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卡纳法尼的历史分析|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一）

作者：格桑·卡纳法尼

译者：米利杰 编者：王山而

来源：译者知乎转载，已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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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按

1936年4月25日，在巴勒斯坦人民一声声“废除英国委任统治、停止犹太移民、实现民族独立”的口号中，阿拉伯最高委员会宣布进行总罢工，随后很快转为了遍布巴勒斯坦各地的武装暴动。持续三年多的巴勒斯坦人民起义就此拉开序幕。

事实上，这并非是巴勒斯坦人民第一次为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统治而发起的反抗斗争。早在1920年4月，巴勒斯坦人民就举行了反对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要求民族独立的集会和游行示威。1921年，巴勒斯坦人民在雅法发起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当局的暴力镇压的武装暴动。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在此后的1929年、1930-1931年、1933年和1935年，巴勒斯坦人民发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武装暴动，直至1936年巴勒斯坦人民起义的总爆发。可以说，巴勒斯坦人民从未放弃过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并且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直至今日。

在这本《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当中，不但记录了英勇无畏的巴勒斯坦人民在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身为前者走狗的巴勒斯坦封建地主、宗教领袖（尽管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在一段时间内篡夺了起义的领导权，但是阶级本性让他们还是屈膝投降了，甚至一边“指挥”起义一边接受英国的拉拢）和城市买办资产阶级、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封建统治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叛卖和联合绞杀下，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的光辉事迹，也对起义的爆发和失败及其原因，以及起义爆发前的巴勒斯坦政治、经济和文化作出了深刻而精准的剖析，是一本具有很高的阅读和史料价值的中东历史著作。

本书的作者格桑·卡纳法尼也是一位值得一提的历史人物。作为巴勒斯坦著名作家，他的一些早期作品《被偷去的衬衫》、《阳光下的人们》、《悲伤柑橘地》等，无不体现了流亡在外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生活和对沦丧的故土的眷念。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他成为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参加创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担任“人阵”的主要发言人和机关刊物《目标》的主编，并为人阵起草了一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纲领。巴勒斯坦民族抵抗运动的火热斗争，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时期他写下了诸如《萨阿德大妈》、《给你们剩下的》、《十二号病员之死》《不属于你们的世界》《人和枪》等有关民族抵抗运动的小说，其中的中篇小说《重返海法》则着重表现了普通巴勒斯坦人的觉醒。这一时期的格桑·卡纳法尼还创作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区的抵抗文学》和《论犹太复国主义文学》两本文艺批评著作，论述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文学情况。

1972年7月8日，格桑·卡纳法尼和他的侄女拉米亚·卡纳法尼在贝鲁特因以色列“摩萨德”特务分子的暗杀而壮烈牺牲，成了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文学史上把文学与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直至献身的一个范例。

格桑·卡纳法尼在他的《目标》周刊办公室（图源：巴勒斯坦海报计划）

为便于微信阅读，本平台计划分七篇推送连载他的研究文章《 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欢迎持续关注。本篇为文章第一部分。

导言

1936-1939年间，巴勒斯坦革命运动在三个不同敌人的手中遭受了严重挫折，这三个敌人共同构成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在其斗争的所有后续阶段的主要威胁：

- 当地的反动领导层；

- 巴勒斯坦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政权；

- 帝国主义-犹太复国主义敌人

本研究将集中探讨这些不同力量各自的结构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这主要是由两个相关因素造成的：

1.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存在及其效果，使民族挑战相对地优先于社会矛盾。巴勒斯坦阿拉伯群众系统性地感受到了这一挑战的影响，他们是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犹太复国主义侵略者的主要受害者。

2.地方封建宗教领袖与英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利益冲突：促进和支持一定程度的革命斗争始终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不是像其他情况那样与帝国主义势力或多或少地完全结盟。英帝国主义者在犹太复国主义者那里找到了“更合适的盟友”。

英国冷溪部队正在押送参与起义的阿拉伯人（1938年）

上述因素使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具有了巴勒斯坦以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斗争所不具备的特点。因此，传统领导层参与或至少容忍了一种最先进的政治行动（即武装斗争）；它提出了进步的口号，尽管其性质是反动的，但最终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斗争的关键阶段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然而，有必要解释一下封建宗教领袖是如何成功地长期（直到1948年）领导民族主义运动的。

巴勒斯坦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转变发生得相当快，主要影响到犹太人群体，而巴勒斯坦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及阿拉伯工人阶级的利益却受到了损害。伴随着从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经济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犹太复国主义机器手中，从而也集中在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内部。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直言不讳地主张和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并非地主或富农，而是城市上层资产阶级的成员，他们的利益逐渐与犹太资产阶级不断扩大的利益相吻合。后者通过控制工业化进程，正在建立自己的代理人。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扮演着两种相互冲突的角色。一方面，泛阿拉伯群众运动是巴勒斯坦群众革命精神的催化剂，因为巴勒斯坦斗争与整个阿拉伯斗争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另一方面，这些阿拉伯国家的既有政权正在竭尽全力帮助遏制和破坏巴勒斯坦群众运动。巴勒斯坦冲突的加剧有可能促使这些国家的斗争朝着更加暴力的方向发展，从而创造出统治阶级不容忽视的革命潜力。阿拉伯统治阶级被迫支持英帝国主义反对他们在巴勒斯坦的对手，后者实际上领导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

支持巴勒斯坦起义的阿拉伯志愿军

与此同时，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联盟继续发展壮大；1936-1939年间，犹太复国主义不仅在巴勒斯坦牢固地植入了殖民社会的军事化和侵略性特征，而且还相对遏制和击败了巴勒斯坦工人阶级；这随后对斗争的进程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在此期间，犹太复国主义与英国强权合作，成功地破坏了进步的犹太工人运动和犹太-阿拉伯无产阶级兄弟情谊的发展。巴勒斯坦共产党在阿拉伯和犹太工人中实际上被孤立了，反动的犹太劳工总联合会完全控制了犹太工人运动。阿拉伯进步力量在海法和雅法的阿拉伯劳工联合会中的影响力减弱，为他们被垄断政治行动的反动领导层所控制留下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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