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一统”的最后实验，终结于35年前的“八一九”

俄乌战争的时长已经超过苏德战争且似无止境，而战争的因早在1991年圣诞节苏联宣告解体、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时埋下。

苏联解体的第一个标志，或许是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但真正敲响联盟崩塌丧钟的，是一年后乌克兰正式宣告独立。

这正是莫斯科始终对乌克兰心存怨念的原因：在前者看来，后者正是摧毁苏联、肢解“大俄罗斯政治世界”的罪魁祸首。

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始终是打造“帝国”的关键拼图、也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在历史窗口期的1991年，双方曾有望以新的政治共同体继续携手，然而35年前今日的一场政变坚定了乌克兰独立的决心、摧毁了这一可能。

每一个具有苏联情结的人，谈及苏联解体不可避免的罪魁祸首时，不外乎归咎于两个原因：“八一九事件”与“一小撮阴谋家”。

如此归责背后的逻辑是：

1991年中期，保留联盟是苏联的主流民意（1991年3月的公投），但大家已经达成协议的《新联盟条约》尚未签字，便被突发的“八一九事件”扼杀了，随后以叶利钦为首的一小撮阴谋家，为了一己之私，肢解了苏联。

按照这一逻辑，发动“八一九政变”的苏共保守派（忠于红旗忠于党），和以叶利钦为代表的“叛党叛苏”自由派（砍旗走资派），都是导致联盟解体的罪人。

当时语境下保留的联盟，不全然等同于社会主义苏联，而是字面意义上的概念：主要的加盟共和国能否维系一个联盟国家（无论“姓资姓社”）而继续存在。

只是依据传统的学界观点，苏联的维系离不开三大支柱：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列宁式政党的垂直领导（党政不分与党内集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因此“变颜色”往往与“国家解体”划等号。

亨廷顿在其1990年（苏联解体之前）出版的《第三波》一书也指出，如苏联、南斯拉夫这样的联盟国家，政治转型极有可能意味着内部领土边界发生改变。

但另一方面，原计划于1991年8月23日签署生效的新联盟条约，的确放弃了“社会主义”几个字，没有了中央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而苏共的领导地位更是通过年初生效的宪法修改正式放弃。

从某种程度上说，突如其来的“八一九事件”，粗暴地终止了“苏维埃非社会主义共和联盟”的试验，结果将“变色”与“解体”划上了等号。

“非社会主义联盟”的可能性试验，短短几个月的窗口期戛然而止。

然而回溯历史，简单地把不同概念与事件一刀切，亦不可取。一个非传统社会主义的联盟，曾经是主要当事方的主流共识，它们也为此做出了实质性的尝试。

从何而来：“国不像国”的“联盟”

对于1991年之前的这个北方邻居，国内简称为“苏联”，而俄语世界常用的简称是“联盟”（Сою́з）。

“联盟”一词，不仅出现在苏联国歌的最开头，也鲜明地指出了这个“国家”独一无二的性质。

诚然，苏联最终的版图几乎全盘继承了沙俄领土，但苏维埃创立之初，列宁试图创造的是一个超越传统主权国家界限的人类实验。

1922年底，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联邦四个苏维埃国家，以签订盟约的形式组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而在此之前，随着沙俄覆灭于1917年的二月革命，不同的民族地区早就各自组建了独立的国家政权。从沙俄到苏联，并非在同一片领土范围内“改旗易帜”这么简单。

经过与斯大林的“俄罗斯联邦自治”之争，列宁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理念，通过1924年的第一代苏联宪法得以确认：

苏联是一个“自由的联邦国家”，成员为各苏维埃共和国；

苏联“来去自由”，对所有的国家开放，也允许所有的成员国自由退出；

当下的苏联是一个关键过渡形式，目标是要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大联合、组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

换言之，列宁所设想的并非一个主权领土固定、边界封闭更的单一国家，而是其国际共运与世界革命的愿景。

到了斯大林时代的1936年版宪法与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77年版宪法，虽然基于现实考量，删除了世界革命愿景的论述，但也不可能跳出列宁的立国理念与框架，尤其是保留了联邦国家与“进出自由”的定性。

基于“大家都是结盟的共和国”这一逻辑，苏联在联合国的40多年还出现了“一国三票（席）”的奇观：不仅苏联作为联盟国家是联合国成员，白俄罗斯与乌克兰作为加盟共和国也是联合国成员。

刘瑜老师曾说过，理解美国的关键，在于知道它是复数states，而非单数state。对于苏联而言，法理名义上也是复数republics，而非一个republic。

但事实上，这两大对手也只有这种名义上可类比之处。

正如苏东问题专家金雁老师所说，这种“名不符实”的自由联盟（联邦），本就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名义上（行政上）各加盟共和国自愿结盟、进出自由，最高苏维埃是各加盟共和国民选代表组成的集体领导决策机构；

实际上联盟在苏共的领导下，而苏共作为从中央到地方、下级服从上级的垂直组织，并非各加盟国党组织的“自愿结盟”，更谈不上“进出自由”；

作为苏联行政上最大的加盟国，俄罗斯甚至没有自己的党委（1990年成立、久加诺夫的俄共与苏共是不同的政党）。在叶利钦登上历史舞台之前，俄罗斯没有自己的行政机构。

随着1980年代末期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苏共放松了原有的中央集权控制力，这种党政组织机制“名不符实”的矛盾自然激化，更不用说1991年初苏共彻底放弃宪法的领导地位、落实各加盟国“民选自治”之后的场景了。

向何处去：从此“联盟”到彼联盟

“名不符实”的联邦式联盟持续别扭，1989-1990年开始发酵。这也是新联盟条约的缔结基础。

矛盾的激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少数加盟国出于历史与现实恩怨，加上宪法有退出条款（虽然无落实细则），下定决心完全独立，无论如何也不想留在联盟、接受莫斯科领导、和其它国家搭伙过日子；

另一方面，多数加盟国尚且无意彻底独立过日子，既希望在联盟的框架内享受既有好处，又想获得更大的自主自治权，希望自己这个共和国能“名副其实”。

要求彻底退出联盟的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自认为在纳卡地区冲突中受到中央不公待遇的亚美尼亚，遭遇流血冲突镇压的格鲁吉亚，以及在二战前“东方战线”中被纳入苏联的摩尔多瓦。

自立陶宛在1990年3月打响后独立第一炮后，1991年起上述其它国家先后宣布要独立建国，彻底不要苏维埃。

愿意留在联盟、高度自治的是俄白乌、中亚五国和阿塞拜疆：1990年6月俄罗斯带头，各国先后通过主权宣言，既不要脱离苏联，也不否定苏共，但希望自己能自主自治，减少来自联盟的束缚。

出于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恩怨和权力斗争逻辑，在“民主化”浪潮中借助“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异军突起的叶利钦尤为典型。

他在后续多次谈判、博弈中表明自己想借机将苏共中央的绝大部分权力“下放”给俄罗斯，在松散的联盟外壳下以俄罗斯的绝对体量（占苏联领土76%、人口超过51%）控制大局、架空戈尔巴乔夫。

美国冷战专家乔治·凯南也在日记中披露：他多次建议戈尔巴乔夫允许波罗的海三国完全独立，赋予其它加盟共和国大的自治权。

从国际社会来看，当时的美国与西方世界也不希望苏联彻底解体，因为这极有可能意味着内战甚至核武器和难民扩散，严重威胁到欧亚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

1991年7月，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访问苏联期间在基辅发表“基辅鸡演讲”，同样对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与独立意识提出反对和警告。

正是在如此背景下，1991年3月17日关于“是否保留联盟”的公投拉开大幕。

要真正理解这一所谓“多数民意希望保留联盟”，以及为何这一结果与“八一九事件”后的情形大相径庭，不能忽视（但很多人往往忽视）这一公投的几个基本事实：

1）参与公投的加盟国只有九个，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官方抵制公投（下定决心彻底独立）；

2）这次公投的完整问题是：

“您认为是否有必要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作为一个革新的联邦，由平等的主权共和国组成，其中各民族中所有个体的权利与自由都能得到充分的保障？”

在乌克兰、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选票上还有附加问题，其中乌克兰的附加问题是：“您是否认为乌克兰应该基于《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成为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的一部分？”

（对于附加问题，超过81%的乌克兰人选择了“是”，比例甚至高于对“保留联盟”说“是”的乌克兰人）

换言之，这次公投压根没有“维持苏联现状”的选项，即便保留联盟，也是一个加盟国自治权大大加强的松散联邦；

3）这次公投的投票率达到80%，在超过1.485亿选民的投票中，约1.135亿人（77.85%）选择了“是”，“保留并改革苏联”的确是名副其实的主流民意；

有趣的是，具体到九个加盟国，“大哥”俄罗斯与“二哥”乌克兰支持保留苏联的比例最低，刚过70%，东斯拉夫三弟白俄罗斯则是83%；

即便是后来最先跳反的乌克兰，当时绝大多数地区也是支持留在联盟，反对者居多的除了首都基辅，就是二战之前俄罗斯/苏联从未有效统治过的加利西亚地区；

最支持保留联盟的，则是“非斯拉夫-伊斯兰”六国，支持率基本在95%左右甚至更高；

由此可见，最富裕的亲戚、城里人、斯拉夫主体民族，反而（相对）更不情愿带着那些少数民族-穆斯林穷亲戚继续搭伙过日子，是这超过77%选民支持保留联盟的隐含信息。

只有了解这次“保留并改革苏联”公投的由来和内容，才能理解《新联盟条约》的前提基础和核心内容。

自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起，苏联已开始讨论变革联盟的提案，并启动了法定程序。公投的结果自然加速了这一进程。

面对“保留联盟、改革联盟、提高各国自治权、保障民权”的主流民意，戈尔巴乔夫很快与这九国领导人在4月23日达成了协议。

只不过出于部分国家的意愿，名称改掉了“社会主义”，变成了“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俄文缩写还是CCCP，英语缩写也还是USSR，依然是一个完整对外的国际法主体。

在新联盟的框架下，未来的苏联有一个共同的总统，实行统一的国防与外交政策，中央政府继续拥有国安、军事、外交、统一货币发行权、贵重金属控制权，但都需要得到各共和国的监督，协同落实。

除了授予中央政府的这些有限权限清单，其它的权力则无一例外赋予了各加盟国：产业、资源的掌控，公共开支、征税权力，甚至与其它国家建立外交与贸易关系的权力。

至于联盟与各共和国的司法冲突，则由新设立的宪法法院裁决，但加盟共和国法律优先于联盟法律是最终原则。

更重要的是：新联盟条约明确了各共和国有权决定是否加入联盟。不愿意加入者“可以走自己的路”。

新联盟条约是各加盟国向苏联中央要权的结果，而条约事实上也实现了这一目的。

相比于各走各路的独联体，这个新苏联自然更紧密一些，毕竟还有一个中央政府和总统，领导同一个国际法主体，可谓“加强版独联体”。

相比于美国这般传统的联邦制国家，这个新苏联似乎相似、甚至更加松散，因为各加盟国可以随时跳反已经成为公开的铁律，可谓“弱化版美国”。

截止到1991年8月，除了乌克兰，其它八国都批准了新联盟条约的草案。而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便是乌克兰。

“没有共识的共识”：新苏联缘何最终流产？

“八一九事件”三天一闹，不仅令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搁置，还触发乌克兰带头宣布完全独立，正式敲响苏联的丧钟，成为世人眼中改变历史进程的X因素。

然而没有“八一九”，苏联就能通过革新延长寿命吗？恐怕并不尽然。

事实上，“八一九”不过是揭开了盖子，加剧了苏联各国和各地民众对莫斯科的不信任，将分歧放大，更揭露了一个残酷的事实：

“公开性”之后戈尔巴乔夫人为构造了“新联盟共识”，可实际上苏联不同加盟国、不同群体在国家定位的问题上没有共识。

以亚纳耶夫为代表的保守派，希望维系原有苏共、列宁主义和中央集权框架下的苏联，有限的改革只是为了提高效率、激发活力，不能变更国本；

戈尔巴乔夫未必认同公投体现的主流民意，但他坚信小修小补的改革救不了苏联，只有先稳住联盟，再图后计（例如把其它加盟共和国慢慢拉入伙，慢慢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

对于多数民众和各共和国而言，联盟的好处要继续享受，但各国不能继续被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束缚手脚、限制自治；

乌克兰的野心或许更大，名义上作为联盟的一分子，该拿的好处不少，但实际上要做“国中之国”，在国际舞台上独立自主大展拳脚，成为“下一个芬兰”（乌克兰人自信自己的资源优势最好，不必被穷亲戚拖累）。

在后三方看来，《新联盟条约》只是一个当下可以接受的权宜之计：反正它足够灵活，将来各当事方都有可进可退的空间。

可习惯了几百年高度中央集权的传统俄国人（苏共保守派）无法容忍美国式的联邦，遑论“弱化版美国”？

“八一九”一闹，彻底掀了桌子，撕掉了后三方名义上的共识遮羞布，揭开了大家不同的心思。

戈尔巴乔夫成为了各方不讨好、摇摇欲坠的名义上老大：保守派恨他毁灭国本；乌克兰和其它加盟共和国不仅怀疑他的诚意，更不相信他有能力维系住脆弱的联盟共识。

保守派彻底沦为过街老鼠，被视为守旧、反动的势力。

各加盟共和国及民众开始意识到：只要保守势力还在，莫斯科很难有诚意完全落实“革新的联盟”，今天进入了联盟的坑，也许明天联盟又会回到中央集权的老传统。

尤其是“历史经验教训”足够多的乌克兰人，正好再三确认双方对“俄乌联盟”认知的分歧不可弥合：

1654年，赫梅利尼茨基大公代表哥萨克酋长国与沙皇签署《佩列亚斯拉夫条约》，以效忠沙皇换取俄国保护，但两年后俄国与哥萨克人的宿敌波兰媾和，乌克兰人第一次感受到“毁约背叛”；

1917年二月革命后，乌克兰人在基辅组建中央拉达，提出在民主改革的俄国框架内寻求自治，但临时政府对此“已读不回”、布尔什维克直接以十月革命推翻临时政府，深感不满的中央拉达组建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

1991年《新联盟条约》未等签署就爆发“八一九”，乌克兰人确信莫斯科从来只要“以上御下”的“君臣关系”、同属一国就不会给乌克兰人“民主自治”。

向来善于观察形势、闻风而动的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敏锐地捕捉到了“八一九事件”前后乌内部民意动向的变化，直言该事件让他意识到：只有完全独立，乌克兰民族才能实现名副其实的自主、自治。

由此乌克兰执意不再签署任何从属于一个完整主权国家（联盟）的协议。叶利钦作为“皇俄派”虽不希望失去曾经的帝俄/苏联政治空间，但不可能选择在没有基辅的情况下与其它国家组建新联盟。

原因不难理解：当时苏联中东斯拉夫民族只占不到70%，经济水平乌克兰仅次于俄罗斯；基辅不参与，意味着俄罗斯要独自扛起六个伊斯兰“穷亲戚”和白俄罗斯，同时东斯拉夫主体民族的人口优势进一步缩减。

加之叶利钦掀起的民族主义已在俄罗斯一浪高过一浪，没有乌克兰的结盟对于俄罗斯未必是优势、反而意味着潜在的负资产。

更何况此时苏共中央已经崩溃，叶利钦事实上可以越过戈尔巴乔夫接管莫斯科中枢，他大可不必抱残守缺、维持一个俄罗斯承受“帝国负担”、戈尔巴乔夫还在头上指手画脚的不完整联盟。

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科维奇在别洛韦日森林谈到最后，乌克兰去意已决，叶利钦顺理成章做出了“卸包袱”的分家决定，“国际组织”独联体就此取代了作为单一国际法主体的联盟国家。

如果把历史的视角拉长一些，多个世纪中央集权传统的俄国，是否玩得转这种前所未有的新联盟？

其实没有“八一九”，或许他们还能尝试走一走前所未有的道路，无论能延续多长时间。

在同一联盟国家框架内，很多热点争议问题或许还能缓解，例如纳卡地区冲突、卡拉卡尔帕克和克里米亚争议，俄乌摩擦更不至于走向战争。

但历史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历史无法假设、没有回头路；历史的窗口期转瞬即逝，一旦错过，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无法找回。

再看35年前的今天，无意替哪一方惋惜，更无必要设想全新的地缘政治图景。但这个历史上真实存在、总被一笔带过的实验和背后的故事，其实有不少值得深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