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获三枚一级勋章的罗厚福，为何军衔仅为大校？老战友坦言：他太厚道

1955年，湖北省军区上报授衔名单时，罗厚福的名字后面写着“上校”。这份名单引起了老同志的疑问。论资历，他是红军时期的游击部队指挥员；论战功，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担任过重要职务；论荣誉，他后来获得了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三枚一级勋章。

名单最终改为大校，但疑问并没有随之消失。

罗厚福参加革命较早，长期在大别山、鄂西北一带坚持斗争。抗战时期，他曾任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旅长；解放战争中，又担任过江汉军分区司令员、鄂西北军区副司令员。许多曾经与他并肩作战的干部，后来走上了更高的领导岗位。

开国中将林维先得知罗厚福只是大校时，曾替老战友感到不平：“论资格，论贡献，这个结果确实让人想不通。”

罗厚福却摆摆手：“衔子能值几个钱？革命新人接班，这是好事情。”

这句话听起来轻松，背后却有一段并不轻松的经历。

1948年初，陂孝礼地区刚刚解放，经济条件十分困难。跟随罗厚福多年作战的干部和战士，有的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为解决部队转地方后的困难，他提议筹资开办卷烟加工厂，干部拿出一部分钱，军分区也给予支持。

工厂有了收益后，既给干部补贴，也安排了一些烈属就业。问题出在后来。镇反运动开展后，工厂和人员安排中的一些旧账被重新审查，罗厚福因为坚持安排一名曾经帮助过革命的保长进厂工作，也受到牵连。

那名保长在战争年代冒险掩护过革命人员。罗厚福认为，不能因为对方出身和后来处境复杂，就把过去的帮助一笔抹掉。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种处理被认为不够谨慎。

他先后在大会、小会上作了十多次检讨，职务也从副军职降为准师职。1951年，这件事成为他心里的一根刺。到了1955年授衔，省军区最初拟授上校，老首长出面写信，认为罗厚福资格太老、贡献太大，最终才改授大校。

从上校到大校，表面看只差一个等级，实际却没有解决他心中的疑问。更让人遗憾的是，后来多年间，这段历史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结论。

有老部下劝他写信申诉，还提出可以请老首长作证。罗厚福只是笑笑：“这么点事，不值得去麻烦别人。”

妻子替他抱不平，说过去的部下如今都当了大军区领导，他却还是大校。罗厚福听后沉下脸：“你也是老同志了，怎么能这样说？”

他不是没有机会为自己争取。只是，在他的判断里，个人的待遇不能压过组织的困难，更不能让老战友和上级为难。这种性格，早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形成。

1948年元旦，豫鄂三分区部队攻打孝感，七连指导员孙九平在战斗中头部负伤。战友发现时，他已经失明。孙九平曾是罗厚福的警卫员，两人在最困难的岁月里同吃一锅干菜、共盖一床被单。

罗厚福得知情况后，没有只停留在慰问上。他拿出钱，请当地村干部设法为孙九平成家。后来，孙九平与一名农村女子结婚，罗厚福专程赶去祝贺，送上被子、床单和钱。

1953年，罗厚福调到湖北省军区工作，办完手续便回到孝感，把孙九平接到武汉，带他跑遍医院。治疗无效后，他没有直接把残酷结果告诉老部下，而是陪着孙九平游览武汉三镇。

登上黄鹤楼时，孙九平看不见江城景色。罗厚福便站在旁边，一点一点描述远处的山、水和街道：“朝前看，能看见武汉三镇，远处还有山。”

这不是普通的照顾，而是一个指挥员对部下的责任。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老战友甘景元身上。甘景元曾在新四军第五师负责后勤，抗战中为部队筹粮运物。一次战斗持续两天两夜，前线缺粮，战士们连举枪的力气都快没有了。甘景元带着两百多人挑着馒头冲过火线，及时送到阵地。

后来中原突围时，甘景元负伤掉队，与部队失去联系。回乡后，他一家人生活困苦，甚至躲进山中。1948年除夕，罗厚福和地方干部找到他的茅屋，送去生活物资，并决定按老红军待遇给予帮助。

甘景元的妻子抱着米面失声痛哭。那不是因为得到多少，而是因为多年苦难终于有人记得。

1949年年底，罗厚福的岳父母准备返乡，机关送来五百斤米票作为路上用度。按照当时供给制标准，这不是一笔小数目。罗厚福坚决不肯留下，转而想到牺牲战友聂太清的家属，便把米票和钱转送了过去。

这些细节，解释了为什么老战友称他“太厚道”。他把功劳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遇到老部下，先想到对方的生活；涉及个人待遇，却总说不必麻烦组织。

1975年5月19日清晨，病重的罗厚福被救护车送往医院。省军区机关干部站在路口送行，谁也没有说话。病房里，他的老伴守在床前，省委负责同志也前来看望。

两人谈起旧事，却很少谈他的军衔和待遇。罗厚福问得更多的是工作、生产和地方上的困难。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他始终没有主动提及那段未能澄清的历史。

临终前，他已经说不出完整的话。老伴俯身贴近他的嘴边，只听见断断续续的一句：“希望组织上把……五一年的问题……搞清……”

这成了他留下的最后心愿。救治无效后，赵辛初含泪对老伴说：“这个罗司令，实在是太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