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撰文｜陆火 秦仲海
出品｜塔子山评说
蒙冤者半生沉泥，枉法者步步高升。
这些年来，我们亲见太多司法人员，在办完冤假错案后“不降反升”。
仿佛在组织的干部考核体系中，“冤错案件”才是他们的KPI。
比如，山东临沂的检察官朱学珍，亲手制造完“张志超冤案”后，被提拔、重用，成了临沂市郯城县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这阵子，笔者连续发布了《制造“张志超冤案”的山东临沂检察官，她的仕途扶摇直上》（已被处理）《制造“张志超冤案”的山东检察官，受到了法律的全方位呵护》。
为什么要如此关注朱学珍？
因为，作为张志超案的核心公诉人，朱学珍并非单纯的“业务能力不行”“法律认知偏差”，而是涉嫌刻意制造冤假错案。
张志超申诉代理人、北京市大禹律师事务所主任李逊律师介绍：
当年，朱学珍隐藏了四份关键证言；而这几份证言，足以证明案发时张志超根本不在现场，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隐藏无罪证据，把无辜之人往死里整，这是一种极大的恶。
张志超自此背负“奸杀女同学”的污名，在狱中喊冤十五年，才得以无罪平反。
但这种恶，受到了系统的庇护。张志超平反了，朱学珍也升官了。
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某种神秘的评价体系中，“枉法”不仅不会招致惩戒，反而成为了“卑鄙者的通行证”。
这种奇特的“升降法则”之下，他们是否会更加肆无忌惮地，继续制造冤假错案？
我们注意到，临沂中院正在审理的一起“二苏被控杀人沉尸”重审案，公诉人之一，正是曾经制造“张志超冤案”的朱学珍。
你没有看错：枉法之人，依然端坐法庭之上，代表国家，继续行使公诉大权。
“二苏被控杀人沉尸”，是一桩什么案件？我们仅仅梳理其漫长的诉讼流程，即可发现端倪：
2017年，临沂市沂南县发生一起沉尸案，时年50岁的村民苏庆春被人反绑双手、脚绑砖头，沉入河中；
邻村两名七旬老人苏纪峰、苏晓峰被指控为杀人凶手，检方指控二人因捕鱼发生纠纷，用木棍打死苏庆春后沉尸；
2019年8月，临沂中院判处苏纪峰死刑、苏晓峰无期徒刑；
2022年10月，山东高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发回重审；
2025年3月，临沂中院作出重审判决，判处苏纪峰死缓、苏晓峰无期徒刑；
2025年12月，山东高院再度作出裁定：发回重审。
命案发生至今，八年过去了，愣是审不出一个结果。这说明什么？
曾经制造冤假错案的朱学珍，在此时“临危受命”担任公诉人，这又说明什么？
我们当然希望临沂中院能依法、公正审案，但是，朱学珍的法律素养、职业道德，谁会信任？谁敢信任？
我们如此关注朱学珍，是因为我们坚定地认为：
蒙冤者的血泪，不应成为某些人仕途的垫脚石；办理错案的司法人员，应当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公开资料显示，办完冤假错案后“不降反升”，朱学珍甚至算不上“个例”，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
例如，近年来最为知名的平反冤案之一“聂树斌案”中，即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当年参与侦查、起诉、审判的多名办案人员，非但没有被追责，反而仕途顺遂。
2016年，聂树斌被最高法改判无罪，但这时候，聂树斌已经被执行死刑21年了。
2019年1月，北京青年报发表《聂树斌案平反两年未见追责，有办案警察升至石家庄中院副院长》报道指出：
聂树斌案平反数年后，相关方面始终没有公开追责结果；多名办案人员依然或在职、或升迁。
其中，当年负责聂树斌案侦查工作的刘生吉，后来担任了石家庄市公安局副局长、石家庄市中院副院长等职务。
遗憾且悲凉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监督报道，似乎也没有产生太大的现实影响。公开资料显示，2024年，刘生吉从法院副院长任上，光荣退休。
其实吧，“错案终身追责”，这本来也不是我们小老百姓要喊的，这是司法系统自己喊出来的。
你们一喊，我们一听。其实吧，或许你们和我们，从一开始都没有太当真。
可这结果，这现实——不追责，倒也罢了；还升官，这是要闹哪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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