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的改革者朱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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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刘胜军大局观（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文/刘胜军

【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朱镕基】

【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朱镕基同志逝世讣告》】

前总理朱镕基与世长辞，引发社会各界怀念和追思。

朱镕基的一生，最精彩的篇章是“与改革结缘”。20世纪90年代，中国迎来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浪潮。从1991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到2003年卸任总理，朱镕基任职国务院长达十二年，堪称“经济改革操盘手”。笔者1992年上大学，记得那个年代电视里几乎天天都有朱镕基推动改革的新闻。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发布的《朱镕基同志逝世讣告》中，对改革部分着墨甚多：

——朱镕基同志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总理期间，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关键时期。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他主持了财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以公平税负和简化税制为核心的重大税制改革，实行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基础上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他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中央银行职能，深化商业银行、外汇制度、证券期货市场等改革，推动建立全国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他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组国有企业，强调必须千方百计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他推进住房制度改革，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他持续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行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购销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实行封闭运行，逐步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市场和价格。他还主持实施社会保障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推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主持完成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促进对外开放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朱镕基担当改革重任？ 在笔者看来，一是性格，一是能力。

先说性格。80年代的经济改革，虽然有进展，但在邓小平看来“像小脚女人一样”迈不开步子。虽然放弃了计划经济，但还是不敢说“市场经济”，只能讲“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企业家的身份依然模糊不清，年广久几度入狱；国企改革也只限于“放权让利”……此时，邓小平需要一个有魄力的改革操盘手，“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而朱镕基恰好就是这样一个泼辣的人物。朱镕基同志讣告有这样一句评价“敢于说真话，不怕得罪人……以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挑重担子、啃硬骨头”，这样的品格正是时代之需。朱镕基对自己直言不讳的性格，曾这样评价：“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我当时可能会跟你们发脾气，跟你们争，甚至说一些很难听的话，因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不是不愿意改，而是改不了了。”朱镕基那句豪言至今仍在回响：

——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反腐败就是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决不姑息手软。我这里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

再说能力。中国经济改革操盘手，需要什么样的能力？首先要懂经济。朱镕基在1978年曾担任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担任研究室主任。这个职务突出表明他的经济理论功底。然而，光懂理论是远远不够的。看看中国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不难理解“知行合一”的重要性。朱镕基不是学者，他长期在计划经济时期的核心经济决策部门——国家计委——工作，对政策实务有深刻的理解和洞察。邓小平说，“我不懂经济，但是我能听懂。我们选干部，还要懂经济。朱镕基就懂经济。”事后的实践证明，邓小平选人的眼光是厉害的。后来，邓小平又评价说，“朱镕基到中央工作后，思路广，敢挑担，敢碰硬，可以胜任。他是一个有观点，有主张，有干劲，有魄力又懂经济的难得的干才”。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朱镕基早年也曾遭遇坎坷，他回忆会说：“我在国家计委农场劳动了五年，这五年对我是极大的教育。这五年，我什么都干过，种过小麦、水稻、棉花，放过牛、放过羊、养过猪，当过炊事员。1975年后，我被分配到石化部管道局电力通信工程公司工作。我就带了一支徒工队伍，从爬电线杆开始培训，一直到能安装22万伏的高压线和11万伏的变电站”。这些基层的体验，给朱镕基提供了难得的“底层视角”。

朱镕基上任之初，面临的是极其复杂和棘手的摊子：通胀严重，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大面积亏损；国有银行严重坏账（坏账率在90年代末突破30%的惊人水平）；中国制造水平低下，“10亿双袜子换一架飞机”是彼时的真实写照；“made in China”是低价格、低质量的代名词……1992年中国外汇储备仅193亿美元（2014年达到4万亿美元峰值），金融市场几乎不存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南巡做出了走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抉择。方向定了，如何落实，谁来落实？这个历史责任落到了朱镕基肩上。

在朱镕基操刀下，中国完成了20世纪全球最令人瞩目的经济改革：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最重要的顶层设计，国企“破三铁”（铁工资、铁饭碗、铁交椅），价格市场化，银行商业化，股票市场破局，大手笔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并推动银行IPO（在长鑫科技上市前，工商银行是A股市值一哥），民企合法化、阳光化，大批缺乏竞争力的国企退出市场，财政分税制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这些轰轰烈烈的改革，为后来中国经济在21世纪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些改革，没有哪一项是容易的，最令人印象深刻是三个：

第一，国企改革。国企，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基本经济单位。国企改革，是中国迈向市场经济进程中的一次灵魂革命。“破三铁”是一次观念和利益的巨大冲击。这一轮国企改革，既实现了国企的脱胎换股，也为民企发展释放出体制空间，更让“市场经济”的观念从此深入骨髓。

第二，分税制改革。90年代初，中央财政陷入极度困窘，甚至出现向地方借钱和中央财政“打白条”发不出工资的窘境。财政收入占GDP 比重从 1979 年的 28.4% 降到1993 年的 12.6% ，中央财政在全国财政的比重从 46.8% 降到 31.6%。分税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当时的财政部长刘仲藜说， “毛主席说，手中没把米，叫鸡也不来。更何况这么大一个国家呢？后来分税制改革决定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句话不仅仅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的，也是有深刻政治含义的。”分税制改革必须推动，但又势必牵涉到重新“切蛋糕”。从1993年9月9日开始，朱镕基率领由体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有关人员组成的60余人的队伍，向地方领导做关于税制改革的沟通解释工作，一共去了17个省、市、自治区，历时70多天。事后，朱镕基曾经半开玩笑地说，自己那段日子是东奔西走，南征北战，苦口婆心，有时忍气吞声，有时软硬兼施，“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5斤肉。”1994 年，分税制正式实行，效果好的出奇：1994 年中央财政收入比上一年就猛增 200% ，占全国财政总收入比例由上年的 22% 急升至 56% 。

第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今，“事后诸葛亮”绝不会质疑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策。但在当时，入世是一个极具风险的决策，也凸显了朱镕基的前瞻性眼光和魄力。须知，当时中国企业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一旦开放市场，跨国公司岂不冲垮中国市场？由于同意将汽车及许多其他商品的进口关税从100%甚至更高降至不超过25%，入世引发激烈争议。朱镕基把宝押在一个关键点上——“开放倒逼改革”。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国运级的豪赌，中国赌赢了。2017年，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一期以“中国赢了”（China Won）为主题的封面，堪称对这场“世纪交易”的总结。在特朗普1.0担任美国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表示，朱镕基在争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表现得比西方谈判代表更胜一筹：“朱镕基和中国显然得到了更有利的协议。”入世为中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十年间增长逾五倍，2010年达到约1.58万亿美元，2009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2010年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数据超越美国成为最大制造国，同年GDP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

普通人很难体会改革家之难。改革家之难，在于它不仅需要高超的领导艺术，更需要敢于触碰利益的勇气。1998年3月24日，朱镕基在当选总理后的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如果本届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们就对不起人民。要做’恶人’，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庸人的社会，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这样想是不行的。”可以说，这段话道出了朱镕基作为改革家的精髓。

朱镕基动情地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纠正了错划我右派的问题，同时恢复了我的党籍，恢复了我的职务。我自己的特点、我的信条就是独立思考，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我认为就应该怎么讲。我是一个孤儿，我的父母很早就死了，我没有见过我的父亲，我也没有兄弟姐妹。我1947年找到了党，觉得党就是我的母亲，我是全心全意地把党当作我的母亲的。所以我讲什么话都没有顾忌，只要是认为有利于党的事情我就要讲，即使错误地处理了我，我也不计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恢复了我的政治生命，同时也可以说是焕发了我的政治青春，我还是相信我们的党总是要正确地处理的。如果说我就是有这么一个特点吧，或者说我是力求这么做的”。

有几件事可以管窥朱镕基的改革领导力。

1、敢于啃“行政机构改革”的硬骨头。朱镕基操办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找几十位部长逐个谈话，结果没有一位部长主动表示自己的部门该撤。长时间座谈，使朱镕基过度疲劳，每次站起来都很困难。这没有吓退朱镕基。在 1998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他说：“我抱着粉身碎骨的决心来干这件事。”经过改革，国务院组成部门从 40 个减少到 29 个。截至 2002 年 6 月，经过四年半的机构改革，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共精简行政编制 115 万人。

2、敢于出手遏制泡沫。小平南巡后，经济过热，海南房地产泡沫更是一飞冲天。1993 年 6 月 23 日，朱镕基副总理发表讲话，宣布终止房地产公司上市、全面控制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业。第二天，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意见》，16 条强力调控措施包括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削减基建投资、清理所有在建项目等。一时间，地价暴跌，房价暴跌，海南全省“烂尾楼”高达 1600 多万平方米，闲置土地 18834 公顷，积压资金 800 亿元。1996 年，深沪股市在进入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按照朱镕基的指示，《人民日报》在 12 月 16 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扔下狠话：“暴涨必暴落，各国股市无一例外。不少机构和个人投资者众口一词，说明年香港要回归，十五大要召开，政府一定要把经济搞好，绝对不会让股市掉下来。这种对股市的估计是十分糊涂的看法。政府要把经济搞好是真，但绝对不会在股市暴跌时去托市，也托不起市。投资者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投资股市，风险自负，赚钱自得，损失自担，这在任何国家都一样。”

3、1995 年，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WTO，并开始与 WTO 的 37 个成员国逐一开始拉锯式的双边谈判，其中最复杂、最艰难的莫过于中美之间的谈判，前后多达 25 轮。最后一天，中美之间仍剩下 7 个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亲赴现场。这一天，正是召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日子。谈判桌上，美国人抛出的前3个问题，朱镕基都说“我同意”。龙永图着急了，不断向朱镕基递纸条。但朱镕基一拍桌子，说：“龙永图，你不要再递条子了。”当美方抛出第 4 个问题时，朱镕基提出：“后面 4 个问题你们让步吧，如果你们让步我们就签字。”5 分钟之后，美方同意了中方的意见。朱镕基的谈判艺术，堪称“炉火纯青”，足以被写入教科书。

作为经济改革的操盘手，朱镕基改革大斧挥向陈旧的观念和体制痼疾，他的真性情给官场注入了清风，他的专业和果断令人惊叹，完成了看似不可能的改革任务。

知易行难。前世界银行副总裁施蒂格利茨在 2001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评价朱镕基说：“朱镕基光是凭 1990 年代，把中国的经济从一个很过热的状态给它软着陆，光是这一个表现就很漂亮，就足以有资格拿一尊诺贝尔经济学奖”。

一个国家最大的幸运莫过于：在关键的历史节点能遇到最适合的人去完成当时最重要的任务。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每年都带家人到上海过春节，一共在上海过了7个春节。朱镕基接待过4次（1988年到1991年）。可以说，邓小平在“众里寻她千百度”的时候发现了朱镕基这个“宝”。此后中国的发展与两个邻国形成强烈反差：90年代俄罗斯经济在“休克疗法”中走向了瓦解和休克，至今未能恢复元气。印度在1978年比中国人均GDP略高，如今只有中国的五分之一。

中国的经济改革，堪称世界历史上具有“教科书意义”的标杆。我们有幸经历这个伟大的时代（）。朱镕基总理，谢谢您！向您的改革传奇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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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截止日期8月14日）

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企业家精神是第一生产力”首倡者

政治经济学+大历史观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佛山市专家咨询委员会第一届专家委员

致公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委员

长江国际商会首席专家

山东省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

著有《下一个十年》

人大·中欧·华东师大

山东·菏泽·定陶人

【《史记·叔孙通传》：“汉王（刘邦）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于定陶”；《史记·范蠡传》：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间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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