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近几年我反复强调，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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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26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长4.7%，但结构矛盾突出：消费仅增1.3%、投资下降5.7%、房地产投资降18%，出口却增13.4%。过去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模式难以为继，必须转向消费驱动、服务业发展和市场改革的新增长模式。

我们过去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高速增长模式正在失去可持续性，未来必须转向更加依靠居民消费、服务业、高生产率产业以及市场力量的新增长模式。否则，我们经济不仅会面临长期低增长，也可能给全球经济带来更大失衡。

我们经济目前呈现一种矛盾状态：表面上经济仍然保持增长，但深层次结构问题正在积累。我们经济并非简单的周期性放缓，而是增长模式本身到了必须调整的新阶段。

一、我国经济数据显示的表面复苏，背后其实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问题。

我们经济存在“双重现实”。一方面，我们经济数据看起来并不悲观：2026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GDP增量达3.6万亿元，为近五年同期最大增量。CPI同比上涨1.0%，核心CPI上涨1.2%，结束了长期低迷；1至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虽然其中9成由半导体产业贡献）。制造业竞争力仍然强大，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装备制造业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这些指标说明我们经济并没有陷入突然崩溃。

但是，这些积极信号掩盖了更深层的问题：我们经济最大的矛盾，是生产能力增长明显超过国内需求增长。

过去几十年，我们经济形成了一套典型模式：投资 → 扩大制造能力 → 出口 → 获得外汇 → 继续投资。这种模式在我们工业化阶段非常有效。

因为在2000年前后，我们拥有几个优势：第一，劳动力成本低；第二，全球化快速发展；第三，欧美市场需求旺盛；第四，我们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大量投资建设工厂、港口、高速公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形成全球最大的制造体系。

但是，今天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我们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无限依靠出口吸收新增产能，因为没有哪个经济体有能力承接这么大的产能输出。

二、我国经济最大问题，是大多数人收入较低、消费能力不足导致的经济失衡。

我们的问题不是生产能力不足，而是居民消费不足。

我们制造业机器仍然高速运转，但居民消费增长无法匹配工业生产能力。2026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8722亿元，同比仅增长1.3%，增速较2025年全年回落2.4个百分点。其中5月社零增速一度转负至-0.6%，6月虽回升至1.0%，但整体消费复苏势头依然疲弱。相比之下，上半年货物出口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出口同比增幅更高达27%。

结果就是：企业生产越来越多；国内市场无法完全消化；最终只能依靠出口寻找需求。 这形成：“国内需求不足 → 产能过剩 → 出口增加 → 国际贸易摩擦”。

我们目前出现的一些现象正体现这一问题：

1. 居民消费占GDP比例偏低。 2025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约为40%。但世界银行数据显示，这一比重仍明显低于57%的全球平均水平和53%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平均水平。与美国、欧洲、日本等成熟经济体相比，我们居民消费占经济比重明显偏低。

收入水平较低基础上收入差距还比较大；社会保障不足；医疗教育负担较重；养老保障压力；居民预防性储蓄较高。

2026年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2%，但收入中位数仅增长4.7%，消费率高的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太慢，所以消费支出实际仅增长2.7%——老百姓不是不想花，是没钱花。居民不敢消费，于是企业面对：“生产能力很强，但消费者购买能力不足”。

2. 投资效率下降。 过去，我们通过投资创造高速增长——修建高速铁路、建设城市新区、扩大工业产能。但是，当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以后，新增投资带来的GDP增长越来越低。2026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226370亿元，同比下降5.7%。也就是说：过去投入1元投资可带来的增长，现在可能需要4元或者5元才能达到。如果继续依靠政府投资刺激经济，会导致债务增加、资源浪费、低效率企业继续存在。

三、房地产下行调整已经超过5年，客观条件的不可逆变化意味着房地产模式已经难以继续。

过去二十多年，我们房地产不仅是住房产业，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房地产带动了钢铁、水泥、家电、建筑、金融、地方财政的增长。

但是，房地产繁荣已经不可持续。原因包括：

第一，人口结构变化。我们人口开始下降。住房需求增长速度下降。过去依靠人口增长推动房地产上涨的条件正在消失。

第二，房地产财富效应减弱。大量居民财富集中于房地产。当房地产市场调整时，家庭资产缩水，消费信心下降，进一步压制消费。

2026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38074亿元，同比下降18.0%；商品房销售面积4014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1.6%；商品房销售额37945亿元，同比下降13.6%。

所以形成了房地产下降、居民财富减少、消费下降、经济增长减速的连锁反应。

第三，地方政府财政模式需要调整。过去地方政府大量依靠：土地出让收入；房地产相关税费。

房地产降温后：地方财政压力增加。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房地产之外的新增长来源。

四、疫后多年的实践证明，财政和货币刺激不是解决根本经济失衡问题的有效方法。

我们不能简单依靠刺激政策解决问题——例如降低利率、增加贷款、扩大基建投资。这些措施短期有效，但不能解决结构问题。原因是：如果居民不消费、企业不投资，增加信贷只会提高债务。刺激政策可以使用，但必须配合结构改革。否则，今天的问题只是推迟到未来。

我们需要完成四个转型：

第一，从投资和出口驱动转向消费驱动。

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依靠“出口 + 投资 ”增长模式。未来我们需要尽快转移到“居民消费 + 服务业”的增长模式。2026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6.1%。服务业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服务消费的潜力仍有待进一步释放。

第二，从房地产驱动转向生产率驱动。

过去，房地产上涨带动财富增长。未来，科技创新和效率提升创造财富。上半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6%，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增长8.8%，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增长24.4%。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40%。

第三，从低成本制造转向高附加值经济。

我们已经不能依靠廉价劳动力竞争。需要依靠如AI、高端装备、生物科技、专业服务业的发展。

上半年与AI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均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第四，从政府主导转向市场驱动。

政府可以制定规则，但经济活力需要民营企业、创新创业和市场竞争。很显然，政府介入越多，后者越少。

五、我们必须从“制造大国”升级到“高生产率经济”。

没有人会否认我们制造业优势，因为我们已经取得巨大成功——新能源汽车、太阳能设备、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这些领域证明我们具有强大的工业能力。

但是，高端制造业增长是否能够转化为居民收入增长？或许是，但肯定并不充分。原因是制造业高度自动化、资本密集程度提高、新增就业能力有限，目前一些高科技行业的高增长和低就业已现端倪。

因此，我们需要的不只是如何继续扶持制造业的发展壮大，重点应该是如何提高整个宏观经济的生产率。

我们制造能力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下一阶段最大的挑战不是扩大供给，而是提升居民收入、扩大消费，并重新平衡国家、市场与企业之间的关系。

未来我们的经济不一定必然失败。相反，我们拥有大量优势：巨大的工业体系，丰富的人才资源，强大的技术能力，完整供应链。

但问题在于：过去成功的模式正在成为未来发展的限制。

因此，我们未来不能只依靠制造业出口。需要扩大金融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养老产业、消费服务。因为服务业能够创造更多就业，并提高居民收入。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个百分点，消费结构正在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

六、向“高生产率经济”转型，应自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我们需要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包括：

1，给民营企业更多空间。民营企业面对激烈竞争，但部分国有企业拥有更多资源支持。如果市场竞争环境不平等，会影响企业投资意愿、创新能力和创业活力。

2.，改善监管环境。企业需要稳定预期。如果政策变化频繁，企业可能减少投资。

因此，需要建立更透明的监管，更稳定的政策环境，更公平的竞争体系。

3，改革金融体系。我们金融资源需要更多流向小企业、创新企业、服务行业。而不是主要支持地方政府项目，大型国企，传统投资领域。

4，现阶段我们最需要的不只是一次经济刺激，而是一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

我们过去30年的成功来自“制造更多商品”，但未来30年的成功必须来自“让居民购买更多商品、享受更多服务”。我们已经解决了“生产不足”的问题，却没有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

未来竞争，不再是谁拥有更多工厂，而是谁拥有更强消费市场，更高生产率，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体系。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关键选择点：如果继续依赖投资、出口、房地产、政府主导产业，那么经济失衡可能进一步扩大。如果我们能做到以上四点，着力推动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民营经济活力、市场改革，我们仍然拥有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机会。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