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发行高管缘何频繁落马

文 | 金透社 陈堃

图 | 微摄

“钱袋子”掌管者的集体沦陷：一个触目惊心的名单

2026年8月1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通报直指其“将扶贫助农信贷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

徐一丁并非孤例。就在他落马前半年，2026年2月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其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而此后，名单仍在不断拉长。

回溯近两年的反腐轨迹，一条密集的“落马线”清晰可见：

2024年1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赵富洲被“双开”。通报指出，赵富洲“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不到位，违反国家规定向企业发放贷款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是“靠金融吃金融”、风腐一体的典型。

2024年4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一级总监卢纯才被查。他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分行行长、辽宁省分行行长。继任他内蒙古分行行长职务的贾楞，已于2022年6月被开除党籍。两人共事多年，最终殊途同归。

2024年9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资金计划部总经理孔繁波被查，2025年4月被开除党籍。通报指其“靠金融吃金融，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融资贷款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2025年3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河南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陈晓东接受审查调查。2025年8月，陈晓东被决定逮捕，涉嫌贪污、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三项罪名。

2025年12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政策研究室主任吴飚接受审查调查。

2026年2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原党委书记、行长吴晓轮接受审查调查。

2026年6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总行专家委员会委员杜晓力接受审查调查。

2026年8月，徐一丁被“双开”。

徐一丁曾长期在农发行工作，任扶贫金融事业部总经理、扶贫综合业务部总经理等职，2019年7月任农发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一个长期分管扶贫信贷的干部，最终将“扶贫助农信贷权力”异化为谋私工具——这不仅是个人堕落，更是对“支农为国、立行为民”使命的彻底背叛。

权力寻租的“重灾区”：农发行的特殊定位为何成了腐败温床？

农发行是直属国务院领导的全国唯一农业政策性银行，承担着支农支小、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特殊使命。它的信贷资金带有极强的政策属性——利率低、额度大、投向特定。

正是这种“特殊性”，成了腐败的温床。

从落马高管的违纪违法事实来看，共性高度一致：贷款审批权——是权力寻租最集中的环节。

赵富洲“违反国家规定向企业发放贷款并造成特别重大损失”；徐一丁“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贷款审批、发放等方面谋利”；孔繁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融资贷款等方面谋利”；卢纯才“利用职务便利和职务影响力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当一家银行的信贷资源具有政策红利属性时，掌握审批权的人就掌握了“分配权”。企业为了拿到低息贷款，不惜重金“围猎”银行高管；高管为了私利，不惜违背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将国家支农资金变成权钱交易的筹码。

更值得警惕的是“系统塌方”的态势。从总行到分行，从政策研究部门到资金计划部门，从扶贫金融到常规信贷——腐败的触角几乎覆盖了农发行的全部核心业务链条。

反腐为何“越扫越多”：农发行的深层困境

农发行高管频繁落马，绝非偶然。根源在于三个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

第一，权力集中与监督失效的矛盾。政策性银行不同于商业银行，其信贷审批不依赖市场化定价机制，更多依赖行政决策。当“一把手”或关键岗位掌握着巨大的信贷审批权，而内部监督机制又形同虚设时，“一把手”沦为“一霸手”只是时间问题。赵富洲的通报中“面对党组织的多次挽救，始终置若罔闻，拒不认错”——这样的态度，说明权力已经膨胀到了何等程度。

第二，政策使命与个人私利的冲突。农发行承担着服务国家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的特殊使命。这种政策性定位，决定了其信贷资金带有“半财政”属性。当掌握这些资金分配权的人把“政策红利”当成“个人红利”来经营时，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定位就被彻底扭曲了。徐一丁“将扶贫助农信贷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正是这种冲突最典型的体现。

第三，历史惯性与现实压力的叠加。农发行系统的腐败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从卢纯才到贾楞，从赵富洲到徐一丁，一条长达数年的腐败链条说明，问题早已深入肌理。2023年4月，中央第五巡视组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党委开展巡视“回头看”工作动员会。此后，农发行多名干部被查。巡视的“回头看”，恰恰说明第一次巡视发现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从“打虎”到“建制度”：反腐的下半场

农发行高管频繁落马，表面看是“打虎”成果，深层看却是制度漏洞的集中暴露。

2026年8月17日徐一丁被“双开”的同一天，农发行党委在表态中强调要“深化风腐同查同治，完善权力配置运行的制约监督机制，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

问题在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这句话已经说了很多年。赵富洲被“双开”时，通报就指出其“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不到位”；陈晓东被查时，通报指其涉嫌“贪污、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三项罪名——每一项指控背后，都是制度的失灵。

从卢纯才到赵富洲，从孔繁波到陈晓东，从吴飚到徐一丁——这份不断拉长的落马名单本身就在提醒我们：反腐不能只靠“打老虎”，更要靠“补笼子”。当一家政策性银行的信贷审批权长期缺乏有效制衡，当“一把手”可以轻易将政策资金变成私利工具，只查人不修制，下一个“徐一丁”迟早还会出现。

农发行高管的频繁落马，是金融反腐“深水区”的一个缩影。它告诉我们：在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特殊定位下，权力监督的难度更大、腐败的诱惑更多、制度建设的紧迫性更强。查人是“治标”，建制才是“治本”。当权力运行的全链条都能被看见、被追踪、被制衡时，才不会再有人把国家的支农资金，当成自己的“提款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