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黄龙县瓦子街镇,有一座高28米,碑座为正方形,四面有八级台阶,碑身为2个断面的纪念碑,碑身正面碑名下方镌刻着文字:瓦子街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我军战略进攻的第一个战役。此战役之胜利改变了西北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且有力地配合了我中原部队对敌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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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役我军采取围点打援,将刘戡整编29军两个师、5个旅,包围于任家湾、丁家湾附近的狭小地区,并在瓦子街截断其退路。瓦子街这个地方,名字听起来普通,实际上却卡在延安北面通往中部地区的要道上。这里地形复杂,沟深坡陡,路窄、风大、视线受限,行军队伍一旦拉长,前后便难以呼应。对进攻一方来说,既适合伏击,也适合分割;对撤退一方来说,稍有迟疑就会把自己送进死地。
后追封上将的刘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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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瓦子街战役战斗打响后,我军沿山梁、沟口、侧翼展开压迫,炮火集中打击关键节点,迫使对手队形散开,直接导致指挥系统失灵,通讯跟不上,命令传不出,队伍就会像被掰断的木棍,外表还在,内里已经裂了,这样行动就显得非常的慢,战场上最怕的就是“慢半拍”。一慢,火力不能接续;再慢,伤员运不出去;还慢,整个阵脚就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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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军“分段切割、逐步歼灭”的战术实施,火力不追求一次打空,而是先打乱,再合围,再收口。直接导致被围困在包围圈的对手,白天能看见山头,晚上却不知道明天的出口还在不在。山路上,往往一条沟就是一道命门。前面一堵,后面一断,整支队伍便像被扔进石磨里的豆子,越磨越碎。而作战凭借的是士气,一般冲锋陷阵的士兵在战场上,他们并不理解上面的什么大战略,他们看四个有关切身的问题:一是打仗时能不能吃饱饭,二是晚上有没有好的地方睡觉,三是队伍中的伤员有没有人管,四是自己的长官在不在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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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这四个方面全出了问题:一是我军行动迅速,把对手的联络打断、补给切断、并进行分割侧翼,所有的队伍别说吃饭,连喝水都成问题;二是那时正值冬天,黄土高原上的风很硬,天又变脸,风雪压下来,山路打滑,攻势停在半山腰,进退两难,士兵们饥寒渴交迫,冷得直打牙磕,别说找个好地方睡觉,连个背风的地方也找不到;三是队伍一乱套,所有的人都认定那种“撑不住了”的现实感,只顾各自逃命,受伤的人根本就没有人去管别说有多好的照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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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军长刘戡身亡,这不简单伤亡数字增加,而是整个神经中枢被突然切断,本来在这个系统里,命令讲究上下贯通,表面上等级森严,所有行动习惯 “等命令”,一旦金字塔尖上下命令的人没有了,一切行动都不是由“计划”决定,而由“本能”决定。因此 ,下面的各级指挥官开始如鸟兽散,本来在演训时能列队,推进时能喊口号,火力配置看上去也不差的这支队伍,顿时陷入各自保命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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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这支部队担任整编27师师长的王应尊,晚年的回忆中这样描述军长刘戡的阵亡,指挥部里全体下级的军官不是怒喊,不是悲痛,不是哭叫,更不是有些文学作品说的称要为上级报仇之类。所有的人先是愣住,接着焦虑,继而无助,但都保持沉默,有人急着找秘书、通信员、警卫员,商量下一步如何,有人收拾文件和个人物品,还有人换衣服,战场上的崩溃,不总是轰然一声,有时只是从一个指挥所的灯灭了开始。而外面的战场上,我军停止了炮击,枪也打得稀了,开始到处抓俘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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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子街一战,刘戡部2.4万余人全部歼灭,敌军部、师部都被端,除整29军军长刘戡和整90师师长严明战场阵亡后,下面的副军长、参谋长、师长等带将星的16人成了俘虏,唯一逃出的却是整编27师中将师长王应尊。那么,他是如何能顺利逃走呢?据王应尊自己后来的回忆文章记载:随着瓦子街战局的发展,解放军对地形、敌情、兵力部署掌握得很细,越打越稳,打击重点不断前移,自己的部队越退越乱。尤其到了夜间,对山地和沟壑的判断能力更差,经常出现误判和误撞。有的部队刚转移到看似安全的地方,转眼又被火力覆盖。这里没有“缓一缓”的空间,只有“赶快走”和“已经来不及”两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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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他想抛弃行李辎重,集中可以机动的兵力找我军的薄弱环节突围,当时自己以为是逃出了包围圈,结果等到天一亮,才发现满山遍野都是解放军,只好放弃抵抗,那时,解放军一名机枪手提着一颗手榴弹,飞奔到一条沟底。一群敌兵在乱跑。他发现一个满身沾着泥污的胖子,拄着一根黑漆手杖,腰里挂一支白朗宁手枪,一步一喘地跑着。上前伸手把他拉住:“跟我来,你是什么官?”
胖子气喘吁吁的说:“我,我是军需官。”“你说实话,不要紧的。”李延寿说,“我们捉的师长可多呢,廖昂、刘子奇、李昆岗。他们都很好,你们以后可以见面呢。”“是,是,”胖子犹豫了一下,“我是整编29军参谋长,叫刘振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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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迎面又来了一个光着脑袋、但挎着望远镜的人,走路摇摇晃晃的。机枪手伸出另一只手把他逮住,问:“你是谁?”“我是27师副师长。”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放低声音说,“李奇亨。”如果机枪手此时对另一个高挑个子的人详加追问的话,就捉到第三个敌将,此人正是整编27师师长王应尊。然而,由于他身形瘦削、穿着朴素,人称没有“官相”,被我审核俘虏的人忽略了,他得以混在普通的俘虏群中向后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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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王应尊混在一群普通的俘虏之中,心中七上八下,生怕时间一长那个下属会把他举报出去,因此,那一个当俘虏队伍来到一座山下时,他突然发现周围没有解放军押送人员,他便一个闪身,钻进了松林。起初,他有些慌乱,磕磕绊绊地撞在树枝上,抖得满树积雪哗哗下掉,从脖颈灌进他的背脊,他冷得直打牙磕,可没吱声,悄悄躺在雪窝里。等到俘虏大队过后,他才从雪窝里爬出来,跑进了黄龙山的崇山峻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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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他建议刘戡向黄龙山突围,此刻他自己奔向黄龙山,结果这里还真是个救命之地。王应尊在山上一个山洞里又饥又饿蹲了两天,见我军已经安全打扫完了战场,四周完全没任何危险了,才朝南走去,然后孤身只影回到了西安。成为瓦子街一战唯一顺利逃走的将军级别高级军官,王应尊可以算是非常幸运的,当他饥寒交迫回到西安后,他还当上西安绥署干训团学生总队长,还是中将军衔。
晚年王应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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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尊,1907年生在山西阳高县太平堡村,家底薄,靠着自己考上大同的山西省立第三中学。1925年五卅惨案闹大,他跟着学生罢课,闹得挺凶,后来干脆南下广州,考进黄埔军校第五期步兵科,那时候军校管得严,他从学员干起,北伐期间他留守广州后方,负责仓库守卫和地方剿匪。黄埔军校毕业之后,他进入国民党第一军第一师,从见习官起步,一步步升排长、连长、营长,可以说升得比较慢。但他当年在当营长的时候,因为他成功地破坏了一起由先进组织策划的史称“略阳兵变”的一次起义成名,从而进入晋升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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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所部跟踪追击红四方面军来到汉中一带,他的这个营驻防陕西略阳县城,那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先进组织策反国民党军队不打内战一致抗日的兵运工作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尤其是不久之前发生在江西宁都的二十六路军集体参加红军,并组建了红军主力军团红五军团的事情,对国民党高层震动很大。此时,趁着这支部队驻军换防混乱和人心浮动之际,原从驻略阳二营第六连升任驻徽县一旅三团少校团副的陶策威,利用与略阳驻军的人脉关系,突然与徽县三团少校团政训员谭政各自骑马同时赶到略阳县二营新城文庙第六连驻军处策动兵变。
他们两人来到的时候,天已将黑,陶策威立即指使此前已经联络好的略阳县城驻军第六连连长赖荣先派兵暗地将驻略阳二营营部武装监视后,陶策威、谭政二人也立即赶到县城老王爷庙营部,向二营营长王应尊说:“我俩今天特地跑来略阳县诸你救救我们。”
略阳兵变发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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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策威是湖南人,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谭政是福建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毕业生,与驻略阳县城的营长王应尊都是黄埔军校同学,六连连长赖荣先则与谭政同为福建籍老乡,他们以赖荣先和第五连连长周伯良为内应,直截了当就对其下达了北上抗日指令。而营长王应尊不知来意,见面后不解问道:“你们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们既是同学,又是同事,你们还是我团长官,还用这么客气,说什么请我救救你们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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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策威假装绘声绘色地说:“今天早上,我们和徽县团部书记官李公勋几个人上山打猎时,因争执问题,误将李公勋一枪打死。李公勋是团长李文的老乡,他们关系很好,怕他饶不了我们,所以只有跑来请你解救。”王应尊疑惑地说:“真因误会致死,不致抵命吧?”陶策威假装无奈回答:“李书记是团长的亲信,岂能善罢甘休,他能轻易饶恕我们吗?” 王应尊回答:“那你们说,只要我帮得上忙,让我怎样帮,我在所不辞。”
陶策威、谭政紧绷的心一下松弛了,大胆同声说:“好,只要你有这样的义气和勇气,那就好办。现在趁二营营部离徽县团部甚远,今天晚上你把全营拉上山去,再号召一些力量,北上去抗日,为保卫国家效力,那是多么伟大光荣的事情!事成之后,你们都是国家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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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营长王应尊才知道有麻烦了,企图溜开被带有枪的陶策威、谭政等所阻。但因交涉时间过长,被王应尊副官陈文杞识破,导致兵变事情泄露。副官陈文杞向来以王应尊营长马首是瞻,趁机悄悄溜走,迅速将驻略阳二营第四连和重机枪连集合起来,听候命令,监视所有部队,不得远离。第五连连长周伯良虽与陶策威等有私情和事前同谋,但被四连、机枪连所监视,不敢贸然行动。陶策威、谭政等见兵变已经泄露,不敢拖延,当机立断,只得押着营长王应尊把第六连一百多人全部人员乘夜带走,喊着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拯救同胞等口号,沿略阳县城八渡河快速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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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知部队行军到八渡河附近通过一条小河的时候,由于河道中排列的石头只有一条道,这么多的人很难迅速通过,只得集中在小河的过河处,一度出现混乱的情况,正在这节骨眼上,王应尊瞅准机会趁着夜幕突然逃跑了。陶策威、谭政两人知道他的逃跑会有大麻烦,只得把部队拉到秦岭南麓接近白水江镇甘陕边境险要之地老爷岭,依托沟壑险峻、深山老林暂时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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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接下来营长王应尊奉命率部“清剿”叛军,由于陶策威、谭政对这一带地形不了解,无奈之下在深山峻岭中与清剿的国民党军来回绕圈子,当初北上的事无法实现,加上找不到吃的,又无暇得到足够休息,逐渐引起士兵疲倦和不满,导致一些士兵思想动摇,哪里是什么北上抗日,分明是上山当土匪,有一名排长反水,随后控制陶策威、谭政,最后两人都牺牲,此事史称“略阳兵变”。“略阳兵变”的事立下功劳,随后王应尊很快晋升为上校团长,抗战期间又晋升为少将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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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应尊当28师少将师长的时候,打得最出彩的是南阳会战期间的西峡口之役。当年,他的那支部队是国民党嫡系,战斗力不弱,他加强工事,巡哨练兵,到1944年一号作战日军西进时,师部已布好立体防御网,王应尊部署时,强调纵深防线,沙袋机枪点一个不落。那时的28师是第五战区骨干,王应尊每日看情报,调兵遣将,准备迎敌。加上他从基层爬上来,军阶升了,经验也厚实了,西北军旅的底子让他在山地仗上有点心得。说白了,王应尊不是纸上谈兵的将领,早年黄埔的底子,加上淞沪的血仗,让他知道战场上啥叫实打实。
抗战老兵重返西峡口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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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会战全称豫西鄂北会战,日军的重兵实施三路进攻:一路鄂北老河口,一路南阳邓县,一路内乡西峡口。日军意图清楚,破西峡口沿豫陕公路闪击西安,威胁重庆,这一点国军高层早看穿,早布防。当时西峡口是主战场,其中西峡口四仗最出名,即:重阳店、豆腐店、大横岭、马头寨。先说马头寨37天,日军独立榴弹炮第13大队日发两千炮,主峰削三米,守军用爆破碎石混桐油设陷阱,日军陷灰石动弹不得,机枪扫,进攻变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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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王应尊部28师守的大横岭,面对日军139联队的进攻,王应尊设反斜面杀伤区,工兵藏火点。空军P-40支援,炸日军队形乱,接着下令反攻,各连冲,肉搏近身。日军退钓丝崖,工事草率,国军追击,炮火盖,歼日军千余,战场遗马枪弹衣无数,此役大公报头版对所部的顽强表现进行了报道,称其顽强阻击,空军帮大忙,P-51扔燃烧弹,村落火海,日军上天无路。据王应尊回忆,这仗28师伤亡四千多,营长死俩,副团长重伤一个,官兵下连级死伤过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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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横岭仗后,王应尊升整编第27师中将师长,不过不久后在瓦子街折戟沉沙,险些当了俘虏,虽然溜出逃脱,没有受到处罚,但也没有了兵权,只是负责培训的所谓干训团学生总队总队长,中将的头衔还是在,后来,所部节节败退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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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德阳一带,此时,他看到自己的部队败局已定,已经无回天之力,因此,便萌生了起义的念头,此时虽然他不带兵,但凭借抗战时期“能打”的口碑自持,在队伍中说话还是有一定的分量,他同样掺和到谋划起义的事,随后在新津通电,率部投诚,部队整编。他被任命为西南军区高参,后来还担任了省政协常委、民革省副主委等,晚年参与黄埔同学会工作,直到1995年逝世,享年88岁。
王应尊亲笔所写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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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王应尊一生,由黄埔出发,当上基层军官,却因破坏先进组织的一次起义而进入快速晋升通道,经淞沪之战与西北的训练,后来在南阳会战期间的西峡口达到一个节点。抗战胜利后,他获颁四等云麾勋章、抗战胜利勋章。解放战争期间,识时务的王应尊积极主动推动起义再次升官,难怪有网友都说,好事都让他给占了。其传奇经历的确让人唏嘘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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