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与中美比较——基于中美新闻媒体对DeepSeek和ChatGPT报道的文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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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浪潮下，中美两国已成为主导全球智能化未来的“人工智能大国”，如何建构起彼此国家的社会技术想象是全球化进程下智能媒介与社会发展互动的重要问题。研究以中美18家新闻媒体在社交平台微博和X上分别对DeepSeek和ChatGPT的发帖文本为分析资料，比较中美两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研究发现，中国媒体对ChatGPT的报道聚焦技术本质的科普和教育知识应用，相关风险认知集中于数据安全等技术共性问题，整体呈现“技术优先”的特征；美国媒体对DeepSeek则呈现“技术政治化”的倾向，将其视为中美技术关系和产业竞争中的“国家威胁”符号，存在既承认竞争又质疑价值的双重标准，暗含“中国威胁论”的逻辑。中美两国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他者想象”之根本差异在于，中国倡导的“技术普惠”与美国强调的“权力维护”的合法性基础及技术发展语境的不同。本研究丰富了技术社会想象的他者视角及其国际比较，可以为构建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协同治理的未来提供启示。

作者简介

匡文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姜泽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一

引言

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来都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内部的问题，科技和社会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以及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科技和人类的历史，其中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是科学的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概念（Jasanoff & Kim，2009）。目前，中国和美国是全球范围内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和应用中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大国，并远远超出其他国家（Guo et al.，2025）。近三年来，ChatGPT的热潮曾席卷我国社会，直至今天仍颇具影响；2025年初我国的DeepSeek在国际社会也赢得瞩目，在同样作为“人工智能大国”的美国社会亦颇具影响。但目前有关比较视野下中美社会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尚缺乏研究，尤其是美国社会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这又和我国对美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有何差异？这些问题关乎未来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全球化发展。过往的社会技术想象基本是以民族国家内部的技术和社会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也包括对外国社会内部的技术想象研究（Jasanoff & Kim，2015：3-4），但忽视了一国社会对另一国技术对象的社会想象，即技术如何在国际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在其他国家社会产生影响以及被文化建构的问题。基于此，本研究以社会技术想象作为理论视角，以中国和美国的18家重要新闻媒体在微博和X（原Twitter）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发文内容为分析资料，通过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文本分析方法，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对中美两国有关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想象进行研究与讨论。

二

文献回顾

（一）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

从科学技术研究（STS）、科学的社会研究（SSS）、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的基本范式到社会技术想象的概念提出，再到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先前研究在这条脉络上经过了较长的发展。社会技术想象中的“想象”（imaginaries）是一种社会如何运作的集体信念（Jasanoff & Kim，2015：5），是社会群体水平而非个体的想象（chiriac，2013），这种想象并非幻想或幻觉，而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并使得人类的新生活得以可能（Jasanoff，Kim & Sperling，2007：5）。有研究者通过总结既有理论资源后认为，社会技术想象包含了集体持有、经共同社会实践确认、未来取向和排他性竞争的特征（陈秋心，2024）。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延续了过往研究的传统，即一种社会对人工智能未来可能性、潜力和风险的理解，这种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构建的，而不是由技术本身的内在特征所决定的（Richter， Katzenbach & Schäfer，2023）。有研究者将AI想象具体化为：对AI的理解与定位，对AI发展的关切和规范共识以及对 AI 开启的未来社会景观的想象（谭小荷，2023）。自ChatGPT出现之后，一些研究者对ChatGPT引发的社会技术想象进行了特征归纳和意义阐释（高鑫鹏，李娜，2023）。但是，相关研究多处于技术应用的早期阶段，是否能够很好地体现出社会技术想象这一理论概念的要求仍存在争议（陈秋心，2024）。并且，既有研究虽然回答了ChatGPT、大语言模型和生成式AI在不同国家社会中分别形成的社会技术想象（谭小荷，2023；Roe & Perkins，2023；Vartiainen et al., 2025；Wibowo，2024），但尚未将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体针对彼此国家的同类技术的想象进行比较的研究。虽然社会技术想象在作为理论工具时多被用于分析同一时空下的本国想象，但这一概念也可以被用于异度时空下的他者想象，作为分析国际新闻媒体对中国科技认知的框架，以及从国际新闻文本出发考察特定技术的他者想象也是必要且可行的（杨正，冯韵，2025）。

（二）人工智能社会技术想象的国际比较与他者视角

社会技术想象不只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抽象理论概念，它还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和政策参考意义。提出这一概念的Jasanoff和Kim（2009）认为，社会技术想象存在于规范与话语、隐喻与文化意义的宝库中，行动者从中构建其政策偏好，其具有的工具性和未来性为政治共同体投射何为善、何为可欲、何为值得追求的愿景。例如，相关研究在有关核能技术在美国和韩国的社会技术想象的比较研究中就阐释了何以两国会形成不同的政策与实践模式的原因（Jasanoff & Kim，2013）。因此，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将会对相关技术和产品的未来发展和社会应用的走向产生重要的影响，这为进一步分析比较中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提供了现实意义。社会技术想象与国家主体之间具有密切关联，社会技术想象的权威性往往源于其背后的民族国家（Jasanoff & Kim，2015：4）。尽管资本、媒体、知识和技能的全球流动日益增加，但科技项目及相关政策的框架和边界仍与国家建设紧密交织，即国家之间的社会技术想象的角色和意义存在系统性差异（Jasanoff & Kim，2009）。也有研究者认为，为了避免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因话语封闭而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我国可以通过观察他国情况以丰富人工智能社会技术想象的内容，促进想象主体的多元化（李卫东，陈昶洁，贾瑞雪，2025）。在ChatGPT问世后的两年来，我国百度的文心一言、字节跳动的豆包等国产大模型也相继出现，但在国际范围内的关注和影响尚小，国内社会、学界的关注和新闻媒体的报道也不及ChatGPT。因此，过往一直缺乏能够对中美各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模型的社会技术想象的比较研究案例，而2025年DeepSeek的出现及其国际影响提升为进一步拓展这种交叉比较研究的路径提供了经验对象。

（三）人工智能社会技术想象的话语偏向和局限

社会技术想象虽然能够解释并建构科学技术和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和互动，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偏见与遮蔽，对特定技术在特定情境下形成的想象类型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客体的全部面相，有时甚至可能对认识本体的过程形成误读。有研究者认为，对科学技术的想象可能会降低科学话语的真实性并增加虚构性，尽管是对自然科学本身的描述，也会受到话语和语用标准的约束（Chiriac，2013）。对技术的社会想象总是会蕴含在不同主体生产的话语结构和话语实践之中，因此不同国家的社会技术想象也会存在话语封闭的问题（李卫东，陈昶洁，贾瑞雪，2025）。过往研究对近年来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更大范围内的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已作出了较多分析，并归纳和提炼出了不同的社会技术想象类型或价值偏向。但这些已存在的想象类型是否能够全面地反映出对人工智能技术应有的多元解释，以及其中是否存在偏见与遮蔽的问题仍存争议。在情感和价值的偏向中，谭小荷（2023）的研究也发现，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中心主义的AI想象是先前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两种社会技术想象类型，其中技术乐观主义常被视为带有美国特质的工具性热情，同时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占据主导性地位的技术社会想象。那么，对于不同国家之间建立在“他者想象”基础上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的形成和类型，是否同样存在话语的封闭性或来自他者的偏见，这些思考将是研究中美两国对彼此国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社会想象中需要进一步回答的。综上所述，本研究的问题是：中国和美国对彼此国家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各自具有怎样的特征和差异？二者如何从“他者视角”建构彼此的社会技术想象？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根据新闻媒体多方面的综合影响力选择了中美各9家官方、主流或权威的新闻媒体作为收集话语资料的对象，选择样本均为全国性的新闻媒体，不包括地方媒体（见表1）。以“ChatGPT”和 “DeepSeek”作为关键词检索并下载各个样本媒体在微博（中国媒体）和X（美国媒体）上的全部历史发文内容、时间、点赞数、评论数和转发数，形成共计1589条媒体发文内容的实证分析资料（中国媒体对ChatGPT的报道从2022年12月5日起，美国媒体对DeepSeek的报道从2025年1月27日起，数据收集范围均截止于2025年6月22日，详见附录）。整体来看，样本中的中国媒体都会涉及对ChatGPT的报道，并且均具有相对较多的报道数量；而美国媒体对DeepSeek的报道因不同媒体而异，个别媒体未见有关DeepSeek的报道（NPR）或报道数量极少（CNN等）。

研究中对文本资料的分析过程采取LDA主题模型的计算分析。首先采用微词云平台的“en40”分词模型进行分词，进而基于分词结果进行情感分析和LDA主题分析。中文主题建模分析中选择了名词、动词、动名词、副词、人名、机构团体名、习惯语和简称略称，英文主题建模分析中选择了名词、专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再根据初步测试结果人工剔除本就属于描述研究对象的词语，以及较多出现但无分析意义的词语。最后得到不同主题类型包含的高频词、情感分析结果以及共词网络关系，在此基础上，对中美新闻媒体报道中的社会技术想象进行阐释。

本研究选择微博与X平台分别作为中美媒体的话语来源，主要基于这两个平台在各自国家社交媒体生态中的“重要性”与“影响力”的定位。但也需说明，两平台存在的一些客观差异可能对文本分析产生潜在影响：其一是内容形态差异，微博支持长文、图文与视频结合的深度内容报道，而X更加倾向短小文本与即时评论，这在新闻媒体账号的发文中比较明显。其二是平台监管环境和内容审核的差异，中美两国因不同的社会制度以及现行互联网管理政策的不同，会使微博和X两个平台形成不同的内容审核机制，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到面向他国科技产品的社会技术想象的形成。后续分析将在结论和研究局限部分进一步讨论这些差异可能对研究结论产生的潜在影响。

四

研究发现

（一）中国媒体对ChatGPT报道的文本分析

中国媒体对ChatGPT的报道内容共包含59107个汉字，14101个词语，平均句长26.71词，词密度77.37%。情感分析的有效条数为528条，其中积极情感占46.01%，消极情感占26.61%，中性情感占27.38%。LDA主题分析中，根据困惑度计算结果分为4个主题，见表2。

中国媒体对ChatGPT的报道主要围绕着“工具理性的功能激活”以及“价值理性的风险规制”这两方面展开讨论，形成递进的想象维度，各维度均与社会技术想象的集体信念属性和未来取向特征契合，并且对ChatGPT这例非本土前沿技术采取了客观与科学的认知建构。从基础数据看，中国媒体对ChatGPT报道的积极情感占比（46.01%）显著高于消极情感（26.61%），且LDA主题分析中的“教育知识应用”（主题2，25.76%）与“技术本质描述”（主题1，32.39%）的占比合计超58%。这些数据特征可以印证“技术本质优先”的社会想象逻辑，即中国主流媒体首先将ChatGPT定位为可服务于社会发展的技术工具，而非承载国际政治博弈的符号载体。

1.技术知识的公众普及：从黑箱到可解释的工具

对于中国社会而言，ChatGPT既是一例遥远且模糊的海外新兴科技产品，同时也包含了指向未来的科技想象。中国媒体对ChatGPT的基础层想象，聚焦于打破技术黑箱，通过原理科普和功能拆解的方式来实现公众的认知祛魅，这一过程体现了社会技术想象集体信念形成的核心机制。例如，“它是一种过度商业化的概念，还是一把打开未来之门的钥匙？面对新物种，拥抱它也要审视它，礼赞它也要‘驾驭’它”（《人民日报》，2023年2月10日）。尽管 ChatGPT作为一例美国的人工智能和互联网产品并未在中国大陆上市，但我国主流媒体在科技创新的社会想象意义上仍然给予了比较积极和正向的态度。对未来科技的想象还体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如何影响人类以及社会的本质性讨论。因为ChatGPT对于中国社会公众而言并不像DeepSeek那样直观和具象，大多数人对这一产品的认知处于经过媒体报道后的想象，缺少具身性的参与实践。因此，对ChatGPT的讨论更为偏向抽象层面上的对人工智能的理解与反思，例如AI的主体性、AI的价值、人机关系等。这些本质性讨论延续了人们对未来人工智能时代的想象和思考，其中也包含着困惑、风险和危机。

2.科教场景的社会影响：知识生产的适应性想象

在中国媒体有关ChatGPT的话语中，知识教育领域是技术已经或未来可能应用的诸多领域中尤为突出的。主题2中“学生”“大学”“论文”等高频词的聚类（占比25.76%），以及积极情感占比（54.41%）在四大主题中占比最高，表明中国媒体将ChatGPT的核心想象锚定于教育与知识生产领域。例如，中国媒体积极参与构建有关ChatGPT的社会认知，其中重点突出的是产品在知识活动中的功能性和实用性。但另一方面，中国媒体也关注技术对知识生产伦理的冲击，体现“风险规制”的理性认知。这种二元性并非矛盾，而是社会技术想象排他性竞争特征的体现，在“技术赋能教育”与“技术破坏教育公平”这两种潜在愿景中，媒体通过话语引导筛选出可控的技术赋能作为优先性想象的方向，这与中国社会稳中求进的技术发展理念契合，也印证了社会技术想象需要与本土社会规范共振的观点。

3.风险认知的归因：去政治化的技术风险想象

中国媒体对ChatGPT的风险想象多集中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些共性的、共识的风险，如数据安全、虚假信息、就业冲击等，但并未凸显ChatGPT这一具体产品的“美国技术身份”。例如，“ChatGPT强大的功能引起了学术界的担忧”（《中国日报》，2023年1月26日）“经过一段‘沉浸式’体验，虽未感到恐惧，但仍不免有些担忧”（《科技日报》，2023年2月16日）。从关联性风险的话语中还可以进一步看出，对风险的想象不完全取决于ChatGPT在早期社会应用中出现的错误或性能局限，也承载了此前较长时间以来社会公众对人工智能技术形成的相对固定的风险意识。最为重要的是，这些风险讨论均围绕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展开，未涉及技术背后的国家竞争风险。这种“去政治化归因”的关键意义在于，它将社会技术想象的焦点从国际博弈拉回到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符合社会技术想象解释科技与社会互动的核心，同时也为我国的DeepSeek等本土产品的发展预留了理性借鉴的认知空间，避免因技术民族主义陷入话语封闭。

此外仍需说明的是，中国媒体对ChatGPT的“去政治化”想象并非绝对，而是存在“技术优先、政治隐性”的特征。从主题3（国际竞争话语，占比11.17%）的文本来看，部分报道也会提及ChatGPT背后的美国科技产业优势及其竞争力，但此类话语仅作为技术发展背景提及，未上升至“国家威胁”层面。此外，这种“技术优先、政治隐性”的倾向也与中国媒体的政策环境密切相关：根据中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在互联网传播的全部新闻信息都要遵守“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促进形成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的基本要求，因此在科技新闻报道中需要避免将技术议题过度政治化，这种基本政策导向决定了媒体的报道框架。同时，中国作为后发展的科技大国，对ChatGPT的“去政治化”认知也符合“学习借鉴—本土创新”的技术发展路径，例如许多报道中都提及或反映了需要借鉴ChatGPT的技术经验推动我国大模型的研发，体现了技术认知与国家发展需求的结合。

（二）美国媒体对DeepSeek报道的文本分析

美国媒体对DeepSeek的报道内容共包含37739个字母，5636个单词，平均句长19.24词，词密度50.87%。情感分析的有效条数为293条，其中积极情感占34.13%，消极情感占15.7%，中性情感占50.17%。LDA主题分析中，根据困惑度计算结果分为6个主题，见表3。

美国媒体对DeepSeek的报道话语，呈现出比较明显的“技术政治化”的社会技术想象，其核心逻辑是将DeepSeek的技术属性转化为“国家威胁”的符号。通过“威胁建构—竞争防御”的叙事闭环，实现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认知框定，这一过程也契合社会技术想象服务于政治共同体愿景的工具性特征。从研究数据中看，美国媒体对DeepSeek相关报道的中性情感占比（50.17%）显著高于中美媒体的同类报道。虽然消极情感（15.7%）低于中国媒体对ChatGPT的消极占比，但结合主题内涵可见，其消极情感高度集中于“国家竞争”（主题2，18.18%消极占比）与“技术质疑”（主题5，21.74%消极占比）。同时，“中美技术关系”（主题5，20.82%）与“产业竞争”（主题3，23.21%）的主题占比合计超过44%，这一数据特征印证了“政治优先”的想象逻辑。即媒体首先将DeepSeek视为“中国挑战美国科技霸权的载体”，而非“具有独立价值的技术产品”。

1.技术突破的震惊叙事：事实震惊与威胁预警

美国媒体对DeepSeek的基础层想象，是以一种“震惊叙事”为起点，进而将技术突破转化为美国科技优势受损的预警信号，这是社会技术想象中集体危机感知的建构过程。例如，《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的DeepSeek凭借其人工智能程序震惊了世界”（《华尔街日报》，2025年1月28日），《华盛顿邮报》强调其“在华尔街、硅谷和华盛顿引发轰动”（《华盛顿邮报》，2025年1月28日）。这种叙事并非对技术本身的肯定，而是通过制造“震惊感”来放大中国科技崛起的“意外性”，进而暗示美国科技领先地位遭遇的不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媒体对DeepSeek技术原理的报道占比较低，反而过度聚焦地域符号，这一话语策略本质是将客观的技术突破与中国的国家意志绑定，将社会技术想象的焦点从“技术创新”转移至“国家威胁”。这种过程既反映了社会技术想象需服务于国家建设目标的理论逻辑，但也让其陷入了技术认知工具化的误区。

2.产业竞争的零和想象：市场竞争和霸权防御

从主题3（侧重产业经济，23.21%）与主题5（侧重中美关系，20.82%）的文本内容来看，体现了美国媒体将DeepSeek的市场影响想象为零和博弈，其核心是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产业的霸权地位，这也是社会技术想象的排他性竞争特征的极端体现。媒体报道中，DeepSeek被描述为“抢占美国市场份额”或“挑战美国芯片管制”的“破坏性力量”。这种想象逻辑的关键问题在于，它将技术竞争简化为国家权力的“攻防战”，忽视了技术创新的全球溢出效应，违背了社会技术想象促进技术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初衷。同时，这种“零和想象”也强化了美国社会对“中国科技威胁论”的集体信念，形成从技术竞争到霸权焦虑，再到政策打压的恶性循环。

3.技术价值的双重标准：性能质疑和安全抹黑

美国媒体对DeepSeek的技术价值判断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双重标准”，这种矛盾性话语的本质是为“威胁感”的建构提供合理化支撑，也反映了社会技术想象可能因政治需求偏离技术本质的局限性。一方面，美国媒体将DeepSeek视为重要竞争对手，承认其对美国以及全球产业构成挑战。但另一方面，又通过“技术创新性不足”“数据安全风险”“环境成本过高”等话语否定或批评其技术价值。这种“双重标准”的话语策略，实际上是通过贬低技术内在价值从而消解中国科技发展的合理性，同时通过夸大安全风险为美国的技术打压政策制造舆论基础。这种想象维度完全脱离了技术本身的客观属性，将社会技术想象异化为政治博弈的工具，导致其不仅无法实现对技术的理性认知，反而会阻碍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协同发展。

此外，美国媒体对DeepSeek的“政治化”想象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内部差异，并非所有美国媒体在看待中国科技发展时都持极端“威胁论”立场。这种差异与美国媒体的所有制属性相关，如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等商业媒体更倾向于从“产业竞争”视角建构叙事，而福克斯新闻等保守派媒体则更侧重“国家安全”叙事。此外，这种“政治化”倾向也受到美国政策环境的直接影响，目前美国对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制裁已经形成了“战略—法律—联盟”的协同体系（卞宏波，刘辰远，董美，2025），同时这些政策导向也在媒体报道中得到强化，体现了政策与媒体话语的相互建构。还需特别注意ChatGPT与DeepSeek的发展阶段差异对媒体想象的影响：ChatGPT自2022年底发布至本研究数据收集时已发展近3年，经历了“舆论热潮—理性降温—常态化应用”的过程，中国媒体对其的晚近报道可基于技术成熟度与社会影响进行全面分析；而DeepSeek于2025年初发布，尚处于“技术验证—初步推广”阶段，美国媒体对其的认知缺乏长期应用数据支撑，更易受技术突破震惊感和地缘政治预设的影响，导致报道中“威胁叙事”占比更高。例如，中国媒体对ChatGPT的报道会提及更多具体的应用成果，而美国媒体对DeepSeek的报道多聚焦技术指标，这些差异与技术发展阶段可能相关。

五

总结讨论

（一）“技术—政治”互动逻辑下中美两国对彼此的社会技术想象

中美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不单单是技术问题，两者都反映出了技术和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作为来自海外且具有一定竞争性的前沿技术，中国对于ChatGPT的态度及其包容性更高，更大程度上将ChatGPT的相关想象集中于科学技术本身；而美国更看重的是DeepSeek背后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结构及其隐含的竞争性想象，更易于将技术政治化。结合前述研究发现，中美两国对生成式AI的社会技术想象在技术定位、风险归因和价值导向三个核心维度上呈现系统性差异，这种差异本质是两国的“技术—政治”互动的折射，且均需置于社会技术想象的理论框架下进行深层解读。在技术定位上，中国对ChatGPT的想象是“去政治化”的人类共同面对的新兴技术工具，美国对DeepSeek的想象则是“政治化”的国家威胁符号。在风险归因上，中国对ChatGPT的想象锚定于数据安全、伦理问题等技术的共性风险，美国对DeepSeek的想象则倾向于将中国标签化后的霸权挑战、安全威胁等政治风险。在价值导向上，中国对ChatGPT的想象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上更强调平衡，即同时突出效率提升和风险规制；而美国对DeepSeek的想象则是零和博弈与“霸权防御”的单向强化，突出的是竞争压制甚至抹黑。

从根本上来看，这种差异首先源于两国社会技术想象的合法性基础不同。中国的想象逻辑以“技术普惠”为合法性来源，强调生成式AI作为人类共同技术成果的属性，这与中国一贯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理念高度吻合，也符合社会技术想象需要反映所处社会的核心与主流价值观念的内涵。这一合法性基础可通过具体政策文本与媒体话语的呼应得到印证，例如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把人工智能作为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打造平权、互信、多元、共赢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开放生态”，体现了政策理念与媒体认知的一致性。此外，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推动AI技术合作，尤其是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大模型合作与治理的政策目标，也为“技术普惠”的社会想象提供了实践支撑。主要新闻媒体的报道也进一步印证了“技术普惠”并非抽象理念，而是具有具体实践路径的认知框架。而美国的想象逻辑以“权力维护”为合法性来源，将生成式AI视为巩固国家地位的战略资源，这与美国的科技霸权主义的国际战略吻合。例如，美国在《国家人工智能法案》（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itiative Act of 2020）中提出了“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研发方面的领导地位”，之后在《国家人工智能研发战略计划》（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2023 Update）中又将“维持美国在AI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列为首要目标。与之相应，媒体报道中则多体现了DeepSeek的崛起可能削弱美国在AI领域的话语权，这种政策与媒体的呼应印证了“权力维护”的合法性基础，并进一步将“权力维护”转化为具体的技术竞争策略，形成“政策—媒体—公众认知”的闭环。其次，这种差异也与两国技术发展语境的不同密切相关。中国作为后发展起来的科技大国，对ChatGPT的想象更多承载学习借鉴、优化本土技术的功能，因此需保持对海外技术的理性包容，避免因技术民族主义而错失发展机遇；而美国作为先发展的科技强国，对DeepSeek的想象更多承载防御挑战、维护领先地位的功能，因此倾向于通过威胁建构强化国内共识，为技术打压政策提供舆论支撑。最后，这种语境差异也导致两国社会技术想象的开放程度不同，中国对外国技术的想象具有一定开放性，而美国对外国技术的想象则呈现出封闭性，这与先前研究者提出的社会技术想象可能因话语封闭陷入科林格里奇困境的观点相呼应（李卫东，陈昶洁，贾瑞雪，2025）。

（二）围绕“风险—进步”关系中的“他者视角”及其认知局限

从风险与进步的矛盾关系以及共生关系来看，中美两国的技术社会想象均包含进步想象与风险想象的二元维度，二者形成相互纠缠共生的关系。这体现了人工智能作为尚未得到社会历史发展检验的新事物，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都存在比较明显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感知。相比之下，美国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风险想象在相关媒体话语中的占比较高于中国，即相比于科学和社会进步的积极未来想象而言，技术的社会风险想象在美国更受重视。中国对ChatGPT的想象中，教育赋能和技术突破的进步愿景（积极情感46.01%）与数据安全和伦理风险的担忧（消极情感26.61%）并存，且通过理性规制来实现二者平衡；在美国对DeepSeek的想象中，“技术竞争”的压力与“权力受损”的风险焦虑并存，且通过打压防御来缓解焦虑。但是，中美两国的不同角度也都印证了进步与风险是社会技术想象的一体两面的基本观点，任何技术的社会想象都无法脱离对未来的憧憬与对不确定性的担忧，二者的互动构成社会技术想象的动态发展过程。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环境下，社会技术想象并不是完全可以由单一民族国家内部完成的，必然会或多或少地受到国家之间互动的影响，社会技术想象中的“他者视角”和“他塑过程”既是过往研究所忽视的面相，也是影响未来中美以及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社会建构过程中需要投以更多关注的问题。在任何社会中运作的多种竞争性社会技术想象中，某些想象在国家层面往往更持久，因为强大的意义制造和目标选择工具通常由民族国家控制（Jasanoff & Kim，2009）。目前，美国对于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想象存在比较明显的偏见，这种偏见的主要成因仍然来自围绕人工智能产业及应用中更深层次的中美政治和经济关系（Chang，2021：67-69；Manfredi-Sánchez & Morales，2025）。近年来，我国虽然一直倡导在国家发展和国际关系中的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协作、共赢的发展，但美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威胁”的观念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从他者视角的认知局限来看，这种偏差的本质是本土社会规范对他者技术的选择性解读，反映了社会技术想象可能因文化、政治因素陷入认知局限的问题。美国对DeepSeek的想象存在过度聚焦政治属性、忽视其技术创新价值的局限，这种他者视角的认知局限不仅会影响两国对生成式AI技术的理性认知，还可能对全球生成式AI产业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中国若忽视海外技术的“霸权属性”，可能在技术引进、合作过程中陷入技术依赖的风险；另一方面，美国若持续以政治偏见打压中国技术，可能引发全球生成式AI技术的阵营化，阻碍技术的全球协同创新。这也印证了社会技术想象具有全球关联性的理论发展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单一国家的社会技术想象已无法脱离国际互动，他者视角的认知偏差可能引发想象冲突，进而影响全球技术治理的进程。

（三）基于社会技术想象的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治理展望

社会技术想象力既描述了可达到的未来，又规定了应该达到的未来（Jasanoff，Kim & Sperling，2007：2）。Pesch（2021）也认为，社会技术想象从根本上来说是前瞻性的，即想象一种未来的集体秩序，这种秩序既是新技术将被实施的背景，也是这些新技术所允许的未来。就目前中美两国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社会技术想象的现状来看，美国对于中国人工智能想象中的竞争和威胁话语的提升将会对我国未来相关科技的“出海”构成现实挑战。反之，中国在对他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社会想象中体现的“去政治化”的进步视角及其未来愿景将有利于国际范围内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的想象力会渗透到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设计与实践中，尤其体现在由国家代表或建设的科技项目中（Jasanoff，Kim & Sperling，2007：6）。结合本研究的发现可以进一步说明，为实现全球范围内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突破“技术政治化”的认知陷阱，推动构建客观、理性、开放的社会技术想象。

从国家主体的层面看，我国需要继续保持对技术客观评价的认知优势，并强化对海外人工智能产品的风险认知。具体而言，可通过技术评估、伦理规制、公众参与的多元机制，构建全面与理性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媒体报道框架。此外，在肯定ChatGPT等海外技术价值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其数据主权和意识形态渗透等风险的研究，为本土技术发展提供借鉴和规避的双重指引。对于美国而言，应当打破“技术政治化”的报道框架及其带来的封闭性想象，回归技术本质优先的认知逻辑，避免因国际秩序的霸权焦虑阻碍技术创新。我国在中美的技术合作关系中，也可积极通过科技界与人文界交流的学术对话、中美AI企业的技术研发协作等跨国企业合作，重构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认知，将过去零和博弈的刻板印象转化为协同发展的未来想象。从国际关系的层面来看，可构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相关平台，组织中美及其他国家的媒体、学界、产业界代表，围绕生成式AI的技术本质、风险防控的全球共识、技术创新的协同路径等议题展开对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导向的全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社会技术想象。通过对话机制打破单一国家的视角封闭，通过他者视角的修正实现对技术的全面认知。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关注的是除了中美两个“人工智能大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如何看待中美的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对彼此国家技术以及其他国家技术的社会想象，从而在多元的主体建构下呈现出更加客观和真实的社会技术想象。

（四）研究局限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中采取的是一次性获取历史网络内容的方法，因此会忽略部分媒体对历史报道的删帖内容，并且部分美国新闻媒体因付费制度的影响在社交平台中采用导语加链接而非直接发表内容的方式，后续研究可以采取分阶段、分层次获取资料的方法以得到更为完整的语料库。并且，LDA主题模型虽能实现文本主题的客观聚类，但难以完全捕捉媒体报道中的隐喻、反讽等隐性话语逻辑，后续研究可结合批评性话语分析等方法，进一步提升研究的深度。此外，本研究选择微博与X平台作为数据来源，两平台的属性差异可能对研究结论产生潜在影响：一方面是内容形态差异导致美国媒体报道对技术细节的阐释不足，另一方面是平台监管环境差异可能影响媒体对他国技术的评价倾向。目前，虽然美国社交媒体平台中已有中国新闻媒体的入驻，但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中并没有美国新闻媒体的官方账号，所以严格的跨平台对比尚不具有客观条件。但未来研究还是可以选择其他具有相似属性的平台进行补充分析，如“知乎”“小红书”“Quora”“Instagram”等，以减少平台局限性带来的误差。

在研究对象上，本研究仅聚焦于重要新闻媒体这一社会想象主体，未纳入公众、企业、政策制定者等其他主体，后续研究可继续构建多元主体协同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社会技术想象的研究框架，更全面地反映社会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集体认知和建构机理。同时，本研究对“去政治化”与“政治化”的二元划分存在一定简化性，中国媒体对ChatGPT的报道并非完全无政治维度（主题3体现11.17%的国际竞争话语），美国媒体对DeepSeek的报道也存在部分客观技术描述（主题1体现18.77%的技术崛起话语），未来研究可通过政治话语占比、政治隐喻频率等指标实现更精细化的测量，避免二元划分带来的认知偏差。此外，本研究对“技术普惠”与“权力维护”的文化差异解释，虽通过政策文本与媒体话语的呼应提供了初步证据，但后续研究仍需结合中美科技文化传统、公众价值观调查等更深层次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最后，本研究未充分研究和讨论两国媒体管理体制对报道内容的形塑作用，这方面因素可能是他者社会技术想象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对于中美新闻媒体报道文本的比较分析而言，中国实行“党管媒体”的原则，媒体对海外科技产品的报道需遵循“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导向，避免过度政治化以维护技术交流环境；美国媒体虽以“独立”或“自由”为标榜，但实际上受资本与政治势力影响较深，对中国技术的报道易受政治立场左右。未来研究可通过诸如“媒体所有制类型”“政策法规文本分析”等不同的维度，进一步探讨制度环境对社会技术想象的影响机制，以更全面地解释中美差异的成因。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6年第4期。

本期执编/曹书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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