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中央领导进入北平的人，58年被连降十级，毛主席：我要亲自过问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城内外局势复杂。承担重要警戒任务的王范，面对的并不只是街面上的巡逻，还要防范潜伏特务、地痞武装和可能发生的突袭。毛主席等中央领导进入北平时，沿途警卫、交通联络和外围侦察，都需要有人统筹安排。

王范不是从一开始就身处核心岗位。他出生于江苏如皋东乡的佃农家庭，原名张庭普，字普贤。家境贫寒，少年时曾靠赶海、打零工贴补家用，却始终没有放弃读书。

十三岁那年，父亲因无力承担学费，让他回家务农。王范一度因绝望投河，幸被乡人救起。私塾先生被他的求学意志打动，答应免费教他。后来生活所迫，他仍不得不离开私塾，但读书识字的习惯保留下来，这对他后来从事秘密工作帮助很大。

1926年夏天，如皋东乡一处戏棚旁，几个地主子弟把瓜果皮扔向农家孩子，以取笑人为乐。王范当场制止，双方争执起来。有人骂他“造反”，他回了一句：“到底是谁欺负谁？”

这场冲突被地下党员王盈朝看在眼里。王盈朝发现，王范虽然出身贫苦，却敢作敢当，遇事不绕弯子，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两人随后创办平民夜校，教农民识字，也讲解社会现实和革命道理。

1926年11月，经王盈朝介绍，王范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参与地方党组织建设，并投身农民运动。1928年如泰地区农民暴动失败后，许多同志遭到通缉，地方斗争迅速转入隐蔽状态。

1930年，在组织安排下，如皋东乡成立红色武装斗争小组，王范担任党支部书记。他负责筹集经费、联系群众、传递情报，并配合红十四军开展行动。江家园等地的斗争取得进展后，土地和粮食被分给贫苦农民，地方上的革命影响随之扩大。

形势很快恶化。

同年夏秋，国民党军队加强清剿，地主武装也参与搜捕，原有联络网遭到破坏。为了寻找上级组织，王范奉命前往上海。那时他在通缉名单上，不能乘坐公开交通工具，只能一路设法躲避盘查。

初到上海，他曾在工厂做杂役，后来因替工友出头而丢掉工作。无处落脚之际，租界巡捕房招收华人巡捕，他看中的不是这份差事本身，而是其中可能接触城市信息和人员流动的便利。

1930年底，王范考入英租界巡捕系统。经过训练后，他在四马路巡捕房任职。一边工作，一边寻找党组织线索。由于地下党刚经历严重破坏，对陌生人的接近极为谨慎，王范最初并没有得到回应。

他没有急着表明身份，而是通过巡捕房掌握的情况，持续向组织提供情报。匿名信送出多次后，信中内容不断得到验证，党组织才逐渐确认了他的可靠性。

有一次，组织要处理一名叛变的交通员。王范在巡逻时发现可疑人员，因不能擅离岗位，便拿出一块大洋，请附近小吃铺伙计代为跟踪。确定对方藏身地点后，他立即将消息转交给中央特科。这个细节不大，却体现了他的办事风格：条件有限，也要把事情办成。

1931年后，王范正式恢复组织关系，并承担更多秘密工作。1937年，虹口租界发生日军与华人巡捕冲突，一名华人巡捕死亡，另一人受伤。租界当局想压下事件，王范却组织巡捕和市民举行抗议活动，还在公共场合揭露日军暴行。此举扩大了抗日影响，也让国民党特务更加确定他与共产党有关。

1932年，王范因叛徒出卖被捕。审讯时，他使用化名张景庆。叛徒只知道他曾参加红军，却说不清真实姓名、组织关系和秘密代号。王范抓住这一点反问：“你既然说我有问题，那就把我的情况讲清楚。”

对方支支吾吾，无法自圆其说。由于缺少直接证据，国民党方面最后以“共产党嫌疑犯”判处王范十年徒刑，转押南京服刑。

在狱中，他被安排挑水、打杂，反而有机会接触其他政治犯，传递消息，交流学习。王范还曾与陶铸商议越狱，事情泄露后遭到严刑拷打，并被加戴沉重脚镣。他始终否认所谓“组织暴动”，没有吐露同志情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经过交涉，部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获释，王范也在其中。出狱后，他立即前往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恢复组织联系，随后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部门负责人。

在延安时期，他参与侦破潜入边区的特务案件，整顿保卫系统，并与李钟培结为夫妻。解放战争后期，王范负责北平地区的安全保卫和侦察力量建设。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央领导进入北平的警卫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他所承担的任务因此受到重视。

然而，1958年底，王范却遭遇连降十级的处理。具体原因涉及当时的干部管理和工作认定，相关材料后来并不完整，但这一处分显然引起了毛主席的关注。毛主席听闻后表示：“我要亲自过问。”

在毛主席询问和有关部门复核后，王范重新得到启用。此后，他被调往江苏工作，除继续参与有关事务外，还关心地方体育事业的发展。

1967年，王范病逝，终年62岁。那个从如皋东乡走出来的贫苦少年，曾做过巡捕、坐过牢，也在最危险的岁月里守护过地下组织和中央机关。他留下的经历，散落在革命保卫工作的许多细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