，而官之贾日多，遍于山海之内，或坐或行，近而广之十郡，远而东西二洋，无不有也”。这些官商依仗雄厚资本和政治权势不仅可以迫害自由商人，而且使民众贫困破产、无以为生。……

在广大的移民区域，有的人继续业农，有的人转而经商。先移入者往往成为土地的主人，而后至者却只能为佃，这业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便奠定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基础上，而且地域的分野也促使二者的矛盾迅速激化。移民们多怀着走向富裕生活的信念移往客地，可是经过长途跋涉移向客地后，他们面对的可能仍是为佃农的命运，甚至受到的剥削还会更重。他们虽“三时农忙，率其妇子毕力于耕耨，迨其获也，强半入于地主，暨偿诸所获，盖甫释耒而室悬磬又什之七矣”。显然，当一部分人成为人上人之后，必然置另一部分人于人下人的地位。

笔者认为，明清阶级关系的变化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其中商品经济的发育与成长是一机枢，它导致了四民阶层的频繁变更和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导致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土著与流寓、流寓与流寓等多种矛盾和斗争，也推动了地方保护主义观念的出现。不同地域有不同区域的主要矛盾，因而不同区域的会馆所发挥的社会整合作用也不一样。

（完）

本文摘选自本书第三章“聚乡人，联旧谊：明清以来会馆的多元社会功能”第一节“身份重构：明清以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因篇幅所限，部分内容、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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