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与匪】杜培武&杨天勇案 第9章 带走与刑拘

本文依据公开媒体报道、官方文件及当事人公开发言整理而成，目的在于呈现该事件的时间线和公开记录，文中不涉及对个人或者机构的法律定性，案件事实以权威机关正式文件为准。

时序：1998年6月30日晚至7月3日，昆明。

车子穿过一条又一条街，杜培武望着窗外，看着路灯一盏、两盏快速向后退去，他认出这是通往城西的路。

"我们去哪？"他问。

没有人回答，车里的三人，一个开车，一个坐副驾驶，还有一个坐在他旁边。他旁边坐着的人他是认识的，刑侦支队的人，叫什么名字他记不住，只记得说话声音低沉。

是不是又出现了什么新情况？他又问。

到了你就知道了，旁边的人说。

车没有开往戒毒所，也没有开往刑侦支队，车拐进一条巷子，停在巷子深处一栋楼前，楼层不高，四层，灰墙不挂牌，一楼的大门是锁着的，一个人从里面打开了门，带他们三人进去。

"这是什么地方？"他问。

"你先住这，"旁边的一个人说，“情况特殊，你暂时不能回家。”

他跟着他们来到二楼，走廊尽头有一个房间，房门是铁的，在外面加了锁。打开门让他进去，房间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窗户上钉上了木板，没有光线照进来。

“你先在这儿待着，有什么需要就喊一声，"旁边的人说。

门关上了。锁，从外面锁上了。

他坐在床边看着那扇钉死的窗户，木板缝隙透进些许光，那是路灯的光，他想，这是怎么回事？他是来配合调查的，为什么会被关起来？

他试着推了推门，门是锁着的，喊道“有人吗？”没人回应。

他坐回到床边，床上的被褥很旧的，有股霉味，他把外套脱下，叠好放在枕头边，他躺在上面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条裂缝从这边一直延伸到另一边。

他想儿子，现在已经睡着了，母亲哄他睡觉、给他讲故事，儿子睡觉前总是问一声“爸爸呢”，母亲说爸爸去上班了，儿子答：“哦，”

他翻身朝墙，墙皮脱落，露出灰白的底色，他数着墙上的裂缝，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第二天，没人来。

他醒来时天已亮，门缝里透进来一点光，他坐在床边等，到中午也没有人来，他喊了几声没有回应，他敲了敲门，铁门发出闷闷的响声，在走廊里回荡，之后又安静下来。

他不知道自己被关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被关了多长时间，他觉得这可能属于调查程序的一部分，他们还在查，查清楚后会让他出去。

中午，有人开门递进来一个饭盒，米饭、西红柿炒蛋，一菜一主食，他接住饭盒坐在床边吃了几口就咽不下去了，他放下饭盒又躺下。

下午他睡着了，他做了梦。梦见在家里，儿子跑过来抱住他的腿说爸爸你看我画的画，他低头看时发现儿子所画的三人：爸爸、奶奶和他自己，他说：“妈妈呢？”儿子说妈妈在上班，晚上回来。

他醒了，屋内仍然一片漆黑，门缝里透进来的缕光线，不知道是路灯还是天光，他分不清白天黑夜。

第二天，又一天。

没有人来，饭盒凉了，他吃了两口就放下。他坐在床边开始数日子，他记得他进来的时候是6月30日晚上，今天几号？他想不起来，他没有表，看不见外面的天，只能根据送饭次数来计算日子，送饭的人来了几次，他就过了几天。

再一天下午，有人来了。

一个穿着便装的人进来，手里拿着一卷纸，他把纸摊在桌上，那是昆明市区的地图，他在地图上圈出一个点，问道：4月20日晚上，从戒毒所出来后，你往哪个方向走的？

"我没出去，"杜培武说，我一晚上都在值班室里。

"你再想一想，门有没有打开值班室的？"那人说。

"没有。"

"你中途没去上过厕所？"

"去了。"

"几点？"

"记不清了。大概十一点多。"

"从值班室到厕所，要经过哪里？"

"经过院子。"

"院子里有没有车？"

杜培武想了想，说："没有。"

"你再想想。"那人说，"值班室门口，是不是停着一辆车？"

杜培武说，记不清了。

那人看着地图，手指在那个点上敲了敲，说：再好好想想，想起来了告诉我。

他走了。杜培武坐在床边，看着那张地图。地图上那个点，是戒毒所的位置。他不知道那人为什么要问院子里的车。但他隐隐感觉，那人问的每一个问题，都像在往一个固定的方向带。

第三天，送饭的人对他说，今天有人来见你。

他以为是家里的人，他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门开了，进来的不是家里人，是刑侦支队的两人，其中一人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放在桌上。

"杜培武，”那人说，这是刑事拘留证，从今天起你被刑拘了。

杜培武看着那张纸。

拘留？他问，为什么拘留我？

“你涉嫌故意刹人，"那人说，专案组研究决定依法对你刑事拘留。

"我没刹人，"杜培武说，测谎结果呢，不是说正常吗？

测谎的结果，是你在关键问题上说了谎。

杜培武愣住了。

他说，"我没有撒谎，我说的是真的，"

"纸带在这里，你要不要看？赵老师亲口鉴定的，你还狡辩吗？”

杜培武张了张嘴没有说话，他想到那天测谎，问测谎员结果如何，测谎员说综合分析，原来，综合分析的结果，是他撒了谎。

他说：“我没有刹人，我可以对天发誓，”

"发誓没有用，"那人说，签字吧。

他用笔在拘留证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笔尖碰到纸上时，他的手没有发抖，签完后，他放下笔看着那三个字，杜培武是他的名字，从今天起，在这两个字前面加上了一个身份：犯罪嫌疑人。

"拘留，通知我家里了吗？"他问。

"会通知的。"那人说。

“我儿子还小，”他说，“不要吓着他，”

那人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收起拘留证。

杜培武被带出那栋灰楼，楼门口停着一辆车，他上了车，车开走了，他向后面那座小楼望去，这是一栋不高的灰色楼房没有招牌，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在那栋楼里被关了几天、也不知道那栋楼是哪家单位。

他只知道，他进来的时候是6月30日晚上，被拘留时间是7月2日，中间那两天没有见到一个亲人、律师或者签过任何文件，他就那样地被关着，就像一件待查的行李。

他后来才知道，7月2日那天下午，专案组开了一个会。会上，秦伯联把测谎结论、谈话记录、那份被"改过"的值班记录，一样一样摆出来。他说："证据链基本形成了。现在，需要检院那边配合，把手续走完。"

专案组请来市检院的人，看材料之后说：“测谎结论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你们知道吗？”

秦伯联说，“知道，但是侦查的方向是确定的，”

"那就按程序走。"检院的人说，"你们提请，我们批。"

7月2日晚8时，刑拘决定作出。那一刻，杜培武正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数着日子。

他不知道，从那天起，他的名字，正式进入了司法程序。他也不再是"配合调查的家属"，而是一个犯罪嫌疑人。

7月3日，杜培武的父亲接到了电话。

电话是由刑侦支队拨打来的，对方问，你是杜培武的父亲吗？你儿子因涉嫌故意刹人被刑事拘留了。

杜培武的父亲挂断电话，在院子里站了很久，他是退休工程师，复旦大学毕业，一辈子体面，他站了一会转身进屋对老伴说：“培武被拘留了，”

老伴没听清："什么？"

"培武，被拘留了。"他说，"涉嫌故意刹人。"

老伴愣住，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过了一会儿她说：“不会的，培武不会刹人的，他连鸡都不敢刹，”

父亲没有说话，他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大腿上，目光注视着地面，眼神飘忽。

"怎么办？"老伴问，"我们要不要去求求他们？"

求谁？父亲说，他是我的儿子，我知道他不可能刹人，法律会还给他清白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没有起伏。但他的手，放在膝盖上，一直在颤。

家里商量了一晚上，第二天父亲和妹妹去了刑侦支队，要求见杜培武，办案人说案件还在侦查阶段不能会见，父亲问，那总得通知单位吧？办案人答已通知。

戒毒所也接到了通知，所长在电话里听了半天，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老杜这个人我了解，他不会是刹人犯，”

但这句话不能改变什么，杜培武仍然没有送看守所，没有移交检院，没有律师，专案组对外说案子还在侦查阶段，人羁押在办案单位。

7月3日之后，审讯变了。

头两天是问话，白天也问晚上也问，他被带到二楼走廊尽头办公室的铁椅子上坐下，桌面上放置台灯，灯光直射他的脸，他闭着眼睛答了一夜。

第三天夜里，他回答的比以往慢一些，坐在他对面的人站起来，走到他的背后，他听到拉链拉开的声音之后，又听见了电线摩擦的声音。

杜培武，身后的人说，“你再想想，”

他没有回答。

身后的手动了。

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痛，电流从脚踝开始往上爬，沿着脊椎而上，整个人弯成了虾米，嘴里发出一声闷响，又被堵回去，他没叫出来，他喊不出来声，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气也喘不匀。

"想清楚了吗？"身后的人问。

他说不出话。他点头。他没有想清楚，但他不敢说。

那你4月20日晚上到哪里去了？

"值班室。"他说，"我在值班室。"

电击又来了，这次更重一些，他整个人从椅子上跳起来又掉下去，手铐固定在椅子扶手上，手腕被勒出血痕。

值班室？身后的人说，"你再说一遍？

"我……"他喘着气，"我在值班室。"

"不对。"

"那我在哪？"

"你自己想。"

他不想了。他明白了。他说什么都错，只有说"他们要的那个答案"，才是对的。可那个答案是什么，他猜不着。他们想听什么，他也摸不透。

记不清了，他说头疼。

头疼？身后的人走到他面前，蹲下身看着他说："头疼好办，我们帮你治。"

他抓着椅子的扶手，那间办公室的灯，整夜都亮着。

那夜之后他不再计算日子，数不清了，白天和黑夜混在一起，审讯与休息也混在一起，清醒和迷糊都掺杂其中，他只知道，疼痛的时候是清醒的，不疼的时候，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他之后才知道，那二十天他被吊起来、电过、堵过嘴、罚跪过，他的三颗牙落在了那里。

他后来才知道，那间办公室在局大院里，走廊上有人走过时能听见他的声音，没有人停下。

他不知道，这一进去后，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天。

从7月2日晚上开始，审讯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单是谈话，办公室里的灯光彻夜不灭，一晚又一晚地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